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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这类粮仓。每个州拨给专款，作为资金。
同时，原来的义仓制也被改革。各州通过这些义仓应该保存根据地税征
收的储粮。但挪用这些粮食作为一般岁入运往京师的做法已成惯例。716年，
这种做法被禁止，储粮只准作救济饥荒之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到玄宗末期，在义仓储存的粮食储备相当充足，
特别在最易发生饥荒的关内、河东、河北、河南诸道更是如此。这些储粮在
很大程度上缓和了8世纪30和40年代自然灾害的冲击。①
税制
玄宗初期的财政问题并不仅仅是运输征收的粮食和布帛到京师的困难造
成的。长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记而使税册
漏登大批应该纳税的人这一主要的基本问题，在7世纪90年代变得严重了；
这一严重局势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连贯的重新登记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缓
②
和。711年，韩琬重提此事，但在玄宗执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动，不过在
① 《旧唐书》，卷96 第3023—302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26—6727 页；《唐大诏令集》，卷79
第452 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31 页。
① 《旧唐书》，卷49 第2124 页；《唐会要》，卷88 第1612—1613 页；《册府元龟》，卷502 第22—24
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 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② 《唐会要》，卷85 第1561—1562 页；《新唐书》，卷112 第4165—4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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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这项工作的确是难以进行的。
几乎与丧失岁入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富户的数量庞大，它们的税虽然按
规定缴纳，却被指定用于贵族 （他们是皇亲国戚的武后、韦后时期授予贵族
称号和封地的许多官户）的食实封。这一问题的规模难以用数量表示，但 709
年韦嗣立的奏疏估计有60余万成年纳税者（占当时总数的8％）被分配给封
地的拥有者，这些封地所收的丝税超过太府寺。同年另一种估计列出一个数
字：140户贵族享有实封，从54个州取得收入，并选州内最富之户来履行义
③
务。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户尤其是一个问题。确定为采邑户被普遍
认为比应征入伍更加糟糕，因为在饥馑之年可能得到的减免纳税的待遇，采
邑户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许多被
确定的户出逃，从而加剧了未登记的人口的问题。①
玄宗对此不能立刻有所作为，因为实封与贵族称号一起是世袭的，不能
一笔勾销。然而他确实放弃了不分青红皂白滥封贵族的做法，并把实封减到
最低限度，其户数常常只是象征性的，远远低于律令的规定数。但这一制度
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个子女，每人必须被给予贵族称号、
管理王府的机构和一份封地，这样就给帝国财政平添了沉重的负担。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极力公开表示他在杜绝铺张和不必要的开支。714年
阴历七月他颁布了严厉的节约法令，内容是禁止织锦，禁止穿刺绣之衣和戴
珠玉饰品。甚至此诏对后妃也不例外，为皇宫制造物品的织锦坊被关闭。同
月稍晚，为了平息关于玄宗正在为后宫选美的谣言，他把大批闲着的宫女遣
送回家。②
这时开始开征的一种税收的辅助形式是盐。710年和713年，专使被任
命去管理山西东南部的盐池。但这种形式纯属地方的权宜措施。③
货币
自7世纪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官铸的钱奇缺。约从679年起，政府已
削减了铸钱，在武后在位的整个时期，华中和华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私
铸，其中甚至还牵涉一个未来的宰相。682年，规定私铸钱币者要处以死刑，
但收效甚微；从701至704年，政府被迫准许公开使用优质的私铸钱，以满
足商业的最低需要。705年，规定没收犯禁者的财产以代替死刑。713年，一
位大臣抱怨京师流通的钱质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货币的需
要量增长得太猛，远远超过了官钱的供应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许私铸钱流通，
以免贸易呆滞。
随着宋璟在治政上得势，政府在717年终于企图处理这一问题，并实行
以前关于私铸的严格禁令。死刑被恢复，718年的一份诏书重申了禁令，御
史萧隐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私铸最盛行的中心，企图收集和
③ 韦嗣立的奏疏载 《全唐文》，卷236 第6 页；《旧唐书》，卷88 第2871 页；《资治通鉴》，卷209 第
6634 页；《唐会要》，卷90 第1642—1644 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68 第22—23
页。
① 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 （1939 年），
第1—64 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 （1966 年），第153—18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2—6704 页。
③ 《唐会要》，卷88 第16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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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非法的钱币。但禁令和萧的使命都归于失败，结果导致物价大波动、商
业暂时停滞、民众不满和宋璟垮台。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问题依然
没有解决。①
反佛教措施
在韦后去世之时，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比的庇护，其权
势和财富已经盛极一时。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请他注意佛教寺院聚
积的大量财富以及富人通过充任僧人或沙弥逃避纳税和其他义务的方法。睿
②
宗与他的姐妹一样，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并且不断
深受道士的影响。他下令调查佛教寺院拥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
③
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没收。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认可的寺
院。④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动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动，姚崇以前在河
⑤
北任职时，曾以反对佛教寺院闻名。713年的诏书禁止豪门大户建造私人寺
①
庙或“功德院”，因为这些已经成了逃避纳税和各种形式的徭役的手段。714
年阴历五月，在姚崇提请玄宗注意为了同样目的公然不正当地滥用遁入空门
这种现象后，对佛僧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结果使三万余名僧尼还俗。次月，
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时严格控制对现存庙宇的翻新。②
玄宗不但打击佛教界的物质基础，而且试图把佛僧的活动限在庙内和禁
止他们公开讲经，后一个措施可能与这一世纪初期几份诏书中公开宣布镇压
③
的各种宗教叛乱者的集团有关。他还企图使用由来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顺
其父母，换句话说，就是要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摆
④
脱对当局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其
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玄宗肯定仍不满足，因为在8世纪20
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这将在以后论述。
710至720年的军事改组
玄宗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将予充分论述，这里只需提
①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76 页。
② 《全唐文》，卷18 第9—10 页。
③ 《全唐文》，卷19 第3 页。
④ 《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第373 页。
⑤ 《旧唐书》，卷96 第3022 页。
① 《唐会要》，卷50 第878 页。
② 《唐会要》，卷47 第826—827 页；《全唐文》，卷26，第27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696 页。
③ 《全唐文》，卷26 第10 页；卷30 第10—11 页；卷29 第5 页。关于715 年河北的教派起义，见《新唐
书》，卷5 第124 页；《旧唐书》卷8 第175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10—6711 页；《唐大诏令集》，
卷113 第588 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 号）引了674、695 和702
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④ 《旧唐书》，卷8 第172 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 《剑桥中国史》第4 卷
中所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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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详细的材料来说明防务政策发生变化的背景。在睿宗执政之初，唐朝在边
境面临几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极西部，武后在692年决定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对准噶尔的牢固
控制。这使中国人负担了相当沉重的军事义务。在塔里木盆地，以龟兹为大
本营的安西四镇提供了一支分驻于重要城市的“保护性”力量，但这些城市
仍保留着土著统治者。这些部队防卫这一地区，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
突厥、特别是北方突厥的强大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对付阿
拉伯人从西面侵入河中地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在这里驻军的主要目的是控
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经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
商路。
更往北，中国的军队和分遣队分驻在沿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
通往中亚的路线上。哈密和吐鲁番绿洲还驻有中国的守军，那些地方在太宗
时期被征服，并正式归中国文官治理。在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定居者
（其中许多是强制迁来的罪犯和家庭），但绝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国人。这
一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地区必须加以守卫，以防西面
的突骑施、北面的黠戛斯和东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纪初期驻在西面的守军总数约为五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不惜
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经甘肃西北绿洲这条供应他们的路线。在这里，唐朝面
临的最强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敌人是吐蕃人。在7世纪后半期，吐蕃国已经征
服和逐渐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浑领地。从这一富饶的放牧区，吐蕃人
能直接对甘肃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这一弧形的中国边界施加压力。为了对付
这一威胁，中国人自7世纪70年代起逐渐设立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和分遣队，
它们以军垦为后援，使部队在这一交通困难的地区至少能部分自给。直接的
吐蕃侵略在700至702年的一次惨败后结束，此后发生的内乱和吐蕃幼王的
登基暂时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方面。从707至710年与中国人
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
有利的条款；和谈的部分内容是把黄河上游称之为“九曲”的领地割让给吐
蕃，这一地区对武后时建立起来的防务体系是极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
直接威胁长安周围的京畿区，它的丧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缔结一个正式的和约，玄宗同意。但和约刚缔结，
吐蕃人就攻击兰州，造成很大的破坏。虽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决定
性的失败，中国人从此能够控制其边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这
种欺人的背信弃义使玄宗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
任何和平安排。①
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王朝面临的是游牧民族宿敌东突厥
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到8
世纪初期，它在从满洲边境直到西方的费尔干纳的整个草原地带称霸。突厥
人在武后时期屡次袭扰中国边境，但中国人在705年惨败于他们之手后，就
沿黄河北道建立了昂贵的、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务体系，以重兵
① 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 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 上和下及
《新唐书》卷216 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
1960—1961 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 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
料》 （巴黎，1940 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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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进一步的大规模入侵。同时，基本上以他个人统治
为基础的默啜的“帝国”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强的挑战，所
以在睿宗登基时，默啜在全力进行他在极西部的战役。从711年起，他不断
与唐王朝进行和亲谈判，以期支撑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权力；714年，
虽然他攻打了中国西面的北庭诸前哨，但他从未严重地威胁中国本部的边
境。716年他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们的许多附庸部落纷纷
投向中国。以后北部边境的动乱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来自已在北部关
中和河东（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中国领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
的集团；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强大的边防部队负责对付它们内部的暴动以及来
自草原的袭扰。①
从696至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辽东省边缘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
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威
胁，当时他们已把中国人赶出南满并侵入河北。他们被赶回后，由于得到突
厥的援助，就像新兴的振国 （后来的渤海，由在南满的高丽残余组成）那样
成了突厥的附庸。他们多年来被幽州 （今北京）都督薛讷所阻。薛在711年
调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图对他们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了一段时期的严重对抗。
②但到714年，鉴于默啜的力量明显地衰落，奚和契丹都决定作唐朝的属国。
717年，中国在东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位于现代辽东的营州恢
复了都督府，719年还在那里派驻强大的军队。③
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防务政策来说是相对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地
是因为邻近的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强国每况愈下，部分地是因为武后和中宗时
构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地是因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
外交政策与和亲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经常力促玄宗在对外关系方面要谨慎从
事；玄宗也许需要克制，因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计划亲自领兵进行大
规模的讨伐，只是由于边境将领的胜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对把
中国的管辖扩大到辽东，因为这是不必要的负担。
然而，虽然这十年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扩张政策，但他们仍不
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据张说估计，
①
军队总数已增加到60余万。在玄宗初期，极力加强兵力的地区是陇右 （甘
肃南部）、河东和东北，这是一些能使中国境内关键的道遭受外来威胁的地
区。
但比单纯建立边防军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控制和部署的变化。在所
有的边境区，尽管它们的战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国人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危
险因素。他们的潜在敌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机动的游
牧或半游牧民族，他们的目标不是永远征服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
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特别是抢走牲畜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