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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吐蕃和回鹘帝国衰落以后，唐政府才能使自己
在北方和西北摆脱广泛的外国的复杂关系——这是王朝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
的形势。
经李德裕劝说，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决定：不去收复中国在东突厥斯
②
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李德裕坚持，即令这些边远地区能重新从土著人的
手中夺回，在那里再事建筑要塞，由此而来的开销和危险与可能的收益相比，
也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黠戛斯已经表示，他们有意与中
国共存共荣，甚至可以做中国名义上的藩属，以符合唐王朝意识形态的传统
和外交上的礼仪。黠戛斯和唐王朝之间的这种互相克制的态度，实际上使边
① 札奇斯钦：《对回鹘马问题的一个看法》，载《食货月刊》，1。1 （1971 年），第21—28 页。
① 《唐会要》，卷6 第75—78 页。
② 《旧唐书》，卷174 第4522—4523 页；《册府元龟》，卷994 第7 —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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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大草原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对接近中国家门口的地区，中国人从9世纪40年代初期之后只限于恢复
他们原来的西北方面的领土和重建北方边境地区的天然防线。这种方针是采
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其具体做法则视几个外围地区的具体军事形势和
居民人口的构成而定。
西起敦煌东到兰州的河西走廊，在840年以后变成了不再效忠于拉萨王
的吐蕃各领袖进行激烈武装斗争的舞台。不久，一个名张义潮的中国冒险家
纠结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召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线各城镇的“中国人”（其
中许多人可能是中国—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种）。到了851年，他已经把吐
蕃的封建领主们驱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节到长安自愿向唐王朝归顺，这使
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归义军”节度使及其领袖的地位。张义潮的彪
炳功绩后来使他变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区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变成了激励
人心的尚武歌谣的题材。①
位于甘肃东部的原州和秦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镇陷于吐蕃之手已达约百年
之久，现在在9世纪40年代后期都直接归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将军们能够
不费多大力气就降服了那个地区吐蕃骑兵的残余。
可是，政府在平定长安正北约300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
地带草原时却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这里，沿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住的
是唐古特人（党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半游牧部落联盟，源出吐蕃人种。
唐古特人在7世纪和8世纪被搞扩张的吐蕃王国赶出了吐蕃东北部（今青海
省）的老家。多少年来他们都被三大强国所排挤压迫。最后在9世纪初年，
他们定居于长城附近的夏州—银州地区。这个地方很贫瘠，不适于大规模农
业生产，但可用来养马，同时也是长安与回鹘首都之间进行贸易的理想地方。
唐古特人在政治上从属于唐王朝，他们的所在地被分为若干羁縻府州，归中
国任命的节度使管辖。这些节度使（他们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统）成了9世纪
那个地方不稳的根源。他们压迫唐古特人，以谎称的公正价格来骗取唐古特
人的马匹和骆驼，用敲诈行商负贩之法来牟取暴利。在9世纪的20年代和
30年代，唐古特人不顾严厉的禁令开始用从中国走私出来的武器进行报复。
到了武宗时代，唐古特人原来断断续续的袭扰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叛乱，而且
由于唐古特人得到了来自无家可归的回鹘人和吐蕃人的支持，这些袭扰甚至
变成了危及长安的潜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态，撤换了搞贪污的节度使，
但是袭扰并未停止，他于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统带一支讨伐大军去惩戒唐古特
人。但是，宣宗的方针是派一些可信赖的文职官员到战场上去，希望他们能
够把文明的品德灌输给游牧民，所以在军事上没有收效。它花了五年时间，
耗费了大量资财，才勉强恢复了平静。唐古特人虽经这次失败，仍很强大。
他们的骑兵在反对黄巢的叛乱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们的商人在9世纪
后期的贸易中更加财源茂盛。到了五代时期，唐古特人挣脱了中国人的控制，
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便是11世纪和12世纪西夏王国的基础。
中国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务，也和9世纪中叶
云南人的国家南诏的有增无已的领土野心互相纠缠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的
关系的形成由来已久。唐王朝向岭南道（今广东和广西）以及进一步向河内
地区的扩张，是它开国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这个广大的热带地区被政府
① 王重民等人编：《敦煌变文集》（北京，1957 年），第1 卷第114—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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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几个军事辖区，再被细划为若干州，但此举并没有能够防止北方统治者
和他们南方臣民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华人从来未能
①
完全战胜过蛮子。”安禄山之乱以后，长安的官员们似乎还把这个遥远的南
方视为一潭死水，因此他们多半都允许地方官员随心所欲地虐待人民，这种
情况与北方的唐古特各地区毫无二致。当土著反叛看来有成功的机会时，唐
②
王朝就派兵去恢复秩序。858年，继几十年不分胜负的小冲突之后，安南爆
发了一场大叛乱，它的领袖采取了向南诏求援的空前步骤。
南诏在进入9世纪以前本与唐王朝有联盟关系，但它这时已变得强大得
多了。南诏各统治者在9世纪之初热心地学习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许多
特色，最初是在韦皋和其他四川节度使的教化下进行的，因为韦皋等人认为，
以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来开化这些异域民族乃是传统的责任。例如，南诏显
贵的子弟们被派往成都学习，而当他们回去时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带回
了他们的故土。可是，这种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续多久。在9世纪20年代，四
川的中国戍军由于得不到节度使的充分给养而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向南诏
的边境部落寻求他们的必需品。不久，南诏的领袖们甚至比他们原来的老师
更了解四川防务的优点和弱点。在829至830年，南诏多次进攻四川，深入
到成都的郊区，扬言要把中国人民从他们自己长官的荼毒下解救出来。他们
实际上得到了戍军中兵变的支持。虽然达成了停战协议，而且后来的诸节度
使恢复了中国军队的风纪，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诏成为恭顺的盟友了。西
南边疆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内仍然局势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变成了南诏通过红河和黑水流域
进行军事冒险的天然目标——这两条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东南的东京湾
（北部湾）。安南叛兵和他们的南诏盟友组成的这支联军，在9世纪50年代
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国戍军遭受严重的损失；他们在863年拿下了交州—
—设于今河内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称颂的将军高骈仅在几年之后就战
胜了这支大规模的入侵部队。868年以后这个偏远的南方安静下来了，但是
①
这个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获得的。正像上面讲述的那样，唐王朝这时正
被许多内部叛乱所困扰，而且不久又经历了由一个名为庞勋的军官所领导的
①
兵变的蹂躏——它严重地扰乱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另外，王仙芝—
黄巢的大叛乱仅在五年以后也开始了。
① E。H。 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 年），第61 页。
② 见同上书中之表，第61—69 页。又见下面第10 章。
① 《旧唐书》，卷746 第17 页。
① 戴何都：《868—869 年的庞勋动乱》，载《通报》， 56 （1970 年），第229—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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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唐朝之灭亡
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
只是在884年以后，进入了完全没落时期的唐皇室，才最终放弃了控制
全国的尝试。在此以前，它从未真正丧失对任何地区的主权，尽管在若干地
区它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少，甚至那些最顽固的独立地区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
衔称号，并经常觅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这样，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经不能
实施政令的地区也继续存在。但是，在“叛乱”地区重建权威必须作出经常
的和费用巨大的努力，在外来侵略面前保卫帝国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
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已被严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的努力，这些都给王朝实际所能支配的财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导
致了一系列恶性发展，使情况越来越复杂：从780年到820年，为了支持恢
复王朝统一的战役，农民身受增税的负担；从820年到860年，出现了不断
增加的骚动和地方性的盗匪活动；从860年到875年，受到广泛支持的戍军
暴动发生了，他们认真地试图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权；从875
年到884年，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
据它达两年多时间。王朝如今是真正毁灭了。从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区
性的政权先后建立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地区政权给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
击。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发展，造成唐王朝没落的大规模起义似乎是不可避免
的；9世纪中期见多识广的官僚们已经发觉事态及其根源的严重性，并向皇
帝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许多传统的中国学者，以及当代严肃的历史学家，都
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便已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来探索晚唐民众起义的根源。
唐朝后期财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此法将多种赋税负担
固定为一年两次的标准课征，废除所有其他名目，放弃专卖税，原意是以此
来稳定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在两税法实行后其他赋税仍未停止征收。更为严
重的是，征收基本税的方法对农民极为不利，因为正式赋税是按货币计算的
（尽管征收时不一定是货币），并且计算的标准很高，因为在780年发生过
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来说，不幸的是，8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严重通货
紧缩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其末期实际上以实物折付的税额是原来份额
的三至四倍。没有免过税，也没有按商品重新调整税额。理由很简单，因为
政府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德宗（780—805年）和宪宗（805—820年）时期
进行的范围广大而且花费巨大的国内战争。盐的专卖也几乎立刻被再次采
用，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①
① 关于这些财政问题，见堀敏一：《黄巢之叛乱——唐末变革期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3
（1957 年），第28—29 页。《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9 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
年），第46—47 页。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的盐务使》，《大亚细亚》（新版），4。1 （1954 年），
第70 页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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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种重要财源，即由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
①
定的节庆之日向皇帝内藏库进贡。这样的贡献在设立两税法以前不久曾被废
除，但马上恢复，并成为更多的非法赋税义务的一个来源。这些“进献”成
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以此来博得皇帝的恩宠，例如有
一个最献殷勤的官员每日向宫廷“进献”。像所有其他赋税的来源那样，“进
献”最终也是从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这些税项和其他临时的开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税，为宪宗重建中央
集权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资金。但是他的努力却使政府的财政空虚，他的继
承者发现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大量精简由政府维持的军
队。
社会不安和反抗的增长
虽然宪宗的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统治时那样要支出大量军费，但是，不仅
②
对盐，而且对茶、麺和酒的专卖收入继续增加。为了逃避赋税而抛弃自己土
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成为乡村地主日益增大的庄园的佃户；这种被庇护
的佃户不为政府赋税所扰，从而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
题。然而，政府并没有减少地方的赋额，反而干脆采取一种“摊派”或“均
摊”政策，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这样一种
露骨的连坐办法使已经恶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和平静的。但是有种种迹
象表明，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
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
均收入 （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 220 000缗。但这比通常和
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 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
①
亏空。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
的下降。
在9世纪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税负担落在富饶而且经济上进步的长江下
游地区。结果是极为悲惨的，因为那个如此富饶和安全的地区被压榨到了不
堪忍受的程度。这个事态的发展对于唐王朝来说是最严重的。长江下游流域
一般是不受外来敌人威胁的“安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特别重要的是这
一地区效忠王朝，享受几乎连续不断的长时期和平。在安禄山之乱以后，由
于失去了对丰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依赖加深
了。在宪宗时期，这是唯一照章纳税的地区，而且政府有把握经常从那里榨
取到额外的收入。这个地区承受的特别增添的两税份额多于他处。在宣宗统
治下东南地区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断接到警告说，它的政策正在导致东南地区的不满和骚乱。
835年，一件关于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的建议在茶叶生产者中间激起了
① 中村裕一对此有卓越的评述，见《唐代内藏库之变化》，《待兼山论丛》，4 （1972 年），第137—168
页。又见曾我部静雄：《唐代贡献制度》，36。1—2 （1972 年），第1—32 页。
② 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40—41 页；丸龟金作：《唐代酒的专卖》，《东洋学报》，40。3 （1957 年），
第66—112 页。
① 《新唐书》，卷52 第1362—1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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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反对，有人劝告政府说，强制推行这一计划“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
②
耳”。这一建议于是不得不放弃。在文宗统治 （827—840年）的最初年代
里，民间的骚乱已经蔓延开来。831年，长江中游鄂岳观察使设置一支特殊
的武装，为的是攻打活动于他的辖地以内的江上盗匪。842年，一道大赦诏
令表明，在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盗贼活动，诏令指示官员们应严密防备。③
在845年发布的另一件大赦诏令中，将盗贼和活动于整个地区的私盐贩相提
①
并论。 私盐买卖的所得用来供更高一级非法活动使用，用来支持盗贼的活
动，许多不堪忍受沉重赋税和遭受剥削的乡村贫民参加了盗贼的队伍。
845年，杜牧给宰相李德裕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活动于长江流域的
水陆盗贼的情况，指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