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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的经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民主政府。但作为开端，需要有几个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监督其政策，制止其极端行为。他在中国时建议把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其故在此。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马歇尔断定，就中国而言，他仍然相信把共产党纳入政府中使其在会议桌上争论问题，比将其留在外面，为实现其目的而诉诸武力要好得多。”＇2＇1948年4月批准的1。2亿美元军援，到9月底尚未交到国民党政府手里。这时，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已经展开。9月29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转交杜鲁门总统的急电，请他采取紧急措施，加速军用物资的采办和运输。但是这件事办得极不顺利。装运军火武器到中国的计划，在美中两国的官僚烦琐手续的迷宫中，两国官员们互相矛盾的意图中，缓慢地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11月16日，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首批总值约200万美元的1200吨的轻武器和弹药，才运到天津。规模最大的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于1948年12月1日抵达上海。但这已经来得太迟，无法扭转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颓势。所以，尔后运往中国的军火，应蒋介石的要求被转送到台湾。在美国批准的1。2亿美元的军援中，1948年内支付的只有609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军援问题上的消极，是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已经看得太多，不相信军援能起到什么作用。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一致认为：即使军援能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仍不可能避免自6月开始执行援华方案以后的七个月内，国民党军连续的四个大败仗。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及淮海战役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共同原因——缺乏斗志和士气。巴大维将军在1948年11月16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当魏德迈将军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当它的政权的政治基础已被侵蚀掉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又怎么能有战斗意志呢？＇1＇11月6日，在巴黎的联合国大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将国民党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交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封信提出了四点要求：1。美国是否同意任命美国军官以顾问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2。美国可否任命一高级军官领导特别代表团，主要为对于紧急情况提出意见及计划？3。美国是否将加速军火之供应？4。中国因苏联训练并装备日本军人与朝鲜人而向联合国提出呼吁一事是否可行？马歇尔和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马歇尔表示：“派遣一位高级美国军官赴中国是不合时宜并不起作用。即使无中国政府在过去屡次不接受美国劝告之情形，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1＇美国政府的严厉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低声下气，运用各种方式向美国乞求援助。当辽沈战役败局已定，淮海战役形势恶化的时刻，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赴美求援。1942年，宋美龄曾应罗斯福总统的邀请正式访问美国，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以生动的演讲和频繁的外交活动，倾倒了美国朝野。但是时过境迁，美国政府拒绝了宋美龄以第一夫人身份公开出访的要求，而是让她以“马歇尔夫人的朋友”身份作私人访问。并且规定了苛刻的条件。＇2＇非正式的身份和低调的接待，使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充满了辛酸和屈辱。当她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马歇尔国务卿称病住进了医院。宋美龄只得去医院看望马歇尔，这种做法不符合正常的外交礼仪，引起了新闻界的议论。当宋美龄去医院与马歇尔进行了45分钟谈话后，出来沉着面孔一言不发。她要顾维钧代她向记者发表一个声明：她来美国未经两国间正式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得安宁。她特别强调：“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由我一个人负责。”＇3＇宋美龄到华盛顿后，就等待杜鲁门总统的接见。但是美国官方一再拖延，不定具体日期。除了少数的社交活动外，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都未要求宋美龄去发表演讲。12月10日，在宋美龄到华盛顿的第十天，杜鲁门才会见了她，宋美龄渴望商谈美援大计的会谈只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短短时间就结束了。当等候的记者们围上来问有何结果时，宋美龄表示无可奉告。白宫新闻秘书打着官腔发布消息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总统同情地予以倾听。”＇1＇尽管国民党官方舆论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申报》在12月15日发表了驻美记者发来的通讯《蒋夫人美国行》，披露了真相。文章说：
蒋夫人的内心是伤感的，比二千多年前的楚国大夫申包胥更要难受，申包胥当年在秦国痛哭，对他个人，还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蒋夫人今天为了祖国而来华盛顿承受各种各样的难堪，虽说出发点跟申包胥当年相像，但就她个人的际遇来说，不是一个平常的女性能胜任的。时光仅相隔短短六年，六年前的同一天日子，同一个飞机场上，蒋夫人被美国朝野像宝贝一样前呼后拥。六年以后的今天？还是同一个蒋夫人，却遭遇到这样难堪的冷遇。
全美国的报纸，都用“冷淡”一个字描写蒋夫人的“秦廷”之行。杜鲁门平常万事都含含糊糊的，惟独对中国问题，斩钉截铁，态度非常倨傲。杜鲁门全力支持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亚洲呢？费用太大了，暂时冷观吧。就这样，杜鲁门发表了一连串对华政策的声明，借款不借，麦克阿瑟不派，侨民撤退，甚而至于发表声明“官方没有邀请蒋夫人”！
勇敢的蒋夫人，她跑去医院找马歇尔，作了两次长谈。内容还没有发表，ABC广播电台报告说：马歇尔态度之傲慢，如若接见德国和日本的人民代表。WBC电台幽默地报告说：杜鲁门这几天正忙于重新安排美国的宝藏，让勇敢的蒋夫人找不着美国的金银何在。
宋美龄访美的失败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内议论纷纷，司徒雷登感到应该表明立场了。蒋介石12月13日派张群约见司徒雷登，想打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确实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12月17日，司徒雷登又对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表示：“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样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至少是表达人民的意志的一小群人。”＇1＇美国政府摊牌了，要蒋介石下台。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12月31日晚，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孙科等开会，多数人认为蒋应当下野，把权力移交给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反对派和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承认“戡乱”的失败，转而呼吁和平。他表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2＇为了表示“诚意”，1月4日，蒋介石来到李宗仁的官邸，宣称自己要引退，请李出面与共产党谈判。李宗仁坚决推辞说：“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蒋说：“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李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第二天，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就找到李宗仁，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
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李大为吃惊，美国大使馆的情报远比他灵通。原来蒋介石要李宗仁在前台当替死鬼，自己已经在安排后路了。＇1＇那些天，南京政府的“和谈”之声高唱入云，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随声附和。继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之后，1949年2月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他“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铲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用”。他表示：“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他援引1938年1月在延安对毛泽东讲过的话，指出中共“过去最大错误”：
一是（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的武力不知小过那时全国军阀的武力多少倍，而北伐卒能成功。这成功全是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并非成功于军事。对照来看，过去十年间（1927—1937）共产党革命之无成，甚且党命几乎不保，即证之其在政治上失败了——政治路线错误。若在政治上是适合时势需要的话，那配合你们的军事早当成功了。
又一是自抗战前夕到现在（指谈话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试问这何尝靠武力得来，只为倡导团结抗日，放弃了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政治路线上走对了，所以就成功。对照来看，则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恃军事维持一条党命者，显然是政治路线不对可知。
面对这些言论，共产党人如何应对？毛泽东胸有成竹，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门见山地宣告：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总结了1948年战争的特点：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
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笔锋一转，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阴谋，表示了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他写道：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毛泽东生动地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豪迈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揭露了南京政府和美国方面的“和谈”阴谋，澄清了民主人士的模糊观念，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共党员、解放军官兵和广大群众。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和危险，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张在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下实现中国的统一，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斯大林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种立场当然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困难。在得不到苏联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谈话，要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各国共产党。斯特朗到了苏联后，却发现苏联人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斯特朗一有机会，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