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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材料来自严耕望： 《唐仆尚丞郎表》（4 卷，台北，1956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21 页；卷237 第763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26—7627 页；《旧唐书》，卷147 第3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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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
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
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
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
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
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
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
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
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
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
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年中更是
②
如此，而在这种场合下，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行家，而不是一
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
唐宪宗起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
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世纪第一个10年的
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
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
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
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
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至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
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
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
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
（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
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
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
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
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
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
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
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
于恢复外廷在8世纪90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
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
官员。他在783年举进士。此后他任过各种官职，例如做过方镇的幕宾、监
察御史、县令、比部员外郎，804年则做过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辞
去他的一个官职以抗议京师禁军引起的骚乱。或许就是这个原故，二王集团
② 例如可看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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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人们曾在805年请求他就任一个礼仪性官职，他不无识见地置之不
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
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就与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他
被委具体地负财政重责。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坚定
地要求皇帝对负隅顽抗的浙西节度使李锜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两人普遍被
认为是最后促使807年战争胜利的人。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宪宗后来任命
武元衡担负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新近收复的西川恢复秩序。曾经俘虏了刘
辟的神策军将军高崇文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武元
衡在807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经过三年时间把西川安定了下来。
武元衡在 813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正是淮西战役即将发动的前
夕。宪宗这时并不需要有人来说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问题
便主要是搜集情报并发动讨伐 （这些任务原是派李吉甫去负责的，但李吉甫
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独力承当这些责任了）。成德节度使和
平卢节度使这时期也开始明白，中央政府对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势也会使他
们的独立地位处境堪虞。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雪片似地发来了互相矛盾的恳
请、要求和承诺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节度
使又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乱者，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引起了一连
串事件。几天以后，当武元衡从长安的私邸中外出准备上朝时，他被一伙骑
马的散兵游勇所刺杀。拘捕了成德那时驻长安的几个涉嫌的军士，并以不甚
充分的证据给定了罪。皇帝因此极为震怒，没有人能够劝阻他在816年兴兵
讨伐成德镇。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卢节度使后来被发现才是刺杀武元衡的真正幕后
①
策划者。可是，这个鲁莽的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最后却打击了方镇的利益。为
了平息815年京城的惊恐，宪宗大奋神威，决心再度惩治方镇的割据主义。
武元衡为此而殉职。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为宰相，并最终导致
了对淮西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时代一位名宦的儿子。他在
二十几岁时以荫庇入仕，后来擢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礼仪知识受到
人们的注意。虽然李泌和窦参都很看重他，但他没有得到陆贽的垂青而于8
世纪90年代被贬为长江下游几个州的刺史（陆贽的敌人在陆贽于794年被放
逐以后任命李吉甫为陆贽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对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报复，但
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世纪
之交的大约六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可是，他利用离开
长安的这段漫长时期去熟悉南方的情况和问题。当他最后回到京师时，他变
成了唐帝国最精明干练的行政官员之一。宪宗在805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次年又升任他为中书舍人。李吉甫马上被卷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争端中去。他
熟读兵书，又有优异的文职成就，并且对推进四川和浙西的战事给皇帝详细
条陈过意见。他洞悉跟吐蕃人谈判的机微窾窍。807年他上呈《元和国计簿》
（现在仅存片断），813年又上呈《元和郡县图志》（大部分尚存），另外
还著有关于政治史的书籍和一本职官手册。他和武元衡一起推进了几项关于
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则是继续建立官僚制度的威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3—771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7 页；卷241 第77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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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在他两次任宰相期间（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
814年；他是宪宗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他以主张中央政府应采取进攻性
的军事立场而闻名，这在史料中被泛称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态度是切
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
①
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
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
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
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生冲突。
李绛也是出身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煊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
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
②
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
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公元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学
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
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恢复对合法组成的
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
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
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正有很大的
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方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
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
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
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
①
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机却
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
时对闹独立的方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
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绛做了河中节
度使。有趣的是，他在20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
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尽管他们的政见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间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们的仕宦
经历比起代宗和德宗时代的官僚们的经历来说，要正常得多，而且更加可以
预测。而且，重振官员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师实行。宪宗想把方
镇的高级职位——特别是节度使之职——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轨道。
这不仅会打破军人们对这种战略性职位的控制权，而且也将限制朝臣们只眷
恋做京官的习惯。这个过程怎样开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一定与让许多节
度使定期轮换之举有关，而这种办法在德宗时代已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完全
有把握地说，从宪宗时代开始直至大约9世纪70年代，原来的宰相们在长安
任期届满后可以指望被任命为节度使。例如河东、河中和山南这几个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0—7701 页。
② 见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关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温： 《中国的律令和官人机构》，
载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I：《前近代亚洲的法律和社会》（东京，1967 年），第151—17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7694 页；卷239 第7695—76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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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很可能由京师新近退职的大官来充当，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长安的官
②
员充当。在这一方面，中央集权化的利益与官僚出路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
而可能有助于9世纪中叶各方镇的政治稳定。
总的看来，宪宗是唐代后期几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誉是当之
无愧的。宪宗显然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论坛的庇护人而感到自豪，他说他宁愿
③
多花时间同宰相们讨论问题，而不愿经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他鼓励朝臣们
大胆发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参加重要的辩论，他就会不高兴。他想尽量活跃
空气，鼓励朝臣们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内的意识。对于那些经历过8世纪长安
的动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宪宗末年的不和谐状态
虽然宪宗君臣的协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合作的程度仍然
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紧张状态。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
是有记载可查的，它足以让朝臣们知道，没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特别是对专心一意要干这样一番大事业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个人生活——
①
包括内廷事务和他皇室领袖的地位——对于外臣来说更不可轻易地碰一碰。
但是即令在纯属政府的事务方面，宪宗虽然一再要求和嘉纳直言议事，但他
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为职责的言
官——御史、拾遗和补阙——就经常因此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他们如果对敏
感的问题直言忠谏，就会冒极大的风险。例如诗人元稹（779—831年）在806
年上疏请广开言路而备受嘉纳，这无疑鼓励他后来于809年在东川巡视时十
②
分有力地揭发了种种丑闻。在这整个时期他树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敌人，而在
他的庇护人宰相裴垍辞官以后，元稹于810年便因以东台监察御史身份越权
干涉有权势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这种紧张关系在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叶开始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当
③
宪宗有时还能容忍某个宰相的直谏时，人们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对国家
大政的辩论严加控制，辩论应限制在最高级官员的范围以内。当他的中央集
权化的见解已经形成时，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更经常地被视为对他的旨意的冒
犯。特别是在武元衡被刺杀以后，无人能劝阻他在东北开辟反对成德的第二
战线，尽管这会使在南方讨伐淮西的军情更为复杂。那些怀疑对方镇采取强
硬态度的人都被人们劝说应克制己见；例如宰相张弘靖（760—824年）便在
816年初辞官而去，因为他知道宪宗不会听从他主张应取克制态度的建议。
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们也闹翻了。
裴度（765—839年）的事迹便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不妨谈点背景材
料，它或许是有用的。
②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表，第658—669 页；672—683 页；730—7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9 第7697—7698 页。
① 例如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4—7705 页；李绛：《李相国论史集（遗文）》，卷4。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30—7633 页；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
细亚》，18 （1972 年），第34—78 页。
③ 李藩即为一例，其传记见《旧唐书》，卷148 第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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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缨的河东大族：它与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就关系密切，
①
曾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人数之多仅次于皇室。 他不仅在789年中了进
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过两次更高级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过
官，后来又在808至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
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以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