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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完全清楚的。与各地的关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趋于明朗，并且因考
验和错误判断而更加清楚。每一次的最终考验是中央政府选任各镇节度使的
能力的大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政府稳定地保持这种权力，虽然那里偶尔
发生哗变和动乱，却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问题。在北方，类型则很不一致，至
少在最初是完全不能预测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府掌握了对大部分地方
节度使的挑选权，但在面临有力的地方（军事）反对时，它通常不能对某镇
强加它的人选。可是在安禄山之乱后的十年中，它确实在一些困难的、或是
潜在困难的局势中成功地作出了一些人事变动。例如在764年，它设法安全
② 《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5、7173 页；《全唐文》，卷384 第20—22 页。
① 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第423—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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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地把一名前叛乱将领从汴渠边的战略要镇汴州调到一个比较次要的地
方，而以一名效忠王朝的将领接替。767年，它使用武力在陕西东南的华州
清除了一名拒不听命的节度使，因为此镇太靠近京师，使它放心不下；773
年它任命自己选择的节度使去控制河北的黄河边上虽小但很重要的义成军，
并顶住了当地守军要求任命他们自己的一个军官的压力。
同时，中央政府在实施一项有关的政策，即在把地方的权力交还文官时
也有一定的进展。在叛乱结束时，各地的长官 （不论其具体官称是什么）有
近75％是军人。到779年的代宗末年，这一比率已减少到约五分之三。这些
成就主要在南方取得，因为在许多北方藩镇，由于战略的原因，强大的军事
①
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职业军事领导的保持不会带来不能接受的安全风险。
但是尽管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所进展，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却没有力量将
其意愿加在与地方军人相勾结并加以利用的有野心的节度使身上。763年在
襄州（在汉水边上），765年在平卢 （当时是平卢军已被调去的山东一个重
要藩镇的名称）和767年在四川 （那里全是“效忠”的镇），政府对地方将
领之间的权力斗争被迫袖手旁观，然后给得胜者奖以节度使的正式任命。在
前叛乱者领地的第一起这类事例发生在768年的幽州，当时节度使被刺。朝
廷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威信感到有足够的信心，以致派了自己的一名高级官
员去掌管该地。但是地方驻军的一次武力炫耀就足以迫使他返回，然后那名
刺客就得到合法的批准而成为节度使。四年后当他也不得善终时，朝廷不打
算干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观望期，才正式批准继任人选。
政府直到775年才对一个拒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但即使在
当时它也只是在最狂妄的挑衅后采取行动的。这一危机发生在河北是不足为
奇的，那里的魏博在前安禄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的副将田承嗣的领导下已
成为四个藩镇中最强的一个。775年，田承嗣企图接管邻近的一个已经更换
节度使的相卫镇。如果这一行动成功并被群起效尤，帝国就会发生混乱。因
此政府命令附近的九个藩镇对田承嗣发动一次征讨。它们之中有的非常愿意
行动，以便取得一份战利品；它们还可能都得到朝廷的资金。中央政府的主
要目标是牵制甚至降服魏博，但它一定还希望这次冲突有助于削弱一些不很
听话的藩镇。
这些目标只被完成了一部分。田承嗣通过兼用计谋、外交和及时的胜利，
能够保持他的军事地位。此外，其他强大的藩镇节度使终于认识到，他们的
长远利益远远与田承嗣的利益而不是与朝廷的利益相通。结果，在赢得了一
些大小适当的领地后，幽州、成德和平卢诸镇妥协并最后放弃征讨。这虽然
导致朝廷在776年早期完全停止作战而没有降服魏博，但它至少已经使魏博
不能为所欲为。魏博虽然面临众寡悬殊的不利形势，总的说丧失了很少的领
地，但它取得的半个相卫镇 （它此时不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它在其
他地方的损失。此外，它已经有说服力地显示出个别有强大武装的藩镇的防
御生存能力，尤其在河北的藩镇更是如此，因为朝廷在对那里的个别节度使
采取任何行动时，能指望得到的支持很少。①
那一年（776年）的晚些时候，朝廷的确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联合的地方
① 这些结论根据吴廷燮的表作出。见彼得森的《763 至875 年期间官员任命的控制与唐代各道世袭官职的
发生率》，这是为1962 年芝加哥召开的“唐宋时代传统和变化”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① 关于这一事件，见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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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消灭了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领袖。一个不出名的将领李灵耀在汴州的节
度使死后已经夺取了那里的控制权，并且立刻开始执行一条傲慢的独立路
线。对在汴渠边上的战略要地出现的这种行为，朝廷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为
了消灭他，朝廷发动了一场战役，并且立刻取得胜利，尽管不知悔改的魏博
节度使对叛乱者提供了援助；在汴州地区，朝廷作出了崭新的行政安排。
但在这类情况下，参加战役的藩镇从胜利中取得的利益往往与中央政府
一样多。这显然是中央政府被迫完全依靠地方军而不依靠中央控制的军队所
造成的几大恶果之一。这一次，已经强大的平卢是全面的胜利者，它从战败
的对象那里取得五个新的州。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试图控制有较多驻军和占地理优势的藩镇
的记录最多也只能说是不平衡的。到代宗执政结束时，至少有六个藩镇不受
中央任何值得一提的控制，它们是：幽州、魏博、成德（河北北部和中部）、
平卢 （山东）、襄阳（湖北北部）和淮西（河南西南）。在这些地方，节度
使是当地决定的，朝廷不过在事后予以承认 （成德实际上不能算例外，因为
在那里带兵的李宝臣的任期从他叛乱时算起）。也许长期在一个篡权者手中
的剑南西川（四川西部）也应包括在这一类藩镇中，虽然它采取反朝廷姿态
的时间要晚得多，并且又是在不同的领导之下。所有这些藩镇在处理内部事
务时都不受朝廷的干涉，所以必须恰当地把它们视作自治单位。正如历史学
家司马光所说：“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①
显然只有有实力的现实情况才能导致唐朝政体接受这种局势。它这样做
了，但又保存了帝国的统一和自己居于唯一正统地位的权力，这简直可以说
是了不起的。原因在于它能牢牢地控制四个对它的生存绝对重要的区域。这
些关键区域的第一个当然是京畿的关中道，那里的资源虽然减缩，但它作为
国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关键区是西北的边境区，它是掩护
京师使之避免帝国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的盾牌。第三个是长江淮河流域，这
一区域有迅速扩大的生产力、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商业，因此已成为政府的
主要收入来源。第四个是运河地带，它包括那些从南方运输税收所必经的几
个镇。 （四川是这类区域的第五个，但有争议；虽然它是守卫西面和西南边
境的要冲，但它与中央政府的命运的关系，并不像上面所谈的四个区域那样
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四个区中的两个因战略的原因而非常重要，所以它们
需要集结重兵，这样随之产生了控制的问题。我们已注意到，西北的边境藩
镇缺乏足够的地方资源基地，所以没有争取摆脱中央政府的能力。但沿运河
有大量驻防部队的诸镇则是另一回事。它们非常反复无常，需要以极为巧妙
的手段加以处理；显然它们基本上不向中央贡献税收。
因此，像陈寅恪指出的那样，唐朝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的统治之得以
①
幸存，实质上只是因为它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长江流域是王朝
赖以繁荣的经济基地，但远离唐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是造成严重紧张的一个
原因，但这种情况之形成显然有充分的历史原因。这种地缘政治学的考虑也
说明了这个时期和以后时期国家财政所表现的特殊形式的原因。代宗朝的后
半期 （约从770至780年），绕过地方节度使而又不影响他们征收直接税的
盐的专卖给中央提供了约一半收入。此外，780年采用的两税法是在一个分
① 《资治通鉴》，卷222 （应为卷223——译者）第7175 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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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帝国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在承认了这些情况的前提下被推行的。 ②
与单纯的军事控制问题一起，中央当局还面临各地的具体行政问题。这
些问题由于各节度使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模糊不清而复杂化了，甚至在顺从中
央控制的地区，它们也造成了困难。事实上，代宗时期的大部分成就必须被
看成是单纯地表现在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秩序这一方
面。
混乱的几年使许多人得以在地方任职，根据以往的标准，他们担任这些
职务是不够格的，但现在又不易被取代。任命官员的常规已被破坏，并悄悄
地被放弃。节度使们提升自己的助手和心腹，往往继续不顾这些正常程序。
官员的正常轮换和例行提升也已被破坏。上述情况与由于总的资金短缺而引
起的精简人员和减少俸禄的因素一起，必然严重地降低行政的质量和损害正
规官员集团的风纪。严格的监督和正常的政绩考核也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因
为普遍认为公务的处理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节度使被授予在自已辖区内
考核官员的明确责任，但他们对网罗忠于自己的追随者的活动比对作出客观
的评价往往更感兴趣。此外，系统地监督节度使本人的制度也已不复存在。
例如，长期以来的苦难根源之一是节度使擅自非法征税；但由于他们获准在
地方上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所以人们要揭露具体的、显然应受谴责的事例是
不容易做到的。
总的说，财政造成了一个困难问题，因为国家对人口的行政控制能力大
为削弱。旧的人丁簿和税册的丧失、破坏和过时，使登记的户数不到300万
①
户——只是叛乱前总数的三分之一。结果，恰恰在比以往更需要进行积极的
行政活动时，能取得的岁入反而锐减。此外，重新登记人口和使税册的材料
符合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行政工作中最艰难的任务。即使在7世纪最有利的形
势下，在隋亡以后全部重新登记人口的工作几乎花了一个世纪。
中央政府颁布了许多诏令和公告，努力想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或者仍
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或者被半心半意地执行。在代宗的大部分年代，中央政
府无力采取任何重大的主动行动，一种对地方行政的十分自觉的放任主义政
策终于逐渐被人们接受。这一政策与从764至777年任宰相的元载尤其有关。
②在这一时期的史书中，元载因他在这些年中对中央行政的独裁控制和对佛教
的庇护而受到强烈的批评，他公开的贪婪和腐化也被含蓄地认为是对各镇缺
乏积极的政策的一个原因。但是，在他掌权时期，朝廷却得到可喜的稳定，
并且他至少一度成功地消灭了自肃宗时期起支配朝廷的宦官势力。
元载对藩镇采用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他也许比任何人更能认清朝廷只
有有限的选择余地，所以决定采取一条谨慎和妥协的路线，其目的在于维持
国内和平和逐步恢复中央的权力。毫无疑问，在他的眼中最紧急的大事是防
卫国家免遭外敌的侵犯：吐蕃人最近已进犯京师，并仍占领西北大部分地方；
另外还有威胁程度较小的表面友好但难以控制的回纥人。这一政策的主要目
标完成了，但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地方政体，特别是拥有重兵的政体，
能够有机会牢固地树立自己的势力和使它们与所控制的领地和人民的关系正
常化。这样，叛乱造成的分权在代宗在位期间逐渐制度化了。不但地方政体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41、52—53 页。
① 《唐会要》，卷84 第1551 页；《册府元龟》，卷486 第19 页。
② 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64—271 页；又见本书第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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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甚至为中央利益服务的机构，如有才华的行政官刘晏在这一时期设立
的从而成为朝廷的主要财政支柱之一的盐铁使署也是如此，而刘晏在管理它
时，则是在独立于朝廷的高度自治的（实际上是区域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随着元载在777年的失宠，出现了针对各地问题的短暂的立法风。它旨
在让州刺史重新起更充分的文官作用，同时又保护他们不受节度使的欺凌。
此时他们已不能再兼任团练使，各个州拥有的军队人数受到严格的限制。同
时节度使不得停止刺史的工作，未向朝廷报告不得批准他们离境，或另立自
①
己的人去补缺。这一法规可能没有任何大的直接影响，但实际上朝廷在775
年对田承嗣和在776年对李灵耀的主动干预后，它的确表现了一种新的信心
和赞成采取更强硬政策的日益增长的情绪。这种政策被代宗的继承者德宗几
乎从一开始就加以采纳。
① 见《唐会要》卷68、69 和78 的有关文献；《新唐书》卷142 第4664—46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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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 （779—805年在位）
德宗在779年中期人们期望恢复唐朝力量和光荣的热烈心情中登上了皇
位。没有什么问题能阻挠他的继位；新帝已经成熟，但尚不满40岁，他为人
聪慧，精力充沛，因而受人尊敬；国内整个局势相对地说已经趋于稳定。在
他统治之初，他虽然没有碰到紧迫的危机，但对国家的不可靠的财政基础以
及国家对全国财政的不扎实的控制却有着充分的认识。从他登基后几乎立刻
实施的政策来看，他可能早就相信实施更加有力的政策是行得通的。在许多
方面他是正确的，这一事实却因以后发生的事件而鲜为人知。他放在第一位
的要务是财政改革。
780年初期两税法的采用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大事之一。近代
的研究揭示了新税制基本上是以前几十年发展的实践和政策为基础，因而没
①
有什么真正的新内容，但这也不能减轻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对这一改革
提出几个人所周知的特征就够了，把现存的纷杂的税制统一成一种基本税，
根据当地情况在每年两次征税 （由此产生了这一令人误解的名称）中缴纳一
次；根据财富和财产分等征税，而不是向所有纳税者按统一的税率征收；税
额一部分征现钱，虽然税的实物仍占绝大部分；取消各地本地户和新来户之
别。这些特征充分证实新税制对当时变化的经济情况作出了反应。
但只有在找到了从地方取得岁入的适当机制的情况下，新税制才能提供
足够的岁入。在这一方面，新税的组成确实顺应了当时存在的情况。它通过
地方份额制而得到推行。
根据这种地方份额制，地方当局在管理财政事务时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但它们必须缴纳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在事先互相商定的税收份额。实际上，
中央政府放弃了进一步对全国财政进行严密的中央直接控制的门面，作为报
偿，它定期定额取得岁入。这些份额反映了形形色色的行政惯例和不同的社
会状况，政府在确定份额和放弃税率一致的门面时，默认了当时存在的赋税
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