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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安禄山的事迹。安禄山为粟特族和
突厥族的混血儿，从青年起就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他的擢升无疑归功于军功。
在他40来岁时，他已取得一个职业军官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地位：在 742
年成为平卢节度使；在744年又任邻近的范阳镇节度使。他身兼两职是有充
分理由的，因为两镇需要最紧密的协调。但容许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留任达12
年以上则是很不正常的 （节度使的正常任期为三年），何况同时他又有兼职
（750年兼河北采访使，751年兼河东节度使），从而使他成为东北不容挑战
的长官。让一个人能集如此大权于一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权这
一基本任务方面显然已经变得草率从事了，所以安禄山才能取得为自己招兵
买马的良机——如果他愿意，他还能选择违抗朝廷这条道路。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受宠，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虽
然绝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乱进行时期写成——把他描绘成肥胖的小丑，
但他仍是一个在漫长的镇守期间保持东北边境安全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另
外，他还兢兢业业地建立与朝廷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事实上，
权势炙手可热的宰相李林甫在752年死亡前，玄宗在临近悲惨的结局时，仍
然对他恩宠有加。鉴于他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很可能从8世纪40年代中期
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从朝廷总的发展形势看，这些都不是
偶然的：安禄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与玄宗不再积极领导国务和强大的节
度使日益参预朝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年中，他究竟提供了多少积极的指导，这是很难回答
的。他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至752年这段非常
长的任期内是宰相和实际的独裁者，以后接任的杨国忠几乎同样独裁；在边
境，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同时掌握几个藩镇。另
外，从8世纪40和50年代朝廷的政治争吵和角逐中，人们也明显地可以看
出玄宗对日常的政务越来越不加过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比帝国其他官员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军事权力的节度使
都不免卷进操纵政治的角逐之中。但这带来了边境将领——或至少那些有足
够的野心和机智在政治领域中纵横捭阖的边境将领——干预政治的危险。李
① 见日野开三郎载于《史渊》（87＇1962 年＇，第1—60 页及89＇1962 年＇，第1—26 页）的关于东北边境史
的综合的（但其部分内容是高度理论性的）论述。
② 关于安禄山的事迹，特别参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一书（它叙述到752 年）；又见戴何都的
《安禄山史》（巴黎，1962 年）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伯克利，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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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甫之死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只有他拥有在帝国其他实权人物中间保持平衡
所必需的无容置疑的权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导致叛乱的最后几年中出现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只有玄宗的有力行动才
能解决，但他的消极态度反而助长了斗争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撤换安禄
也的各种企图不能简单地再被看成是替换一个任期早已届满的将领或让他退
隐的事情。杨国忠本人很可能主张加强中央控制边境将领的总政策；但安禄
山认为，如果替换他的企图得逞，这只会使杨国忠取得更大的权力。
但是，尽管历史学家对宫廷政治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却不能为叛乱
的起源提供圆满的、或令人满意的解释。古往今来许多评述者把注意力集中
在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的非汉族出身方面，他们坚持这些人生来 （或被养
成）桀骜不驯和贪婪成性。这些人所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肤浅，所以不
甘心接受传统约束而一心渴望征服和掠夺。因此，安禄山之乱被视为“在国
①
内进行的外患”。虽然这一观点并非全无根据，但它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
解释。它假设在作为中国兵员来源的不同民族中存在一个共性，而没有看到
在它们中间存在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别。其次，它假设所有“胡人”接
受中国文明的程度都很低，而实际上随着接触时间的长短和接触质量的高
低，同化的程度也不大不相同。边境城镇的长期居民——可能已与汉人婚配，
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汉化“胡人”——不可能作出与来自草原的新迁入者相
同的反应。再次，它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安禄山麾下包括许多汉人，
而另一方面，回纥人和其他“夷狄”后来证明也属于唐王朝最坚定的捍卫者。
近年的两大论点试图参照一些地区特征来解释叛乱。已故的陈寅恪发展
了夷狄论的另一深思熟虑的变种论点：8世纪初期异族的迁入河北导致了最
后使东北社会“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到8世纪40年代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以致充分了解这一形势的唐朝廷只有树立一个“羯胡”（安禄山）作为保持
控制河北和东北的唯一办法。因此，陈寅恪所看到的夷狄因素不仅涉及安禄
①
山及其所属的兵将，而且还涉及整个这一地区的人口。除了这类文化解说的
高度主观性连同它的模糊和带激情色彩的“胡化”观念外，陈寅恪这一引人
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他的叛乱前的证据所指的不是整个河
北，而只是具体地指边境地区；他用的叛乱后的材料——这是他论证的大部
分依据——则错误地把一些具体的后果归因于主观设想的文化变化，而不是
归因于这一区域取得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
谷霁光提出的另一个主要的解释迥然不同，他的论点稍经修改又被浦立
本采纳。两人都从河北 （在东北）对唐朝廷（在西北）的长期异化这一角度
来解释叛乱，这一异化过程主要是朝廷对该区的歧视政策造成的。根据这一
②
理论，安禄山是作为这一地区的感情和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但关于朝廷和河
北道之间长久分裂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几乎都来自7世纪的材料。此外，
成为这一论点前提的河北地区支持叛乱的广泛基础始终不明显——不论在叛
乱前、叛乱时和叛乱后都是如此。
① 这一观点构成大部分传统记载的理论基础；关于近时对这一观点的修正，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 年），第257—260 和264—265 页，注8。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 年，1956 年北京再版），第25—48 页。
② 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 （1936 年），第197—209 页；浦立本：《安禄
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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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叛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
们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的联系。这
场叛乱其实也不产生于任何大的社会危机。在叛乱开始时，河北道除了提供
基地外并未卷入。引起这场叛乱的解释要在边境形势中而不是在河北道内寻
找。虽然边境藩镇的建立和以后的发展使得它可能对唐统治皇室进行挑战，
但关键的一个发展是指挥机构逐渐被那些很难被认为是唐统治阶级的成员的
人所控制。这些人为职业军人，地方观念强，社会出身往往很低，所以形成
①
了一个与正规官僚集团显著不同的集团。朝廷和它的边将之间的社会和文化
差距不一定产生敌对，也不会使叛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但它能使一个强有
力的将领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去寻求其袍泽的支持，并对他们认为很少有共
同点的朝廷宣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叛乱最好用到玄宗朝快结束时已经
形成的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动来解释。
安禄山极不可能像我们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声称的那样早就有谋反的计
划；事实上，他潜在的敌对行动似乎只是到李林甫死后他看到杨国忠对他的
地位构成威胁时才开始的。不过在他镇守边境的漫长时期，他显然已乘机扩
大和巩固了他个人的权力及他指挥的军事力量。他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
扩大其军队的规模，并建立了一支绝对忠诚于他的八千假子的精兵——这是
五代私人军队的前身。据说他还从边境外征募许多新兵（这些人不可能有强
烈的忠君思想）和采取提拔和滥赏的慷慨政策，这些都是为了加强他与部下
的关系。他凭借自己受玄宗宠爱的有利条件，甚至直接控制了西北主要牧马
中心之一，这就保证他能得到骑兵马匹的充分供应。最后，通过他在东北的
漫长的任期和兼任的河北道采访使之职，他能影响东北文武官员的任命。②
这样，到他与朝廷决裂时，他拥有一个强大富饶的地区基地，并已建立了一
支庞大和训练有素的、其核心由效忠于他个人的追随者组成的军队，它与其
说是属于皇帝的，远不如说是属于安禄山的。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到755年，
安禄山控制的藩镇已经出现了他叛乱后自治和半自治地方政体的主要特征，
虽然这些特征尚有待于向帝国的内地渗透。
当安禄山相信他已失去玄宗的支持，失宠又一定会发生和迫在眉睫时，
他才最后与朝廷决裂；他又坚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王朝。对于他的
希望来说，关键是要进行迅速和决定性的打击；因此他的战略核心是立刻占
领政治中心地区。这样就会使统治皇室威信扫地，也许还能使它垮台，从而
使安禄山成为最可能的继承者。安禄山的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统率的
部队在开始叛乱时约为20万人，其中15万人被动员去参加重大战役。由于
留守平卢镇的约二万名士兵倒戈和河东道的一些部队没有参加叛乱，他的总
兵力立刻减少了。安禄山对自己在河北的控制和对他的进攻力量估计过高，
这一战略归于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在帝国的心脏地带自始至终激烈地进行的
消耗战。
勤王军的人数远为众多，但这一优势毫无用处，原因有二。第一，如前
所述，几乎全部帝国的兵力都分布在边境沿线，这样内地已没有多少训练有
素的部队能抵挡安禄山的进攻。所以安禄山的军队在遭到坚决抵抗之前经河
① 唐代官方历史中关于这些叛乱时和叛乱后青云直上的军人的传记清楚地说明这点。陈寅恪的《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第35 页以后收集了这类人物的大量材料。
② 见本书第477 页注②所列的传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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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过洛阳而所向披靡。此外，最精锐的政府军被牵制在偏远的边境，要花相
当长的宝贵时间才能被调回；这样做又显然会削弱或被迫放弃边境的阵地。
第二，在叛乱的第一阶段，勤王军的战略需要不加选择地使用兵力。他们再
三在广阔的前线进行正面进攻以期制服叛军，但最后都不但以失败告终，而
且因大量损兵折将而严重地妨碍以后的行动。结果，陇右、河西和朔方三大
西北藩镇的久经沙场的部队都大为损耗，只有朔方军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还
能继续作战。
安禄山之乱的经过
叛乱持续了七年以上，从755年12月至763年1月。从纯粹的军事角度
看，它可以分为五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几场决定性的或有潜在决定
性的战斗所决定。它们是：
（1）755年12月至756年6月叛军最初的胜利阶段，它以叛军在潼关
的进攻受阻和勤王军在叛军后方河北的起事告终。
（2）756年7月至757年11月叛军占优势及其军事力量和地域控制处
于鼎盛的阶段。
（3）757年11月至759年4月政府收复京都和接近平息叛乱的阶段。
（4）759年4月至762年10月叛军重新崛起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僵持阶
段。
（5）762年10月至763年1月政府最后进攻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这是一场长期和激烈的冲突，其结果几乎到最后仍不能肯定。但冲突中
间存在军事上相对停顿的漫长时期，例如从757年秋至758年秋政府收复两
京以后，事实上760年全年和最后战役前的18个月这几个时期都是这样。因
此严格地说，叛乱期不应被认为是连续不断战斗的七年，而应该是帝国一直
处于全面战时体制的漫长的时期。
虽然战斗的间歇有种种原因（指挥的变化、进一步征募兵员的需要、甚
至天气），但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后勤的问题。每一次阵地的大变动都需要对
供应线作新的部署，而这正值帝国财政结构完全崩溃之时。在这一方面，叛
军的日子可能比中央政府好过些，尽管他们控制的地区较小。河北是坚固和
可守之地，靠近主要的冲突地区。相比之下，政府发现自己被夺去了主要的
收入来源：河北当然已经丧失；河南的部分地区被叛军占领，而且已被战争
破坏；与长江诸道的联系由于叛军破坏了汴渠的几条交通线而基本上被切
断。此外，玄宗时期积累的大量剩余粮食和物品在叛军占领两京时大部分已
被毁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被迫从三个来源取得有限度的正常岁入：关中
本地的生产 （但只在758年以后才有挹注）；从南方跨秦岭经汉水运来的少
量资源；一切能从四川通过陆路运来的物资。在其他方面，政府只能采取短
期的权宜措施：卖官鬻爵和出售委任状，操纵通货，开征商业税和生产税。
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与叛乱作斗争，这有助于解释它
作战的时断时续的缓慢的节奏。
领导问题也影响冲突的进行。下文将谈到，政府有时因为不能对自己的
战地军队和它在地方掌权的代表进行控制而严重地受到损害，但至少从756
年秋季起，它在中央仍保持领导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叛乱政体则并非如此。
有四人相继任叛军的领袖，但每人 （不包括安禄山本人）都杀害了他的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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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取得指挥权。每人都僭号称王，力图使他的权力合法化。安禄山未能利用
其最初优势的事实和流传至今的对他的各种描述，都说明在755年他的鼎盛
期早已过去。他在757年初期遇刺，其子安庆绪接替他，控制叛军直至759
年春。史料把安庆绪说成是一个平庸之辈，但他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他的洛阳政权不能从河北叛军地区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些地区那时在他后来
的继承者史思明的控制之下。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
唐朝。虽然史朝义坚持与庞大的勤王军对抗直到762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
但结果他在年末在帝国军队最后的进攻下被消灭。且不说这四人的个人性格
如何，领导权的不断的和激烈的变化显然使叛军难以保持任何巩固的团结和
凝聚意识。
安禄山最初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月内，他已占领了河北、河东
的几个部分以及包括东都洛阳和黄河中段航道的河南北部。这时，河北勤王
军的联合抗击和在潼关匆忙集结的帝国军队阻止了他的迅速推进，使他不能
直驱西京长安。尽管遭到这些挫折，他仍在756年的阴历新年初一在洛阳称
帝，国号为“大燕”。朝廷那时正在为动员抗击，为从北方和西北边境召回
部队，为征募新的人力资源和授予地方官员额外的兵权而作出疯狂的努力。
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中有一项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朝廷在企图为
其匆忙集结的部队提供指挥机构时，求助于以前为用于边境而发展起来的节
①
度使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