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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大约成书于1350—1353年间，全书共有一百篇故事。说故事的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七个年轻女子和三个青年。他们为了逃避1348年的大瘟疫，住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座庄园里，每天讲一个故事，在十天中轮流讲完了这一百篇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好多天所讲的故事都能各自构成一个具有中心思想的单元。
在《十日谈》中，作者撕下了僧侣们道貌岸然的华丽的外衣，对教会的罪恶予以无情的揭露。在第一天故事第二中，通过犹太商人亚伯拉罕到罗马的见闻，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中心——罗马教廷，指出罗马已经“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在第一天故事第一中，生前无恶不作的夏泼莱托，死后竟被教会尊为圣者，遗体供人瞻仰，这是对宗教的有力嘲讽。那些自称代表上帝意旨的僧侣们，在薄伽丘的笔下，一个个都成了可笑的小丑。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背里却是男盗女娼。其中有诱奸民女的修道院长，霸占民妻而把其丈夫禁锢在地窖中的修道院长，胡乱骗取乡人的教士，严办有奸情的修女而自己也犯有同样过失当场出丑的女修道院院长……。这些对教会揭露和批判的故事，有力地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宗教桎梏的要求。
《十日谈》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讴歌爱情自由，肯定人有享现世幸福生活的权利，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反对等级观念，有力地批判了禁欲主义。在这方面，它比但丁的《神曲》进一步面向现实，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第四天第一个故事，通过萨莱诺亲王唐克烈的女儿绮思梦达和男仆纪斯卡多恋爱的悲剧，歌颂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强烈控诉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揭露门第婚姻的不合理和封建道德的虚伪。作者通过绮思梦达的口，向封建世俗偏见进行有力的批判，提出了评价人的新的标准。她说：“人类向来是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十日谈》中最感人的故事。在第五天故事第七中，通过“白痴”西蒙由愚钝变为聪颖的奇迹，作者指出，爱情并不象教会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罪孽，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们去争取幸福的高贵的感情：“爱情的力量有多么神圣，多么伟大，可以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
《十日谈》中还有一些故事赞扬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才干和智慧，敢于进取和高贵精神，为新兴资产阶级大唱颂歌。
应该指出，《十日谈》中也有不少糟粕，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纵欲放荡的丑恶行为，有些描写过于粗野，对读者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十日谈》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它的结构和风格两方面。
《十日谈》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如果包括有些天故事的引子，总共有一百多个故事。如何把这些故事缀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需要作者精心地构筑。薄伽丘借鉴了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的框架结构法，但与《一千零一夜》不同的是，薄伽丘具有明确的创作主题，即反禁欲主义，这个主题是全书结构的主线和灵魂。因此，作者在安排这些故事中，将内容类似的故事编在同一天内，并按一个总题 （只有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总题），使之纲目清楚，旨意明确。薄伽丘考虑了这些故事在思想内容上的层次，把它们安置在合适的地位。例如第一天的故事，全都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揭露，其中故事第二是全书的总基调。第十天的故事明显地与前几天的故事不同。第七、第八、第九天的故事嘲笑了那个时代的家庭，描写了男女偷情对传统家庭的破坏，而第十天的故事说明了薄伽丘并不是一个无道德主义者，它们赞扬了“恋爱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所表现的可歌可泣，慷慨豪爽的行为”。这样的安排，突出了全书主题的严肃性。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作者也注意故事之间的联系，作者有时让“国王”或“女王”讲一个故事，作为全天故事的引子，在这一天的结尾交代下一天的故事内容，使之过渡自然，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故事中重现，来加强短篇故事集结的连环性，例如，卡拉特林出现在四个故事中，勃伦诺和布法马可出现在五个故事中。
《十日谈》的主要风格是讽刺和幽默。薄伽丘从反教会的需要出发，规定了全书的总风格：对虚伪的僧侣或是冷嘲热讽，或是嬉笑怒骂；对市民的轶闻趣事，则以幽默的笔调使读者发出健康的笑声。例如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杨诺在罗马看到了这些寡廉鲜耻的基督僧侣的所作所为后，作者笔锋一转，使故事得出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既然如此腐败的基督教还是屹然不动，那么它一定是比其他宗教更“神圣”，因此，杨诺决定改信基督教了，这样的讽刺真是入木三分。如第六天的一些故事，描写的都是市民的一些生活片断，虽然有些故事的内容琐碎了些，但作者以其特有的幽默，表现了世俗生活的乐趣，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十日谈》的故事大都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拉丁故事集和东方寓言。在这里作者突破了中世纪小说单纯说故事的方式，企图在描写自然现实，勾勒人物特征，刻划人物心理和塑造典型形象方面探索新的途径。这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心灵高尚的疯子”
——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欧洲文学史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唐吉诃德》几乎是家喻户晓，几百年来，一直愉悦着亿万人的心灵。
塞万提斯生活在西班牙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当时的西班牙正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封建势力尚占统治地位。自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地跨欧亚大陆的殖民大帝国急遽地衰落下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勾结天主教势力对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实行重税政策，资本主义因素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进行疯狂的军事扩张，无休止的战争耗尽国力，经济凋数，人民起义不断发生。
塞万提斯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1569年，曾随红衣主教去意大利，受到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尔其的海战中受了重伤，落下了残疾。1575年回国途中，又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的苦役中，度过了五年的囚徒生活，直到1580年才由亲友赎出回国。此后的生活也很坎坷，穷困潦倒，干过军需，税收等工作，也接触到农村生活。1587年后因履行职务而得罪了教会和权贵被逐出教门，并数次被诬入狱。这种种个人经历使他看到社会的黑暗并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不幸命运。
塞万提斯的创作多式多样，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尝试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已五十多岁。当时，荒诞的骑士传奇在西欧各国早已销声匿迹，而西班牙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向外扩张，建立霸权，想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来盅惑青年贵族去冒险。因此，这种骑士小说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在西班牙仍然风行一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者，对此深为厌恶，他把消灭荒诞的骑士文学看成是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里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思想启蒙。
他写作《堂吉诃德》目的就在于此。他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宣告：“我的愿望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真人真事，已经使骑士小说站不住脚，注定要一扫而空了。”果然，《堂吉诃德》出版以后，社会上迷恋骑士小说的狂热不为减退，西班牙从此很少出版骑士小说。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备受读者欢迎，不到一个月就出了三个盗印的版本，引起反动贵族和教会的惊恐。1614年出现了一部化名伪造的《堂吉诃德》续集，作者化名为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纳达，他代表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反动贵族势力，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歪曲作品主人公的形象，使堂吉诃德和桑丘变成了粗俗、下流的人物，妄图藉此抵毁作家的声誉，抵销作品的社会影响。对此，塞万提斯无所畏惧，带病坚持赶写续集，于1615年出版，这是对反动势力的一个有力反击。
小说描写西班牙有个老绅士堂·吉诃德，年约五十，他蜇居在拉曼却村，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决心恢复骑士道，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打抱不平。他穿一身曾祖留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上一匹可怜的瘦马，悄悄离家去冒险。他选中邻村的一位姑娘做他的理想的“夫人”，终身为她服务。他给她取个贵族名字为杜西尼娅。从此，这个女子在他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位高贵的、美丽的公主。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就开始远行，立志冒大险，建奇功、成大业，献身于游侠事业，俨然是救世主了。他前后出走三次，每次都丢盔弃甲，几乎丢了性命。第一次单枪匹马出游就极为不利，被打得“象干尸一样”，横在驴背上被邻居送回。家人看到他被骑士小说害到如此可怜地步，便把满屋子的骑士小说一烧而光。第二次他说服了一个农民桑丘·潘沙做他的侍从，答应有朝一日让他做岛上的总督。于是又干出了不少愚蠢可笑的事来。第三次出游，桑丘在公爵的一个镇上当了“总督”。堂吉诃德迫不及待地要实现他的改革社会的理想，结果，主仆二人受尽折磨，险些丧命。一些闲暇无聊精神空虚的老爷太太，把他俩当做难得的开心玩物，导演了许多令人捧腹而又不忍的恶作剧。最后，堂吉诃德被家人用计抬回家来，一病不起，临死时他才清醒过来，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才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
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并以恢复古代的骑士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处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西班牙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
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鞑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公爵夫妇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代表，表面豪华的公爵府第，内囊早已空虚。为了寻开心，他们不惜指挥上百个奴仆扮演妖魔鬼怪，残酷地折磨堂吉诃德主仆。作者揭露了以公爵夫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空虚和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掩饰着的阴险、凶残的本性。官僚们贪污纳贿，买卖黑奴，卖官鬻爵。这些以血腥手段爬上去的官僚们有什么本领呢？两个市政府委员因学驴叫挑起了两个小市镇的流血的械斗，他们还得意地为有这善学驴叫的“一技之长”而感到“自豪”。反动的专制君主为维护其野蛮的统治，必然对内镇压，对外侵略。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大骂巡逻队 （即“神圣友爱团”）：“你们是结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好大喜功的国王疯狂地进行军事侵略，七千名西班牙士兵为保住在突尼斯果雷塔这座殖民城堡而全部牺牲，无辜士兵，尽成炮灰。在反动暴君统治下，国内外都面临重要危机，统治阶级往往以挑起宗教冲突或民族矛盾来摆脱困境。被驱逐的摩尔人李果德父女的悲惨遭遇就是对这种反动政策的血泪控诉。人民活不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深夜里，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在绿林深处碰到“满树的尸体”。“那时地方官府捉到土匪和强盗，往往把二三十个一起挂在树上绞死”。书中的强盗首领罗盖·吉那特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西班牙人民爱戴的侠盗。作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真情。
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经济的观念形态，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十一世纪流行，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堂吉诃德却认为，要扫除社会不平“莫过于游侠骑士和骑士道的复活。”这一情节冲突既具有喜剧性又具有悲剧性。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中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穷客店看成了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做受害的骑士。他冲杀过去，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人们带来灾难，他善良的动机，得到的却是危害人的恶果。堂吉诃德把牧童安德瑞斯从地主的皮鞭下救了出来，自以为做了好事，扬长而去，可是他一走，牧童却遭到更加残酷的鞭打。后来，安德瑞斯气愤地指责他：“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向社会冲杀过去，他“挨够了打，走尽背运，他遍尝过途艰辛。”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这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堂吉诃德坚信骑士道，如果有谁否认游侠骑士，在他看来“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冰霜不寒冷，大地不滋育万物一样。”他从来不承认失败，并想出种种可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认为是摩术师跟他作对，剥夺了他的“胜利光荣”。他不怕人们议论、讥笑和咒骂，他说“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他不怕遭受侮辱和打击，他虽然被人当做疯子一样关在笼子里，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也不失去信心，还安慰别人：“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他更不怕死，他把非洲凶狮的笼子打开，凭一把又锈又钝的短剑，敢于和狮子决一胜负。作者把堂吉诃德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了他性格中的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
只要不提骑士道，堂吉诃德的谈吐应答都十分高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见解高出于周围的人，他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你的’的“黄金时代”。比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来，这理想是狭窄而又模糊的，是以空想的托古改制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是反对私有制罪恶的，是进步的。堂吉诃德心目中的游侠骑士是个全村，既是一个“懂得公平分配公平交易的原则”的法学家，又是神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会钉马蹄铁和修理鞍辔”。他的品德上还具有勇敢、文雅、胆大和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等各种美德。这样的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堂吉诃德对妇女所受的侮辱与压迫也十分关注。他热情地支持美貌的玛塞拉摆脱封建偏见，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他的支援下，牧羊青年巴西琉用妙计战胜了大财主的儿子卡麻丘依仗金钱势力夺取他的恋人的霸道行为。在公爵府中，他要求桑丘破除封建的门阀等级观念，进行人道的司法改革，还要“亲自视察监狱、屠场和菜市”等等。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他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高尚的贤明统治者身上。
堂吉诃德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多方面的性格。堂吉诃德这种极为矛盾的性格，是西班牙极端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可恶的现象。堂吉诃德是处在西班牙帝国急遽衰落时代的穷乡绅。那时，许多小贵族、小地主都濒于破产。他们对现实深怀不满，缅怀帝国兴盛时期的繁荣，因而骑士思想在一些穷乡绅中很有影响。堂吉诃德是骑士小说的受害者，他幻想成为一名理想化的游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