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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隔壁这对夫妻家遭了贼，夜里他们睡着了，贼从窗口把他们的挎包衣服钩出去，把钱和存折拿了，把护照挎包丢在窗下。早上起来他们在楼道里跟房东讲这事，我在房里听了抿了嘴笑。过几天丈夫先生在厨房里做饭，我从冰箱里拿菜出来。思文进来了，我说：“林思文，讲起来也可笑，前几天你还在海吹自己到西方几年了没丢过东西，昨天东西就被偷了。这不是说嘴打嘴，现世现报，现活宝现在别人眼里了！”思文对我眨眼要我别说，丈夫先生回了头呆望着我，我也望了他眯眯的笑。
四十二
多伦多有三个唐人街，我们住在大唐人街附近，在东边和北边还有两个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和登打士街交叉的地方是大唐人街的中心，这是多伦多也许还是整个加拿大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远远近近的华人都到这里来买东西，天天是人潮涌动。在这街上挤着我不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也很难想象加拿大居然有这样拥挤的地方。街角有三方是几家著名银行占了，还有一方是华人的购物中心龙城。这天我和思文上街买菜，买了菜在人丛中挤着。在街角皇家银行门口，看见有人摆了摊子在卖手表，用广东话大声吆喝。我说：“你是不是也买块表，你那块表没有修头了。”思文说：“走，走，这些广佬最会骗人了。”那个卖表的人忽然说：“哪个是广佬，哪个是广佬，不认得啦？”我看那人面熟，正想着是谁呢，思文先叫起来：“赵文斌！”他是另一所学院的老师，思文办出国时他也在办，经常交流经验。
我说：“你在散得贝，到多伦多来了！”他说：“来有半年了，手上生个瘤子，开了刀做不了事，就卖这个。”又问我们做什么，思文说：“我在多大读书，他在一个地方做事。”我说：“她在多大读博士，我在湖边上西餐厅做洗碗工。”赵文斌说：“收入怎么样？”我说：“每个星期发工资那天过一次穷人节。”他笑了说：“想办法找好点的事做。”我说：“哪个不想做好点的事，哪里有！洗碗还是找了十多天找到的。”他说：“你也来做点小生意。”我说：“你卖表，我不抢你的生意。还有什么事做得的？”他说：“你来卖小菜，也要以赚几十百把块钱一天。”我说：“那好，反正我上午到下午四点没事。”他告诉我早上在这里等，自然会有农场的车送菜来。我说：“明天早上你来不来？你来我就来试一试。”思文说：“高力伟你小心。”我对赵文斌说：“她怕我碰见熟人。”赵文斌说：“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怕什么！警察赶你走，你就走。”思文说：“还有警察！”赵文斌说：“说你妨碍了交通。”我说：“不抓人吧？”他说“没有那么吓人，不然我早就坐牢去了。”
（以下略去500字……）
走远了思文说：“高力伟你明天真的来卖菜？跟个小贩样的在街上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好意思。”我说：“思文你把我看成谁了，什么叫跟个小贩样的，本来就是那一流人物。我还跟个洗碗工样的呢。”她说：“会碰见熟人的。”我说：“多伦多熟人只有两个，赵文斌和你。要怕就是怕碰见你，赵文斌跟我是一窑货。”她说：“随你，反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本来可以不那样，我一讲你就偏要那样了。”我说：“这你还是讲出了部分的真理。”女人更爱面子，没有这一点理解我算不得一个男人。如果我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我对思文会有一种发自理解的宽容，服从了她。这种宽容恰恰表现了精神上的优越，妥协的胸怀是男人应该有的大度。但现在我偏不这样。说真的，象赵文斌那样在人丛中吆喝，我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我跟他说这种事的时候，还没细想这一点。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做，不能因为思文一句话就往后退。而且，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感到挑战带来的痛苦的快意，我克服了点什么。
我装着想买菜的样子，蹲在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跟前，拿了西红柿在手里看质量。她用硬纸板做成小纸篮，卖的几种菜都是一块钱一篮，从篮子里倒进塑料袋让顾客提走。看了一会我看出了点名堂，那小纸篮底部是夹层的，外面看不出。菜堆上来看着不少，其实要少些。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很高兴，回到家也做了两个这样的篮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吹着口哨似乎想安慰自己，这也算不得卑鄙。做好了我又觉得很正常，不这样做那才奇怪呢。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了觉得可笑可恨，有一天轮到自己也不得不做了，才明白那可笑可恨的事原来如此自然如此容易理解。
第二天清早我去街口，赵文斌还没有来。我用单车占了一个位子。（以下略去1500字……）
思文从多大下课回来，远远地看了我，笑着。我向她招手大声喊道：“过来呀！”她慢慢溜过来，我说：“脚上又没长鸡眼，走快点不行！”她走到我面前弯了腰去看那些菜，轻声问：“赚了吧？”我说：“赚了。”又高声说：“西红柿你老摸它干什么，你又不是买菜的。”她站起来轻声问：“要送饭吗？”我说：“今天不要你送，带了牛奶面包，水果是现成的。”摸了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咬一口。又拿一个大的递过去说：“你也吃一个。”她说：“现在不想吃。”却也接在手里。我装一袋西红柿给她说：“拿回去吃。”她接了，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快去，等下会有熟人来了。”她去了我冲着她的背影高声喊：“西红柿回去就吃了它！”她没听见似的一直去了。
快到三点半，西红柿还剩了半筐。我对赵文斌说：“今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赚了十几块钱，还有这点西红柿。明天懒得来了。你帮个忙，带点回去吃。”我说着装一袋给他。他要给我钱，我说：“干什么呢，嫌不好你就丢了。能吃你别丢，也是劳动人民种出来的。”我把筐放到单车后面，手扶了推着回去。到家里思文说：“赚了多少？”我说：“有四十几块钱吧，还没清。”又指了西红柿说：“你大量吃，营养好。”她拿起一个洗了吃，说：“还赚了吃，好吃。”那几天我总催她吃，最后她发脾气说：“还叫我吃，还叫我吃！我都吃得拉肚子了。今天上午课上到一半就跑去厕所，好难堪，我还没怪你呢。”其实这几天我自己吃得想吐，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塑料袋装了几袋，丢到垃圾桶里，心想：“一辈子看到西红柿都怕了。”
四十三
思文说想买一条金项链，已经和别人在街上看好了式样，一百八十块钱，约好了明天一起去买。还没等我说话她又说：“知道你会不同意，反正我决定好了要买，不用你的钱。”我说：“下次托人到香港去买，纯金的，还不要交税。葛老板的太太都是到香港去买的项链手链。”她说：“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一人一根。这次不问你要钱，纽芬兰大学退了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寄给我，我用那点钱买。”第二天她戴了金项链回来，我在她脖子上看了说：“一根这样的东西，还不是纯金的，去了两百多块钱，天下偏有这么傻的人，怪不得有人成了百万富翁。你用钱真的是乱用一气！”她说：“钱反正是给人用的。”我说：“我们的钱来得容易？血汗还不说，一副脸也搭进去了。赵教授叫你workhard，你搞到半夜不敢睡觉，我在雪里骑车送豆芽，你都不记得了！为这点钱没少苦，没少哭，没少闹。你这样急得我心都扯扯的痛。”她生气起来说：“高力伟，你管钱我太不自由了，用一分钱你也要吵要心痛，谁杀你一刀！以后还是各管各的钱，你又不肯。”我说：“你是想分家了，那也可以，你自己去立个户头。”她说：“把钱分出来，你会舍得！”我说：“舍不得？你这样乱用一气，我还难得着急。”
把存折拿出来，算好了，二万一千块钱，也不管谁挣得多挣得少，一人一半。我说：“你开了户，把钱转到你帐上去。这条金项链我不同意你还是买了，算你的钱。”她说：“别人就算离了婚，买条金项链给他太太也不算什么，你分得好清。我说：“我有言在先你还要买，那我就要这样，我是有言在先的。我的话你当它是个屁！屁还听到一声响呢。”分了钱又说好房租食物每人一月轮流负担。
这样不自觉地我们向分手的方向跨了实质性一步。思文很快察觉了这一点，说：“看样子我们分手是分定了的。”我说：“你这么想了！”她说：“做都做了，还用想？”
思文在多大读了两个月，有天突然说：“高力伟，这个博士我不想读了，我想退学。”我说：“别人会说你是疯子呢，送奖学金给你读博士，世界上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事，也就是加拿大啦。”她说：“我也不跟你吵，你自己去想，博士要读四五年，读出来还找不到工作，谁会要我这个黄种人的文科博士？学这门的白人博士失业的都一串，白白耽误了几年时间。”
我觉得她说得也有理，但还是说：“抓摸到了个博士在手里又退掉，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可以移民了，不读书也可以留在这里，放弃博士的好多个。”我说：“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这件事就不要再讨论了，我已经都决定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不会后悔。”我说：“你又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撇了嘴学她的声音说：“这件事就不要讨论了。”她说：“你这样固执我没有办法，答应了改百分之五十，连百分之一都没改，我只有来干脆的，节省口水。”我说：“干脆也好，要干脆就再干脆点，这样要干脆又不干脆的，太不干脆了，干脆！”她说：“干脆就干脆，你吓谁呢，当我那么怕干脆！你以为自己是个宝吧，别人捡了不舍得放手。”我说：“干脆就干脆干脆了，拖泥带水，一点也不干脆！”她说：“好，你这样说了，我会放你一条生路，成全了你和那个人。”
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已经办了退学手续，告诉我那二千九百块钱奖学金要退回去。我还没想到这件事，急了说：“这学期都过了一半多了，再坚持一个月，到了圣诞节，就不用退了。”
她说：“学都退了，我开始也没想到。”我说：“已经过了一半，只退一半行不？”
她说：“这我还没想到要去问？问了不行。”我说：“人民币就是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块是多少你跳回到国内想一想！”她说：“十万块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说：“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说给就给了。”她说：“你以为这里也可以找熟人想办法？人家按规定办事。”我说：“那五百块钱学费呢，那应该退给你。”她说：“那没有退，学是你自己要退的。”我说：“太惨了太惨了！”第二天她催我开张一千四佰伍拾块的支票给她，她再开张支票给学校去。我说：“干脆不给他们钱，再拼命赚几个月，回去算了。他们又到哪里去抓你！”她轻笑一声说：“人家是法治社会，那一套嘻皮笑脸的不灵。我还得在这里往下混呢。”我说：“那也不能说退就退了！”她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这样的人，只能引起别人的三种感情。”我马上说：“第一是喜欢，第二是不喜欢，第三是半喜欢半不喜欢。”她说：“第一是烦躁，第二是愤怒，第三是绝望。”我说：“象我这样的人还能引起别人三种感情，我没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伟大。”
这个周末思文在《太阳报》上查到有个地方拍卖有桌子买，要我去运桌子回来。两人骑车去了。骑到半路，我又提起奖学金的事来，说：“你再到研究生院去问问，学期过了一多半了，钱应该只退一半，万一可以只退一半呢？”她说：“你别提这件事了好吗？”我说：“支票开出去就收不回了，你再去问一次，找院长，寻官不到秀才在，又不掉你什么。”她说：“我脸皮没那么厚呢，问过了又问，再问一百次，还是要退。”我说：“再试一次……”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还说，你还说，畜生，王八，贼！”我大吃一惊说：“你是骂我？！”她说：“那还骂谁！别人响鼓不用重敲。这么难说话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太好了！骂了帮我下决心。我们俩没希望了，早就要下决心了。离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婚。”她说：“离就离，怕你吧！”我说：“说了不要反口。”她说：“反口就不是人，跟你这样固执的人在一起短阳寿。”我掉转单车龙头说：“懒得去了，买什么桌子！”骑车回去了。
过一会她回来了，带了张折叠式的小桌子，砰砰地提上楼来。我躺在床上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到厨房里去做饭。做好了她端进来说：“饭熟了啊。”我还是不动。她自己吃起来说：“想离婚就离，吃了饭再离还不迟，吃饭前要离也来不及了。”
对于思文，我已经没有那份感情。我尽责任维持着现在的局面。如果说舒明明在我们之间起了什么作用，那更多地是给了我一种启发，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象思文这样的女性，是不适合我的。在国内的我还没有太多感觉，但到了这边，我痛切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也特别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难以掩盖。她并没有错，环境也不允许她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也不以为自己错了，我不能去强迫自己的心灵感受。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矛盾就更难调和。我已经在心中将思文和舒明明反复作了比较，我可以说出思文的更多优越之处，但感情还是倾向另一方。人没有办法在感受上强迫自己欺骗自己，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虽然我和舒明明之间已经了结，但那种形象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我心中遥遥召唤，这种召唤使我对思文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但要我把“离婚”这两个字说出口又是那样困难。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在这里毫无自信，却知道回国了自信能够恢复。我担心的是思文，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遥远的地方，我心中不忍，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搞得不好就误她一辈子。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对这种差异洞若观火的理解，使我怀着不忍的心情等待着，希望思文理解到暂时的优越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直到现在事情并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她今天这样骂我，使我良心上解脱了，有力量推动婚姻解体的进程。我在内心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既然她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我那种恻隐之心也就再没有必要那么强烈。提到离婚的时候她那么自信，我在心里还感到了一种轻松，也许，她完全有把握面对以后的生活，而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以后几天很平静，事情好象是在口里那么说说就过去了。思文每天跑出去找工作，先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做了几天说：“不行，不是学金融的在银行会站一辈子台子，学专业的都提不上去，哪里会轮到我。”我说：“那么多白人小姐，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一个个，站也站了，你的心性比她们还高些。”她说：“那样我还不如回国去。”又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招聘广告，去约见了回来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一行了。”过几天又说：“不行，那些做了几年的经纪人几个月还做不成一笔生意，我吃什么？”我说：“才搞几天又放弃了。房地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她说：“我没那么好的耐心。”接着又到化妆品公司、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都只搞了几天就没有做下去，回来总结说：“拿佣金的事做不得，哪里推销得动。”我说：“条条蛇都咬人！加拿大会有好机会轮到你？它自己的人又不傻！”她说：“看起来还是要读书，不读书到处只有壁碰。”这一次她打算重读研究生，学应用型的专业。她四处打听好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