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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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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①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
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炀帝从
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
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
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
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
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
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
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
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
（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
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
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
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
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
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
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
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
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
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
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
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
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
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
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
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
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①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 （1914 年），第5 页。
② 《隋书》，卷24 第686—687 页；白乐日：《 中的食货志》，第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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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
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
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年，当炀帝最初派
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
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
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
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
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
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
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
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
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
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607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
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
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
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
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
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
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
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
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
领，并使男女约4000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
①
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这次
“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
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
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
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
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
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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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隋帝采纳裴矩的意见另立一对立的可汗射匮，后者成功地把处罗及其骑
兵赶出其领地。处罗的中国母亲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难地，说服他来到隋都，
在那里受到隋帝矫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带着一批随从在 612年前留在隋
都，可能被作为备用的潜在的对立可汗，用以对付东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
射匮挑战。处罗与其骑兵随炀帝对高丽进行第一次远征，因战功而受到厚赐。
炀帝希望在处罗故地重立他为可汗，但因隋亡而没有实现。
但占有大致相当于近代蒙古草原领土的东突厥帝国却对中国北方边境的
中部构成了威胁。如前所述，隋很早就开始修建和扩建长城；炀帝在607年
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长的呈L形的长城；其较长的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
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
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
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
“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
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 （一般以中国的丝绸
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
他在极西城镇张掖 （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
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它们使之成为中国的臣民。607至608年炀帝在
西北和西部边境的巡行有助于说明隋朝与边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裴矩的作
用。
607年初期，当隋炀帝开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时，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
炀帝来到长城西北段之内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华的行宫接受启民可汗 （前
已被裴矩争取到中国一边）和义城公主的朝见，可汗向隋帝呈献马3000匹，
隋帝回赠丝绸13000段。与这次高级的物物交换同时进行的是礼节性的互访
（隋帝幸启民的大帐），互赠礼物和互相致意。 608年，炀帝准备极西之行，
裴矩作了周密的准备。隋帝的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陕西某地，他接见了高
昌王（他长期在突厥的影响之下）、伊吾吐屯设和西胡27国的代表。据裴矩
的传记，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
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①
裴矩当然是炫耀中国富饶的种种表演的舞台监督。据记载，这些愚昧的牧民
为之嗟叹，隋帝大悦。
在这些措施背面，隐藏着隋的现实政治的具体目标之一。这就是进一步
削弱突厥人，不让他们与其东西的其他部落集团结盟，在可能时，还把他们
用作打击隋朝其他潜在敌人的力量。例如当605年契丹侵入中国后，隋帝派
一中国将领率一支两万名东突厥骑兵的部队迎战。契丹人大败，其妇女和牲
畜被分赏给突厥人。608年，突厥人准备参加中国人对伊吾的中亚绿洲的进
攻，该地一度是汉代卫戍集镇，位于穿过亚洲腹地的北路上。这一次突厥的
盟军显然没有露面，但隋军占领该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军驻守。这次
远征并无惊人的理由，而是为了使亚洲腹地各族在与中国人贸易时免除长途
跋涉之劳。
607年，隋帝幸启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丽国来了使者而陷于严重的困
境，于是尽力设法使使者朝见来访的隋帝。像潜在敌人之间秘密来往的这类
证据总是会使中国人惊慌不安的。裴矩建议其主公命令高丽使者：回国后告
① 《隋书》，卷67 第1580 页；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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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高丽王立刻亲自来隋廷致敬；如果不来，中国人将率领一支突厥军去严惩
他的可鄙的国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确告诉使者。使者将此讯息带回本国，高
丽王拒绝作出表示臣服的应有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受到蔑视；隋朝迟早必定
要使用大军去讨伐这一犯上之徒。
裴矩向其主公的建议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认为高丽会很快屈服，
因而要让这个完全开化的地区恢复其相应的朝贡国的地位。另一种解释则是
他预计会遭到抵抗，但抵抗会很快被雇佣的突厥军粉碎，然后高丽可以成为
帝国的组成部分。他注意到汉代曾经征服过这一地区，并把它划分为三个郡。
他提醒炀帝，文帝曾试图征服高丽未遂，因为战地统帅无能。他指出高丽是
“开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华帝国，但此时他们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
游牧的启民可汗大献殷勤！他虽然有广泛的经验，却没有关于东北的第一手
知识，所以没有说胜利是不可能轻易取得的。裴矩为人机敏，深受公认的价
值观念的熏陶，熟悉对立和冲突地区的情况，但他对他许诺会轻易取得胜利
的那个地区却完全不了解。
他计划中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实现使用东突厥雇佣军的打算。 609
年，听话的启民可汗来洛阳晋见时死在那里。其子始毕继承他被封为汗，同
时获得大量礼物并与一个中国公主结婚。但始毕远比其父精明；当裴矩开始
施展惯用的手法，又把始毕之弟树立为一敌对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时，始毕
就转而与隋为敌，立刻停止前来隋廷。这样，对高丽的讨伐就由中国人独自
承担了，同时，中国人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安全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
高丽
在7世纪初期，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的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其国
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济和东南的新罗。北方
的王国曾向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纳贡。但为了对高丽侵袭辽河以西地区
进行报复，隋文帝在598年发动了最后遭到失败的水陆进攻。高丽此时在军
事上是强大的，但它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因其他因素（除了与东突厥人结盟
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长和更加复杂化了。高丽以北是一个称为靺鞨的好
战的通古斯部落联合体，它参加了高丽渡过辽河的侵犯。辽河的下游为契丹，
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国人指挥的东突厥军所击败。但
契丹单独地或与它的不受约束的邻邦结盟后，依然是一个威胁。此外，已有
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远处西京的隋廷担心高丽在河北地区可能产生强大的军
事影响，因为从北齐时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绪远没有消失。①
炀帝的意图可能是等漫长的永济渠——连接中国心脏地区与北京的大运
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讨伐”高丽。不管是否属实，永济渠于609年竣工。
610年，以富户为对象的战争特税开征，军事准备工作迅速进行，有庞大的
后勤支援的大军 （《隋书》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结在今北京地区的
涿郡。黄河平原的一次水灾淹没了40个州，打乱了计划，并引起征募人员的
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将军和一支庞大军队准备从陆路进攻，而
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帝举行了应有的祭祀 （前文已予描述），并为此颁发
了冠冕堂皇的诏书。在诏书中，炀帝适当地以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和伟大的帝
王为比喻，坚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丰功伟绩。他严厉指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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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丽王拒绝臣服，为人奸诈，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等等。裴矩作为
战略顾问，随他征讨，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在辽河架了桥，大军向前推进。
所订的计划是迅速直逼高丽国都，但沿辽河东岸诸城顽强抵抗，直到夏末大
雨使军事行动不可能再继续进行。炀帝在8月末撤军返回洛阳，据说损失惨
重。回都后惩办了几个战败的将领，并加强了他的统治。
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动员，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远征高丽。
宾板桥注意到了这一年早期国内叛乱次数增加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
②
集中在611年黄泛受灾区。炀帝又渡辽河，但在战斗中，传来当时的礼部尚
书并在永济渠南端负责一供应中心的杨玄感（杨素之子）叛变的消息。杨玄
感的叛变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发生在离洛阳不远的帝国心
脏附近。炀帝派最优秀的将领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随之引起了
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内战，杨玄感的军队战败，他的首级送
给在战地的炀帝，由他验明；但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供应制被严重破
坏。而炀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远征。从这次叛乱和下半年爆发的八次
分布得很广泛的叛乱来看，实在令人惊异。宣布前他召臣僚进呈意见，但据
①
《隋书》记载，竟“数日无敢言者”。于是他在阴历二月又颁布诏书，但这
一次却带有自我辩解的语气。他说他一贯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职责和致力于
武功；他引了 （虚构的）商朝成汤五十二战的前例，此外又补充了东汉光武
帝的武功。他说他痛恨战争，对以前几次战役牺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
集和安葬战死兵将的遗骸，并建立道场，“恩加泉泽，庶弭穷魂之冤”。①
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尽管物资和马匹不足，许多应征士兵没有报到，隋军又
渡过了辽河。沿河据点再次固守，但隋军渗入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