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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
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映了这一世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正式的地方
结构已经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说明了长安的朝廷和帝国重要地区的
地方集团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官僚
与这些集团之间缺乏牢固的社会纽带。在理论上，科举制度开辟了入仕之途。
但仍只起小规模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迅速发
展。但是，如果说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或在一般地方民众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
反王朝情绪的暗流，那也未免过分了：他们只希望中央政府少来干预，这不
一定与对皇帝的抽象的忠诚有矛盾。
与此同时，各地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军事预算和驻军的削减大大地减
少了能紧急动员应变的军队。长期只习惯于守卫任务的驻军发现要保持他们
的战斗技术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还有进一步的
原因，这种情况只有在9世纪50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了出来。宪宗时期所采
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战斗部队的规模变得很小，指挥权
又广泛地分散在节度使和刺史的手中。这些改革 （虽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
用）旨在一举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藩镇兵力过于集中；但结果在以后的几十
年却把地方政府的兵力减少到不能维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边境的藩镇、
东北拒不听命的诸镇和内地一两个特殊的镇——如武宁（从870年起改为感
化）——以外，诸镇基本上变成文官性质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来看待法纪荡然和抗拒官府的行为逐渐频繁
的情况。845年诗人兼文学家杜牧从他的长江任所呈上的一份关于江贼的报
告中，详细地叙述了多达百名的帮匪在沿江袭击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场而不受
①
惩罚的情景。 据杜牧所言，这些居民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掠夺和盗匪的蹂
躏。值得注意的是，据说盗贼是从淮河区来到长江地区专事抢掠的。这说明，
他们在其他地方胡作非为，就能逃避在家乡地区的惩处。他们还需要一个秘
密市场以销赃。杜牧断言，他们与江淮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还乐
于对一些村落公然进行武装保护（但不知他是否看到过其中某些村落）。他
还确定这些盗匪贩运私盐；从其他许多史料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盐
和茶叶的走私活动。后者主要是财政问题，但由于这种人在进行活动时藐视
官府，并且不惜为他们的非法活动动用武力，所以他们也造成了一个治安问
题。杜牧提出并得到宰相李德裕支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设立一支有50条船
的巡逻队在长江作战和保护其居民地。如果它真正实行，问题很可能成功地
解决。但总的说，严重的不法行为不断发生；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朝廷在852
①
年下令在各戍军地任命教练使，以便定期进行训练活动。事实上，盗匪活动
在859年第一次引起了规模不详的民众起义，但在当时，驻军本身却是朝廷
主要关心的对象。
虽然在历来多事之地（东北和武宁）麻烦依然不断发生，但这时地方驻
军的兵变和骚乱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兵变和骚乱在原来很少发生的长江诸
① 《全唐文》，卷751 第16—1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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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和沿南方和西南边境的驻军中突然出现。后一种困境与9世纪中期以后来
自南诏的日趋严重的外来压力（对中国本部和安南）和这些地区的土著部落
日益扩大的暴动直接有关。政府感到难以将资源转用来加强南方的防务；办
法之一就是抽调内地各地军中的分遣队到那里服役。这个办法和其他临时应
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当和服役期过长，从而又导致了南方戍军的不满和
偶尔出现的暴力行动。
在长江流域动乱的过程中，浙东的观察使在855年被赶出其治地，湖南、
江西和宣歙诸观察使也于858年被赶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年朝廷
官员张潜禀报皇帝，节度使和观察使们为了取得优良考绩，设法筹集财政结
余，当难以增加税收时，唯一可选择的办法是紧缩开支，而军需和军饷就是
①
最易下手之处。所以这类兵变与农村农民的苦难有关，但只是间接的。至少
以858年宣歙的兵变而言，一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表明它还有另一方面的原
②
因。对当时的观察使郑薰的苛政的反应是一场兵变，它表面上是武将康全泰
领导。但真正的领导人物是幕僚李惟真，此人同时又是一个富商，曾利用其
地位的庇护作用和特权而积聚了大量财产，而且私下招集了大批人马。此外，
他的同谋者之一有大量土地，为了灌溉，此人又把持了原来要使130户得益
的水源。这样的利益冲突无疑在各镇辖地很普遍；朝廷官员很想严厉推行不
利于这些人的个人私利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但这种企图始终有引起反对甚至
有力抵制的危险。
859年后期浙东裘甫的起义是一个世纪前袁枢之乱以来这一地区第一次
出现的军事大动乱。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东南一直异常平静，甚至807年浙
西李锜之乱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战斗。裘甫的起义在唐代则是新的事物，
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裘甫本人是贫民出身的亡命之徒，
他纠集了200名追随者以劫掠为生，最后逐渐发展到攻打城镇和乡村。他在
初期轻易地取得了几次胜利，攻占了几座县城，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队伍迅速
壮大到了数千人，据我们所知的史料记载，它扩大到了三万人，此数也许有
点夸大。他们被描述成无赖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农村受苦难的穷
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反王朝，也许还是被阶级仇恨所激起的：官员和文人被
杀；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了年号，铸造了上有“天平”铭文的印玺。
由于浙东的兵力证明完全不足以平息这次起义，朝廷于是命高级将领王
式负责镇压叛乱者，并从邻近诸道和从河南调兵遣将。王式先下手为强，封
锁了主要集结在明州和越州的叛军的一切退路。他还开仓济贫，以减少民众
对裘甫的支持或潜在的支持。但战役仍持续到860年的夏末，经过了叛乱者
的顽强抵抗才告结束。虽然这次叛乱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
存必不可少的这个区域，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接近危急的阶段。可以毫不过
分地说，作为第一次爆发的民变，这次叛乱常被视为是黄巢叛乱的前兆，或
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被民众的愤怒和苦难煽起和支持的叛乱。
人们有兴趣推测，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权力
和控制进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现状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可能太多 （特别是
在各藩镇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变化的真正基础。总之，在一心寻欢作
乐的懿宗治下（860—873年在位），对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没有表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1 页。
② 松井秀一： 《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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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才能。但如果认为王朝国祚急剧衰落的现象一
定到处可见，并以此来描述当时的局势，那也是错误的。裘甫的叛乱在很大
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长江流域经过了若干个别地方驻军的哗变后，秩
序已迅速恢复。国内没有明显的重大政治威胁，尽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
南方地区的防务问题方面（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但与此有关的措施之一
在国内却有重要的意义。
武宁长期以来是帝国的多事之地，其驻军在862年赶走了节度使。朝廷
任命在对付安南战争和镇压浙东叛乱中久经沙场的猛将王式以取代其位。虽
然朝廷以前曾对徐州的军队进行过几次讨伐，但他们一直长期不听从朝廷指
定的节度使。王式率领从各地军队中调来的分遣队进城；朝廷显然同意了他
的行动计划，于是他开始大批杀戮武宁的军队，据说人数达数千。（虽然其
规模很不一般，但像这样大批杀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几次发生在831
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兖海、840年的义武和845年的昭义。）这个行动暂
时稳定了武宁的局势，不过许多武宁的士兵设法出逃，转而去干包括当盗匪
在内的营生。后来，为了再进一步削弱这支军队，约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务
问题又变得非常重要的南方边境值勤。原则上，他们在三年期满后应该返回
家乡，但一支已值了两期勤务的800人的分遣队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驻守一
年。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再加上不满他们的领导等其他原因，使他们忍无
可忍。868年夏驻军哗变，并在他们自己的一名军官庞勋率领下，自行开始
①
了返回家乡的旅程。朝廷事后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而只满足于解除哗变部队
的武装。但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武器，继续其返乡路程，在不到两个月中到达
徐州。徐州的节度使拒绝他们进城，因为他有充分的根据怀疑他们的忠诚。
于是他们转而采用武力，他们的哗变很快就转变为公开的叛乱。叛军这一次
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哗变者是本地人，而该地过去又有经历大风大浪的
历史，这两者很可能是促使民众支持的因素。叛乱者夺取了宿州、藩镇所在
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们又攻入今之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
诸省。对邻近区域进行这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投奔叛军者的大集结取得必
要的给养。政府不得不动员大军，对叛乱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镇压，历时达
一年多。叛乱最后在868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间，汴渠的交通当然中断，
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条航道 （但它肯定是不够的），以便把货物从南方运
往长安。另外，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
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
行动。
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
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
①
卖。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
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
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
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
①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 年的庞勋叛乱》，载 《通报》，56 （19 年），第229—240
页。
① 松井秀一： 《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 （1971 年），第246—247
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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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
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
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
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
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
辩护。
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
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
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
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
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
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
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
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
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
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
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
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
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
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
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①
从755至906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
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
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
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
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
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
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至763年及781至786年的危机后
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
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
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
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
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
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决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
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
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
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
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
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
应作出简单的解释。
① 参见《新唐书》，卷50 第1324 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 页），它没
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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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
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
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
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
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
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
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
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公元9世纪的材料，
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
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
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 （例如9
世纪的政治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