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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钱，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总没人理她。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阳报）拿过来看，找到Rent 那一栏，看到一间房都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吓得心惊肉跳。挣扎着熬到天亮，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两人吃了。思文说：“这些东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过来了。”我说：“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她说：“你天天吃餐馆。”我一笑说：“倒也是的。”又说：“我查地图了，这里离多大不远，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近了拖车过去，远了叫部车。”她说：“慢点，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昨天没打通。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回来说：“到门口去等，马上来了。”我说：“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他太太坐在车里。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车开动后，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思文马上说：“刚才到的。”牧师说：“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他太太回过头来问：“你们加入教会没有？”我说：“没有，中国教会少，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思文马上说：“有兴趣。”彭牧师说：“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思文很高兴地说：“那好，我正想去。”车转来转去，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离多大很远，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我马上拦了他，千谢万谢说：“耽误您太多了。”他递了名片给我说：“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上了楼我对思文说：“你要说有兴趣，又多出来一件事。”她说：“没兴趣你去说去，你坐在人家车上呢。”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过客，一人一天十块钱。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便到外面买了《星岛日报》找房子。两天以后，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住进二楼一间房中。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同样一间房，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也没能少一个钱。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电视机也送了人，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正遇上美国国庆，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耽误两天。赶到多伦多，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羡慕得不得了。太太说：“你们幸福了，你们幸福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说：“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要是能够换名字，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不想移民？说笑话吧！两千块，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存去。”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吓一跳说：“这么多！”她说：“一个学期的，一年就发三张。”我说：“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说：“先别高兴太早，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你自己开。”她扯了一张填了，说：“收进来就高兴，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我说：“学费割一刀，房租割一刀，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星岛日报》来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我心里就很放心，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好在我在龙──88了学了一点手艺，这使我有一点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作了标记，然后一处处打电话。不敢要求太高，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到了多伦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星岛日报》发行量大，却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广东话，不敢问津。《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语言上没有问题。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世界日报》，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几十元一幅的。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画家的脸色阴沉，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画多么抢手。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
听他们说了一阵，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您的国画还是走张大千的路子。”画家看我一眼说：“你懂画？”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都忘记了。他说：“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我大了胆子说：“这些画用笔很工细，意境却平庸，也不说平庸，是没有创意。”他说：“听起来你是个内行。”我说：“内行不敢说，看过几本书。”他说：“不过既然是国画，你总不能画成油画。”我说：“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几百年不变，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开，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说：“你倒说到点子上来了，照你说又怎么个变化？”我说：“我没专门研究过，也说不上来。”老板说：“依你看怎么叫人舍得往外掏钱来买？”我说：“我是外行，抓瞎说你们别笑。这种山水意境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缺少有机的对应性，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情趣、节奏和韵律。他们喜欢有力度的东西。”画家不高兴说：“去年我在纽约就卖得很好。”
我说：“你的画我提点小意见。”三个人起身去看画。我指了一幅画说：“这幅画你标题是《夏》，改成《圆荷凝露》意味就深远些。这幅《冬》，改成《独钓寒江》，意境更出来了。”跟他说了七八个可改的标题，他只否认了两个。最后我说：“如果有地方发表的话，我写篇评论文章，效果比广告要好些。”老板说：“写得好，发表的事归我，两家报纸的编辑都是熟人。”画家说：“你打算怎么写？”我说：“那当然是唱赞歌，这你只管放宽了心。老实说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你跟别人讲色彩透视比例他也不懂。我想谈一谈你这画的意义，让谁也能理解。”画家“嗯，嗯”着点头。我说：“要说这些画的内涵，你作者是最清楚，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这很重要。”老板说：“那当然，当然。”画家说：“你说，你说。”我说：“我就用《疲惫心灵的停泊地》这个题目，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意思是，现代人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太疲倦了，心灵在持续压力下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你的画提供了一个暂时放松一下的机会，传统艺术的现代意义就出来了。当然这了有点胡说八道，但别人不会想这么多。你愿意讲讲你这些画的个性特点，那就更好。”
画家迟疑一下说：“按你的意思写。什么时候写好？明天总可以了吧。我给你送到报纸去，我认识他们。”我说：“明天给你了后天登出来？”老板说：“没有问题，要他们留了版面。要写得好，两千字。”我留下电话号码要走，老板给我名片说：“效果好了我们订个长期协议，发表不是问题。”我看了名片说：“老板您姓孙。”他说：“姓孙，孙子的孙。”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说：“孙子可真的是古代一位大军事家，了不得哦。保不定那孙子就是您远祖。”他说：“听说是有这么个人。”我说：“此孙子可不是彼孙子。”画家送我到门口轻声说：“写好点。”
我到唐人街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国画技法》，想熟悉一下术语，我需要术语作个筏子。晚饭后我对思文说：“到多大图书馆看书去了。”思文觉得奇怪，猜疑地望着我，好象是在研究我的表情，说：“你今天忽然想起要看书了。”我拍拍那本书说：“别那样望我，不是去给谁写信，那件事早就完了。”
一年多来我没有正经写过东西，好象有什么油腻的东西堵塞了思维的通道。前面一段反复涂改，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了几句。写了第一段，笔下顺了起来，很快写完了草稿。我把稿子看一遍，虚是虚了点，但给真正的内行看了我也不怕，还混得过去。想马上誊抄了，又记起要用繁体字，没带字典了写不出。旁边那些外国人还在看书写作业，我双手抱了后脑勺，慢悠悠地去打量他们。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孟浪。文章登出来，我买了份报纸回家给思文看，漫不经心懒洋洋地指了那篇文章告诉思文是我写的。她说：“这样一篇文章多少稿费？”我说：“四、五十块吧。”她说：“我要是你每天写一篇，也不去打工了。”我说：“我有那么大能耐！整个北美靠写东西赚饭吃的华人都没有几个。”她说：“怎么就起个笔名叫孟浪，证明你是个浪漫的人。”我说：“说得上吗，你想象力太丰富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她说：“你没想到你的潜意识想到了。”我笑了说：“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她说：“何必辛苦又起个笔名，干脆就用宋志就好了。”我说：“我想骂你吐酸水呢，我自己又太多情了，不骂你呢，又一股子醋气直往外冒。”
文章登出来我高兴了一天，又有点紧张，怕没有一点效果，老板下次就不找我了。也有点得意，多伦多刚来不几天，就有了点小进展，忽然又觉自己还不必那样自我轻贱。
过了几天画家打电话来，说自己明天要回美国，请我去翠园酒家喝茶。（以下略去1200字……）
四十一
到多伦多十天多才在一家西餐馆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多伦多的工作也这么难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对多伦多抱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份洗碗的工作，还是我花了十天时间，打了几十个电话，约见了十多次才找到的。西餐馆叫做红蕃茄，在安大略湖边的皇后大街上。（以下略去600字……）
出了餐厅我把渍着油汗的脸贴在门前的不锈钢的柱子上，里面幻出我变得狭长的头影，在街对面霓红灯的闪烁中一明一暗。
一辆小车开过来，在头影上碾过，那强烈的光一晃就消逝了。又一辆小车开过去，尾灯在头影上映出两个小红点，渐渐远去。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两个小红点灼灼地注视着我，终于消失。柱子那种坚硬而冰凉的感觉给了我一种提醒，我想到生存的现实对我，也许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坚硬而冰凉，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你无法回避也无法突破。那些闪着诱惑光彩的温情怀想，无论自己多么执着，也只能放弃。那种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力量总是在迫使人们就范。我记起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发表了好几首爱情诗，谈恋爱的时候以谦虚的炫耀拿给思文看过，她看了对我崇拜得跟个神仙似的。那时我太幼稚她也太幼稚了。我忽然觉得很多著名的情诗都写得太虚飘太夸张了，让那些诗人们天天来洗碗试试！那种脉脉温情还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又想到自己也是这不动声色的力量的一种，思文那么多的期盼都被粉碎了。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抱怨思文，对人我不能作超出人性的要求。现在我知道成熟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就是有勇气正视生存现实沉默的冷漠和无法如自己希望的那般完美，就是有力量拒绝真诚的善意的温柔的自我欺骗。
这天深夜下了班我骑车回家，开了楼下的门，房东已经睡了，楼道的灯不知怎么也熄了，眼前黑乎乎一片。我摸到楼梯，几乎没有力气上楼，就坐在楼梯上喘气，黑暗中我怜惜地摸摸自己的脸，又捏一捏酸痛的胳膊，记着很多年前，在大学参加运动会后，胳膊也有这样酸痛的感觉。楼上也没有灯光，一种轻微的声音传来，知道思文还没有睡。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楼梯上坐了喘口气，是怕思文看到自己这副疲倦潦倒的模样，我在心里害怕着女人的怜悯同情。到了门口我舒展一下筋骨，推了门进去，步子里带着一点矫健的弹性。思文坐在床上看书，说：“今天回来晚些。”我说：“今天事多点。你明天要上课，熄了灯睡就是，我可以摸黑。”她说：“今天累不累？”我说：“西方社会总不会把人累死的，以前十几个小时做也做了。”洗了澡我熄灯睡下，她说“外面贴了一张条子，不知道谁贴的，也不知道是说谁，有点象说我们。”我翻身起来说：“我去看看。”她说：“明天早上看也不迟。”我说：“不看我睡不着。”我开了楼道的灯，看见一张条子贴在楼梯口墙上，写着：中国人人穷志不穷。我们到西方已经几年，从来没丢过东西，这是第一次。东西虽然不值钱，是个道德问题。请不要再拿别人的东西。
没有署名。我看了血往脑袋上涌，回屋对思文说：“那错不了是隔壁那对狗男女贴的，在说我们呢，王八蛋！”思文说：“他又没有点名，再说我们又没拿他的东西。”我说：“简体字肯定是大陆来的人写的，也是写给大陆人看的。这一幢除了我们就是他们。道德问题！听这语气也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你错拿了他们的东西没呢？”思文说：“绝对没有。”我说：“冰箱里的菜拿错过没有？”她说：“上面两格是他们的，下面两格是我们的，怎么会错。”我说：“这几天你买了什么菜，吃了什么菜，仔细想想！”她说：“绝对没有。”我要拖她起来去厨房看清楚，她把手缩进毯子裹紧了身子说：“我再糊涂也不至于拿了别人的菜吃！”我躺下说：“好，明天找狗男女算帐。逼急了我，不是只狗我也会跳起来咬人一口！”
那天晚上我气得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外面的动静。那女的到水房走了几个来回我没理她，丈夫先生出来了，我在楼道堵住他，说：“这东西糊在这里是给谁看的呢？”他吓得一退说：“咦，我又没写名字，谁拿别人的东西谁就看，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我说：“我心里倒还没数，向你请教！”他说：“谁会贪那点点小小便宜呢，总不是楼上的香港人吧。”
我说：“话挑明了好，痛快！你彻头彻尾吐出来，我们拿了你什么东西？”我说着逼近一步，拳头一捏一捏的。他又吓得一退说：“我没说你们的名字，我是写给拿东西的人看的。”我指了那张纸说；“你自己去撕下来。”边说边把拳头提到胸前一捏一捏的。他说：“别搞错了，这是法治社会。”他说着想闪过去。我用身子挡了他说：“很好，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不能打人但可以污蔑人，是不？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都是香港人台湾人，你脸丢给谁看？”他说：“别以为这是中国，有力气就行。这是加拿大！都是自由的人，谁还怕着谁，谁还管得着谁！”我推他一把说：“老子今天就犯法了，管你娘的加拿大不加拿大！”他叫嚷起来：“你打人，你先动手！”他太太听到声音，系着裤腰带从水房跑出来，隔在我们中间问：“什么事，什么事，不要打人！”思文从房里跑出来拉着我，把我往房里推，说：“有多大的事情呢。”我说：“推我干什么，我又没要打架。看了那洋奴才狗嘴脸，拳头就不能不发痒。拿加拿大吓我！”他从他太太肩上伸了手指着我说：“你不是洋奴才你跑过来赖在这里！”
思文把我倒扣在房里，从门缝中说：“你静着，我去看看。”丈夫先生还在门口跳脚嚷什么，被他太太推回去了。过几分钟思文回来说：“误会了，误会了。房东老太太把他们的牙膏牙刷肥皂杯子收到水龙头底下的柜子里，他们以为谁拿了。他太太已经扯了那张纸，说了对不起。”我好气又好笑说：“偷他的牙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