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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
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如
果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②
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
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
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详细的疏义。642年初稿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
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世纪50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
《五经正义》，它依然保留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③
史学
① 《新唐书》，卷172 第5205—5206 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太平御览》，卷629 第1 页。
③ 《唐会要》，卷66 第1157 页。
④ 《唐会要》，卷35 第633 页；《资治通鉴》，卷195 第6135 页。
⑤ 《旧唐书》，卷3 第42 页；《新唐书》，卷48 第1267—1268 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
年），第93 页。
⑥ 《唐会要》，卷64 第1114—1115 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 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 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53 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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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
④
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
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论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
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
要的证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
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喻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
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2年，但由
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成。629年，
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年
完成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纪中
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
史成于644至646年。 636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
但到656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
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
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
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
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
①
这些家族的成员，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
医生。②
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
组织——史馆——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
的历史纪录。
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持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征，而且编纂本朝纪
③
录的基本步骤也确立于唐初。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
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利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
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成了一个官方
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
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
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
励，因为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
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
理想意识；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
同意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
方纪录怎样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
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 第42—46 页。
② 《旧唐书》，卷191 第5096 页。
③ 详情可参考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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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年，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没于
黄河。劫余所存不过14000部，总计约90000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
弥补这个灾难性的损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
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
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下令继续搜求珍贵
的和古代的书籍，并打算审正珍贵书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购买了一个
有名的晋朝学者的藏书，全国各地学者也被鼓励向皇室的图书馆献书。①
这些学术项目吸引了官员中一大批学者精英人物参加。有很多参加过修
史、解经，并在文学和学术岗位上任职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跻身显要。这样
的学术项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拥护。
和佛教僧徒的关系
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
对他们所加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制的威胁。
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消极的，他从不像虔诚的隋文帝和炀帝
那样大行布施和庇护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认识到疏远佛教团体（尤其是在
他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时）的危险性。因此，他作为皇帝的头一个行动
就是废除他父亲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给佛教以有限的庇
护，让僧徒在宫中行佛事，给几千名僧尼以度牒。他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
死的人作法会，要他们祈求神灵护卫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但这些措施的
终极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质的。皇帝对佛教精神境界的兴趣仅限于与国家利益
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动的决心。627
年，他采取行动以反对一个多年来的积弊，即以非法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
段；629年，他下令对非法出家的僧徒要处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
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国头一个禁止
僧尼受亲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为这种举动违反世俗社会的风习。虽然在633
年他在佛教徒和他们的有势力的支持者的压力下接受劝告，废除了这个命
令，可是这一行动表示了这位皇帝对佛教教义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关心。637
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国家主持的一切典礼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
还发布了一份攻击佛教的告谕，说它是一个外国宗教，以诡诈和神怪诱骗轻
信的群众；又说，粗浅的佛教教义比不上渊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同年的第
三个措施是颁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个官方管制僧徒行为的世俗法律体
制，而以前僧徒仅受体现“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纪律的约束。639
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遗教经》中规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这部经据说
是阐述佛临死时的教导。这个命令严格限制僧徒参与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务，
并以皇帝给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来补“道僧格”之不足。
虽然以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动，但太宗无意消
灭佛教。他继续让僧徒为两个虔诚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会，并在634年命令
把长安的一座宏伟的弘福寺献给他自己的母亲，以作纪念。太宗本人也参加
寺中法事，并郑重地对僧徒说明，他对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因为皇室李氏
① 《旧唐书》，卷80 第2729 页。
② 详情可参考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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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
但这些调和姿态是表面上的，太宗对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没有好感，迟至
646年太宗还指责佛教是庸俗而无益的信仰，它过去迷误了许多帝王，而且
用许伪愿的办法欺骗人民。
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僧徒是伟大的朝圣旅行家玄奘（600—664年）。玄
奘在629年离开中国，在印度生活了 15年之后于 645年回到中国。玄奘回
国后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负责翻译瑜伽学派（即中国所谓的
法相宗）的主要经典。佛教史料强调太宗非常看重玄奘，并指出这种感情来
自皇帝个人的信仰。
但没有迹象表明，太宗对玄奘的兴趣是由于后者倡导了新教义。他感兴
趣的是，玄奘是唯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识
的人。太宗确曾劝过玄奘还俗，在朝廷作官。此议虽不果行，但玄奘却被说
服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他的繁重的译经工作，而皇帝则对此提供优厚的津
贴。
玄奘有三年没有再见到皇帝。649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伴太
宗到避暑离宫。据说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扬佛法为憾事。太宗是否说过
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如果说过的话一定是临终时的皈依，因为此话和太宗毕
生对佛教组织与佛教教义的敌视态度是格格不入的。①
对外关系
汉代曾短期地控制东起朝鲜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边，南到越南北部
的一大片领土；自此以后继续兴起的王朝都梦想恢复这个泱泱大帝国。隋代
在几个世纪的大分裂以后已开始恢复汉帝国的疆域，只是由于内乱才中断了
这一尝试。太宗平定中国后，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围国家的方法来推行隋代
对外进取的未竟之业。
当太宗初期，唐朝的经济力量还很弱，所以他听从顾问们的劝告不轻用
武力。因此他对很多邻国采取怀柔政策，有时以下嫁公主 （实际上不是皇帝
①
自己的女儿）的手段进行和亲，有时以外交手段破坏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
但所有这些情况很快就变了。630年，从前的北亚霸主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在
北部边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并且除掉了中国外部的最大威
胁。这个新形势，加上国内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给太宗提供了一个执行大
规模对外扩张政策的机会。
东西突厥
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在于平服东突厥，完全消灭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
而从此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均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关
系彻底翻了过来。高祖当时曾向突厥称臣，现在却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
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
但太宗成为天子后初次和东突厥的冲突并不太顺手。626年阴历八月
①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 年），第1 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
2。2 （1935 年），第28 页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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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太宗取得皇位后才几个星期，隋末残存的最后一个叛乱者梁师都劝说突
厥入侵中国，显然是想利用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支持者和他两个被杀兄弟的支
持者之间出现的不和。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在位时期620—630年）和他
侄子突利可汗于是联合他们的兵力，率领一支据说有十万人的军队取道泾州
（在长安西北约75英里）侵入现在的陕西省，抵达京师西十多英里的渭河
边。泾州的守将是罗艺，他和被杀的太子建成关系很好，突厥所以能这样快
地进逼京师，表明他可能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①
据传统说法，这时太宗用了一条计谋，把颉利可汗和他的主力军隔开，
并以他的一小支人马把可汗包围，然后劝诱可汗讲和。按照传统习惯，在渭
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以后，据说突厥就退兵了。
但有证据表明，太宗不仅没有俘获突厥可汗，而且被迫送给突厥大量财
宝以求退军。有一条史料说，太宗听从他的将领李靖的“空府库”的劝告，
②
以求突厥退军；以后太宗无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时说它是“渭水之辱”。
但此后不久，东突厥的势力急遽下降。627年，臣属于突厥的薛延陀、
拔野古、回纥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统治。同年的较晚时期，突厥境内遭大雪灾，
大部分牲畜死亡，从而引起了可怕的饥荒。628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
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
量。引起内部不和的另外的原因是：颉利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作
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
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
突利被释放之后就秘密计划谋反；他致函太宗要求许可他来长安。628
年阴历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请求唐军援助。太宗决定不干预，认为如果
他袖手旁观，突厥就会被内讧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确想利用这个机会与
梁师都算老帐，后者此时占据现在陕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护他。
628年春，唐军包围了梁师都的营帐，梁师都为自己的部下所杀。
太宗又以册立近来反抗东突厥统治的各部所选出的新首领为可汗的办
法，进一步削弱了颉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承认唐朝对他的宗主权，也向唐
朝进贡。很多以前臣属颉利的部族，都转向了新首领毗伽可汗。
到了629年，颉利竟处于这样的困境，以致这年的后期他公开宣称自己
是唐朝的藩属。太宗不理会他这一姿态，此时他相信胜利已经在握，就派遣
十多万大军在李世、李靖的率领下出征颉利，颉利的营帐这时设在戈壁（大
漠）南部，被唐军攻取，同时杀死许多人畜。颉利起初逃走，但在630年初
他被唐军追获，押送到长安，当了政治人质了却余生。
630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
这个称号含有最高宗主权和仲裁他们之间纠纷的权力的意义。虽然有些学者
①
认为此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正式的政治体制，但这个意见很不可靠。不过在长
安举行的颂扬天可汗的典礼却非常隆重，同时中国人还充分利用了这个称
号，因为他们认为它体现了——不管实际含义为时多么短暂——中国和突厥
的命运的完全逆转。
①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 年），第257 页。
② 《新唐书》，卷93 第3814 页；《资治通鉴》，卷191 第6019—6026 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
1957 年），卷5 第152 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 章。
①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 年），第5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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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处理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的政策，朝廷出现了一场经久而热烈
的辩论。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河套南部
的中国境内。其部落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