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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们强烈反对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图。对官僚集团有计划的清
洗还没有进行。高宗生前，受害者仅限于那些在宫中，或在她的亲戚中，或
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员中对她施加影响控制皇帝的行动构成威胁的人。指
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她对决策无可怀疑的权力和影响，或是否认她在必要时
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说明她在683年以前和
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达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高宗统治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国内也出
现了持续的和平，虽然为了军事远征和其他政策花费了大量的赋税和人力。
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只是在最后十年，无限
制的军费和为扩大的及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而必须提供的开支才开始把很重
的负担强加给群众。高宗时期军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这些成功使帝国的
兵力过于分散，由于新的敌对国的出现，帝国的军队又被迫后退而处于防守。
到了683年，帝国甚至已经丧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边界领土，并且正在经历
一场重要的内部危机。
但是，它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攻击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统治
末年的那种危机。各种史书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为朝廷官员的历史学家所
作的关于中央政府活动的朝政记录，而高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最高层的行为
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显得是灾难性的转折点。太宗与其朝臣目标的一致、
宰相之间坦率公开的议政以及成为太宗政治特点的亲密的君臣关系，早已消
失无余。代替它的是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朝廷，在那里，讨论被压抑，官员
中充满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诽谤和不断倾轧的气氛。政策是由武后
和她的私人宠幸决定的，然后强加给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规形式早已无人
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无是处。高宗统治的后半期，有一
批能力很强的宰相为他效劳，为了弥补武后在655至664年攫取权力时造成
的损失，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
不稳定的，只能依靠间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击，她的地位是靠
个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坚实的制度基础来维系的。不过，她鲜明地把自己
确立为高明而机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统治后期，她的权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稳操胜算地成为中国不可置疑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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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统治
（684—712年）
准备时期 （684—690年）
683年阴历十二月作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个皇帝不过是高宗和武
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继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没有为
此受到培养，也没有在当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为他新的尊严地位作准备；
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他父亲的遗嘱才规定让有经验的武后继续施加政治影
响。严格地说，她的干政只被容许在“军国大事之未能决者”方面，但她立
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荣誉而无实权的退隐，她是决不甘心的。这一心
意的第一个表示是她违反遗嘱的规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宫前”继位；在
拖延加冕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对她儿子
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人们对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
他母亲的怀疑是否有根据，但即使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
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弱点，并已受他的妻子韦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
个月，就提升他岳父韦玄贞为宰相。
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不满意她儿媳胆敢抗衡的武后
是不欢迎这个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随着武后的消声匿迹会恢复他们传统权力
的官僚们也不欢迎它。最反对这一任命的官员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绅士
名门，通过科举制青云直上而成为中书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议事从
门下省转到中书省，从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并且当他被选中去接受
垂死的高宗的遗诏时，又发现自己的威信进一步有了提高。关中精英集团中
最强大的韦氏参加政治生活必然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对皇后父
亲的任命。中宗对此反应非常鲁莽：“我以天下与韦玄何不可，而惜侍中邪！”
①裴炎对如此强烈的反驳大吃一惊，就迅速报告武后，她便认为此话是言为心
声。她召集朝廷百官，责备她儿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静地宣读废黜皇帝
的诏令，这时羽林军就将他拉下御座。次日，在执政刚满六个星期后，他被
更听话的二十二岁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废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这两者的合法性没有被像伟大的宋代
理学家朱熹——他的《通鉴纲目》自13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等正统史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宗直到 710年死去时一直是合法的君
主。尽管有这种历史的传统看法，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权力无疑是操于
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问题是她究竟还怀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们的怀疑。从一开始，她就鄙弃了以前
关于牝鸡司晨的庸识浅见，在放逐中宗及其怀孕的韦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
后，公开在朝廷主持政务和履行礼仪的职能，甚至不屑“垂帘”。她封她的
长侄兼她父亲的继承人武承嗣为皇嗣，并且不顾像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说她
开始像汉代篡位的吕后），决定在洛阳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庙。
这一行动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权，并且刚好证实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17 页；《旧唐书》，卷87 第2843 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
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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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的担心，即武后不久将不满足于以她的傀儡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它
与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造成以后李敬业叛乱事件的导火线。
684年的大赦令
在叙述这场起义以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内容是有益的，因为它
①
是许多大赦令的典型。在整个唐代，这类文献就像在吉庆盛典中论功行赏和
赦免重罪这一本意那样，也被用来颁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统治时期，
颁布大赦令的次数频繁得异乎寻常，例如在684至705年期间年号变动了16
次，每次都颁布大赦令。它们构成了一种有用的史料形式，从中不但可以看
出国内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总的方针路线。
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变了政体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帜将是紫饰金色，
某些官员将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标志。和长安相比，武后一直偏爱洛
阳，它被定为“神都”，那里的皇宫定名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对命
名的深切关怀。所以它又声称某些官职的职称有缺陷，必须予以改变。关于
新选用的名称有的可追溯到第一个周王朝的传奇时代，另一些则使人联想到
道教神话中的仙境。当时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几个名称，例如凤阁（中书省）、
鸾（一种神鸟）台（门下省）和肃政台（御史台），这些均不见于中国史籍。
武后之母被尊为太后，这一头衔的明显含义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
这些俨然与新王朝开国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忧虑和反对。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赞黎民的厚德，厚赏年迈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济贫
困和宽恕某几类罪犯。在承认赋税过重——特别是两京周围地区的赋税——
的同时，武后答应减轻负担。为了表示她的俭朴，她遣退了许多宫中的仆婢；
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应让有迫切愿望的边境戍军回家，不中断祭祖。
像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见的规定在武后时期特别多，并且被传统的历史学
家非难为“笼络人心”的应急手段。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倾向于把它们视作民
众反对贵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阶级斗争手段。它们一定深受当时平民的欢迎。
最后部分试图解决当前施政中的问题。武后说，近几年领土的扩大已经
引起了各道原来过得去的行政质量的下降，京师以外贪污成风。御史台将设
立一个新部门，以严密监督各道和经常进行视察。另一个弊病是规避赋税和
徭役，随着近几十年国内安定而出现的人口激增，这一问题因行政的混乱而
更加严重了。为了与登记不实和在人口统计数字上玩花招等现象作斗争，政
府拟对行政单位进行一次严格的复查，如县和州的人口分别超过原来的一万
户和三万户的限额时，政府就另设新的县和州。人口的增长和再分配是7世
纪后期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武后对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图对道的制度
①
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但抱敌视态度的史书否认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在这一大
赦令中，她还承认了军事领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赏不当造成
的士气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御性和临时性的府兵变成半永久性和职业性
军队后造成的过长的服役期。此外，许多富人只是捐官而从不赴职。武后命
令有关官员惩处这些犯法行为，但她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更广泛的含义。最
后，她强调了用儒家灵丹妙药来解决行政困难，即吸收“有德之士”担任文
① 全文载 《全唐文》，卷96 第11—16 页；《文苑英华》，卷463 第6—11 页。
① 《旧唐书》，卷94 第2993—2994 页；《新唐书》，卷123 第4367—4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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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所有高级官员应举荐一适合当官的人。没有一个唐朝统治者像武后那样
深深地依赖这一措施；这一措施连同她经常采用的除科举制以外的其他吸收
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员人数大量增加。自657年以来，批评已经越来越多，
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应：干脆不承认官僚机构已变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问题决不是详尽无遗的，但也许足以说明初唐的某
些制度的退化情况。原因有几个：国内的长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长，又造
成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已使边境行政和防务需要新的
形式。像科举制那样的其内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很
不平静的情绪，一些人特别是因为“突然展现的前程”而很不平静，这些人
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贵族门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为高级官员的大门之外。
简言之，太宗的“遗产”已经过时，而武后也不是创新者。最抱乐观态度的
历史学家只好承认，她没有使她继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
重大政策——加强帝王特权和中央权力，征服“外夷”，“笼络人心”——
合在一起却暴露了制度的种种缺点。她留给玄宗的财富 （主要表现为新形势
下的一种新的和高效率的办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在她统治的
开始，她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此外，她在整个掌权时期受到了自己是妇女这
一生理事实的牵制。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
①
远不能被人接受；她很快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从而使她把自我保
护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李敬业的叛
乱。
恐怖统治
叛乱者的领袖为征服高丽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的孙子。李世
已死于669年，他积累的荣誉保证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凭特权进
入仕途，而李敬业已在官场中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最近，他已驻节位于长江
②
和大运河相交处的扬州。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傲慢但又懒散的气氛中，他的大
部分亲密伙伴也一样是因各种过错被罢官的出身名门和有声望的人。他们当
然都伺机恢复自己失去的家业；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图尚未大定，这种形
势有助于创造一次起义的理想气候。
叛乱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虽然公开的目的是中宗复位，但他们又另立
一人并在名义上把他抬为首领，称此人为中宗的兄长，即已死的李贤（他长
得很像中宗）。因此，敬业很可能无意让中宗复位，为了掩盖自己改朝换代
的野心，就借用这个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名字以争取支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
①
他企图给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骆宾王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檄文，其文
开始如下：
① 见杨联升：《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 （1960—1961 年），第47—61 页；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 （1935 年），第137—148 页。陈寅恪文引了
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② 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1 （1947 年），第149—176 页。
① 《旧唐书》，卷190 上第5006—5007 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 第1 — 2页；《文苑英华》，
卷646 第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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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
官，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
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继续以一系列的历史隐喻详细叙述妇女左右以前历朝政体的恶果，强烈呼吁同僚们与他
一起造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惯风云，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
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
是谁家之天下？
檄文的陈述当然是很不确切的，不过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念。
敌视武后的史学家们极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见于其他有声誉的史书
之中。檄文之传布既广泛又迅速；据记载，武后在叛乱初期已见到一份檄文。
她的反应既典型，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的大臣们是多么愚蠢，竟让像檄文
作者那样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尽管檄文写得很妙，却不能吸引
许多人同情叛乱事业；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叛乱失败的部分原因是，
武后推行了奖赏抵制叛乱的人和宽恕胁从的叛乱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
李敬业作为一个指挥将领有着种种缺点。一名副将有几次敦促他在山东—河
北地区寻求支持，并说，在那里可以发现最优秀的战士和反对武后“独裁”
①
的最强烈的不满情绪。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可这一策略，指出在整个唐代，
这一地区历来厌恶来自长安的统治，特别在经济困难和夷狄入侵时期，这种
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
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十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