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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干草原的支配地位又被许多定居在甘肃和近代新疆绿洲上的黠戛斯人
（柯尔克孜人）代替，这时黠戛斯人已经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务农者。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游牧邻族是准蒙古族的契丹人，他们与其突厥附庸奚
人一起居住在河北北部和近代的辽东之西的多山边境中。在7世纪后期，他
们变得十分强大，并且侵犯了中国的东北，从此，河北北部和河东就非保持
巩固的防御体系不可了。
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
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的。
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主义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
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
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是从西方传入
思想和技术。中国的佛教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
一直是从北印度和中亚诸国吸取新的推动力。其他新宗教，如拜火教、摩尼
教、景教和以后的伊斯兰教，也从伊朗和中亚传入。除了这些思想影响外，
传入中国的还有音乐、舞蹈乃至金属制作、烹饪这些技艺的新成果，以及诸
如数学、语言学方面的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成就。外国人，从印度僧人到波斯
眼科医生、粟特的卖艺人和商人，都可自由地进入中国。
为了确保这些事物所依靠的中亚通道，隋和唐都向西扩张，他们的军队
接连征服一个个小绿洲王国并建立中国的保护国。到7世纪60年代，中国的
力量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已经牢牢地扎了根，同时中国
又建立了若干保护国，以控制今俄属突厥斯坦的西突厥部落及原属突厥人统
治的位于河中地 （外索克西亚纳）、吐火罗和阿富汗的许多城邦。中国人甚
至在北印度进行军事干涉，虽然是小规模的。在高宗时期，中国政治力量更
向西发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但这种扩张证明为期很短暂。几年后，中国不得不放弃它的伊朗边境和
阿富汗境内的保护国；虽然在8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军队远至伊犁河流域和
伊塞克湖以西，深入帕米尔和吉尔吉特等地作战，同时中国人仍牢牢地控制
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但他们在中亚的影响受到了在7世纪中叶崛起的
两个强大和侵略成性的敌国的挑战。
第一个是吐蕃。7世纪前，虽然东汉时期的羌族已经造成了大破坏，后
来住在青海湖周围的吐谷浑已在威胁现在的甘肃西部，但西部边境对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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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从来没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藏的环境过于严酷，不能吸引中国人去定居，
在那里只有一些组织很差的落后的部落松散地居住着。
在7世纪，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吐蕃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
并开始搞侵略扩张。从原来在南藏的中心，吐蕃人往西向帕米尔和往东向云
南扩张，往北则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的新征服之地，并进而威胁中国通向西方
的商路。然后，在高宗时期，吐蕃人又在今青海省灭掉了吐谷浑王国，那里
原来是吐蕃人与中国在甘肃的领土之间的缓冲地。从此，吐蕃人在河西走廊
和兰州周围经常威胁着中国人，因此唐朝被迫在这两个地区长期重兵设防。
755年后，当安禄山之乱迫使政府将戍军东撤以保卫京师时，吐蕃人占领了
现在甘肃省的大部分，他们从763年起一直留在那里，直到9世纪40年代。
中国人驻守在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戍所与国内的联系被切断，它们后来被吐蕃
人占领。
842年后，吐蕃国分崩离析，吐蕃人在以后几年中逐渐从占领的领土上
撤出，从此不再是中国人对外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但吐蕃再也不是
少数游牧部落民居住的凄凉的荒漠。最后一个吐蕃王试图破坏寺庙和命令佛
僧还俗，结果垮台了。吐蕃国亡后，大寺庙提供了政治权威，并在保持吐蕃
人的文化特征方面出了力。
这一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尽管吐蕃与中国相敌对，但约在 650
至750年一段时期内，它似乎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它的贵族子
弟被送往中国学习，吐蕃王朝与唐皇室联姻，中国的书籍和工匠被带往拉萨。
但这种希望是短命的。在8世纪，吐蕃在文化上被一种本地文化所统一，这
种文化使用来源于印度的文字，与尼泊尔和印度的文化关系远强于与中国的
文化关系。尽管有18世纪满洲的征服，西藏受中国的影响甚小，这种状况持
续到我们今天的时代。
第二股向中国的中亚霸主地位挑战的主要新兴力量是大食（阿拉伯）人
和伊斯兰教。在7世纪，正当中国人已将其势力尽量往西扩张时，大食消灭
了萨珊帝国，然后逐渐吞并在吐火罗和河中地的一些四分五裂的城邦；这些
城邦原来是突厥人的附庸，后来一度受中国人的保护。尽管遭到一些挫折，
但到8世纪中叶，大食的政治统治以及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吐火罗、河中地和
拔汗那 （费尔干纳）区已很牢固。在751年，大食军队与唐朝军队在塔刺斯
河遭遇，唐军遭惨败。此役本身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双方都孤军深入。事实
证明，对中亚起决定性作用的大事是远在中国内部的安禄山之乱。它促使中
国军队撤离甘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驻军也被弃之不顾，他们因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而被截断了退路。中国人再也不能干涉中亚之事，大食人
得以巩固他们的胜利成果而不用再担心中国的对抗了。
842年以后吐蕃国亡，唐朝作出了明智的、但从长期看却是严重的决定，
不打算去收复原在远西的疆土。结果，这意味着在18世纪清朝远征胜利前，
中国再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敦煌和哈密以西之地。这还意味着中国永远丧失了
作为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的中亚。吐蕃人放弃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的几个旧绿
洲城市被回鹘人占领，这时回鹘人已被黠戛斯人从他们的草原故土赶出。集
印欧、伊朗、印度和中国诸影响于一身的这一地区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在突
厥人、中国人、吐蕃人、阿拉伯人和回鹘人的连续的冲击下被破坏；在以后
的几个世纪中，从伊朗直至甘肃边境的整个区域逐渐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外
围区，而不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势力的前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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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就这样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581年，中
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
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
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
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
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
其团结。整个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理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和与这类邻近民族
的交往中产生的。
到了晚唐，局势完全改变。旧类型的边界只存在于北方，在那里农耕定
居的中国领土和大草原之间的环境差异决定了中国与邻近的民族必然有极鲜
明的文化差别。但即使在北方，毗邻的游牧民族此时已远为稳定，并且自7
世纪以来至少已经通文识字。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中国的周围是一些仿效
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人影响的相当发展的文化。中国占
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在西面，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都被
排除在吐蕃和中亚之外；在那里，高度典雅的文化已经发展起来，而吐蕃所
受印度的影响和中亚所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都超过中国给予它们的影响。
中国人对与各个邻近民族发展起来的这种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作出了实事
求是的反应：他们有时单纯地试图征服；有时则成立保护国，册封其首领和
派中国顾问；有时试图通过以“公主”（通常是皇室不显要的姻亲）和亲，
或给作为人质的王公以皇帝禁卫的职位，或让王公在国子学就读，来确保友
好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一直被视为中国对其“藩属”民族实施宗
主权的体现，藩邦来到长安进贡以表示它们的从属地位，当然它们也受到丰
富得多的赏赐。但这一基本概念中包括的实际关系显然很广泛，从完全的征
服直到事实上的平等。可惜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并没有反映在中国人关于对
外关系的思想中。不过，后来宋朝与强大的北方邻国之间出现的更现实的体
制的基础已被打好——这主要是胁迫的结果。①
① 有大量讨论唐代周围民族的中文史料的文献，其细目见《剑桥中国史》第4 卷之参考书目。这些二手文
献中很多试图以中文材料补充本地的史料，来阐述这些邻近民族的历史。这类研究占1945 年前西方关于隋
唐时期著作的大部分。以后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内部发展，对外事务相对地说被人忽视，虽然
有些按传统方法写的研究著作继续问世。对唐代的对外关系和成为唐与外部世界关系基础的概念，还没有
进行全面的研究。但在肖孚的研究中，特别在他的 《撒马尔罕金桃：外国珍异研究》（伯克利，1963 年）
和《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伯克利，1967 年）中，对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有大量研究成果。
关于更广泛的政治问题方面很一般但又很重要的评述，见杨联升：《关于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历史评注》，
载费正清编：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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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问题
与任何更早期的中国历史相比，现存的隋唐时期的记载是很丰富的。现
在仍有完整的隋代正史《隋书》和两部唐代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隋唐时期有非常详细的记述；此书大量取材于上述
三部史书和其他现已散失的著作，是传统中国历史学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此外，我们还有三部行政方面最早和最优秀的类书；杜佑的《通典》及《唐
会要》、《册府元龟》，它们像正史那样主要根据原来史官编写的记载，有
①
条理地阐述政府运转的情况。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材料宝库可以利用，但唐代
至今仍是近代的史学家几乎完全依靠官修史书和取材于官修史书的著作来进
行研究的中国历史最后一个重大时期。因此，本书必须向读者阐明这些史料
的内在局限性，说明它们是本书在叙述的篇幅上如此不协调和不平衡的原
因。
官修史书编写的方法，与历史学家写史的基本思想前提一样，将在下一
卷详细予以论述。简而言之，历史被认为是王朝和个别皇帝怎样统治其帝国
和完成天命的政治记录。它还一定是皇帝赖以进行统治的大臣们和行政机器
活动的记录。这样写成的历史是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所收大部分内容是统
治者和向他献策的最高级大臣的活动。撰写历史的意图是提供一部钦定的大
事“实录”，供后世君臣们从中吸取教训和找出自己行动的典范以“资治鉴
戒”。所有政治言论都是追溯过去的，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与过去可比之
处，因此史书是具有潜在政治意义的一种写作形式。从事官方史书的编修更
可以说几乎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有时编写受到极为强大的压力，这
是为了给后世提供能说明执政政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近期大事记载。
史书的编纂是委托给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的官方活动，这一机构正
①
式成立于7世纪。它开始的工作是每日编写起居注，有时还补充皇帝同宰相
们议事的记录 （称时政记）的内容。这些零碎的记录在每年年末加以汇编，
又在每朝皇帝统治终结后用作编年实录的主要基础。实录还收死于本朝的著
名人物的传记，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朝的统治和行政裁量得失。评价明确地
以“史臣曰”形式写成，附于每卷之后，但更微妙地表现在材料的取舍方面。
实录为唐代的一项创新，它也许是编写官修史书中的最重要的阶段；同时还
须记住，实录通常写于皇帝死后不久 （少数几个皇帝则在在位时就着手编
写），当时一些当事人仍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前一朝代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
解决。在王朝的各个时期，实录被用来撰写本王朝的完整国史，其中包括本
纪、反映具体行政活动领域的志及列传。前一个王朝终了，新的统治皇室就
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撰写正史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实际进行的修史工作与其说是文学写作，不如说是不断地
① 关于这一时期主要史料的简明准确的介绍，见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 年）和
《〈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8 年）。虽然其中的一些枝节部分稍微过时，但总的说它们
仍是优秀和可靠的作品。关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
① 见查尔斯·加德纳：《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38 年）；杨联升；《中国官方史
学的组织：自唐至明撰写正史的原则和方法》，载W。G。 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
（伦敦，1961 年），第44—59 页；洪煨莲：《708 年前之唐代史馆》，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 （1960—1961
年），第93—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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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材料进行选择、摘录和编辑的过程。档案文献虽然经过删节和编辑，但通
常仍保持原来的文字。一般地说，记载是完整的和系统的；考虑到撰写时的
环境，它在叙述事件时非常客观。修史者的个人意见明确地以文字注明，他
的好恶主要表现在材料的取舍上。官方历史学尽管有这一切实际的优点，但
它却使近代历史学家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旦官修大事记的目的达到，据以成书的材料或是故意被销毁，或是至
少被世人忘却。只有在原来的文献偶尔被保存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我们才
能找到它的全文。档案早已荡然无存。除了以下两种情况，我们现在已没有
像大部分时期的欧洲史中被视为当然的那种原始材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
“为记录”而写的历史，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在编写时期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
近代史学家们必须以自己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材料。对20
世纪史学家极为关注的许多事情，传统的史学家却无一语道及。
这些史书很少叙及京师以外的事务或日常的政务。唐与宋的史学的巨大
差别之一是：人们根本不可能写出隋唐时期中国的任何地区的令人信服的历
史，也同样不可能清楚地区分各地区差别很大的发展速度和以可靠的地区意
识写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方志出自宋代，那时学者对中国各特定
地区的描述可能达到相当真实的程度，而在唐代，除去敦煌边区这一极为特
殊的情况，这是办不到的。①
这些史书由于是施政记录，很少叙述关于被统治者的事。平民百姓——
朝廷通过地方官员进行控制的农民、地主、佃农、商人、工匠和普通市民组
成的整个复杂社会——只有在扰乱既定的秩序和成为行政对象时才被载入史
册。等级复杂的佛僧和道士除非成为立法对象，否则很少被提到，而这些人
在各级社会中却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集中了大量财富和权势。
这些史书在记载中央政府和宫廷政治的大事时，往往非常详细地叙述修
史者本人也是其成员的现存官僚集团，而很少涉及在政府中活动的其他集
团，因为对修史者来说，后者的活动或是无关紧要，或是有损于他们自己的
利益。但近代史学家对这些集团却很感兴趣。专业行政人员一般不受文职士
大夫的重视，因而很少被注意，虽然帝国往往要依靠他们才能顺利活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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