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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
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十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
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
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
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
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
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
②
史论战的题目。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
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
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
辱地处决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
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
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
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6—6427 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5—6426 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
京，1962 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 （第144—145 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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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
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
①
事朕，无为天下笑！”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
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
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
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
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
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
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
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
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
②
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在686
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实行
①
到唐朝结束。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
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
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
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
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
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
②
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
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
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
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
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
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微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
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
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
①
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这种统治“作风”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2 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9—644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8 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
唐书》，卷186 上第4840—4842 页。
① 《唐会要》，卷53 第956—959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7—6438 页。
②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 年），作者在书中
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
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
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 年），第174 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 年），第140 页
以后。
① 《旧唐书》，卷57 第2296 页；《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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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
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
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
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 （特别
③
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
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
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
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
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
④
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7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诏令
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
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
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
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
⑤
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有好几年武后对这
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
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
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
的方法逼取供词和处理案件时产生的。武后常主持审讯或复核重要的案件；
当像徐有功等大胆的御史面陈执法不当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得到支持。①
当武后在697年处决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们的蒙
骗而推行不正当的重刑而表示了遗憾心情，她很可能是真诚的。②
恐怖的开始有时被认为是武后企图篡位的明确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也
有迹象表明在以后几年，她本满足于继续以睿宗的名义进行统治，从而使自
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历史的谴责。迹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纳了第一个面首，
此人是她女儿太平公主引见的一个粗壮的脂粉（和春药）货郎。此事迅速成
了一件公开的丑闻；为了使他的未净身之躯得以在宫内容身，她就让他出家，
并放肆地立他为中国最有名望的白马寺的住持。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
—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
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
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年初期，
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
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
② 例如，见 《旧唐书》，卷186 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12—6513 页；《旧唐书》，卷57 第7 页；卷186 上第4849 页。
④ 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⑤ 滨口重国： 《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 年），第218—244 页。
① 《旧唐书》，卷85 第2817—2820 页；《新唐书》，卷113 第4188—4192 页；《通典卷169 第894—897
页；《册府元龟》，卷616 第1 — 8页；卷617 第13—1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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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十年之
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
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
能干。①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因为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
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
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
②
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
③
订了律令，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
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
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
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
④
和平民都获准自荐。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
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
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
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
⑤
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
的书目。⑥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
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
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世纪30年代几乎高达百倍。
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
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和678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
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
依靠一些权宜措施去解决问题。684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
①
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687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
②
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
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
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
① 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 年），第131—132 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
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 第271—300 页。
② 《唐会要》，卷73 第1309、1315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5 页。
③ 《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旧唐书》，卷50 第2143 页。
④ 《册府元龟》，卷639 第20 页；《通典》，卷15 第83 页；《唐会要》，卷75 第1376 页；《唐会要》，
卷76 第1390 页；《文献通考》，卷29 第272 页。
⑤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 年），第107—149 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
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① 《唐会要》，卷91 第165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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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
③
存在。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
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
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
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
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
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
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
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
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
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
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①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
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
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
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
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
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
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
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
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
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