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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年，杜牧给宰相李德裕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活动于长江流域的
水陆盗贼的情况，指出他们给居民和在那里经商的商人所带来的恐怖，以及
他们的活动给国家收入造成的严重损失。这种股匪通常由百人组成，其中包
括许多来自北方的人，来自宣武和武宁（在河南）的盗匪袭击长江下游地区，
而来自忠武和淮西的盗贼则活跃于长江中游流域。在掳掠到赃物以后，由于
长途运输有危险，他们便等到茶叶收成时假扮商人用抢来的货物换取茶叶；
然后他们将茶叶运回故乡，在那里很容易卖掉而不会引起猜疑。这样的盗匪
集团的特征在当代的许多传奇和诗歌中有生动的描写，但在正式的官方资料
中却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措施，试图抑制盗匪活动和非法贸易。对黑市买卖的
惩罚是严厉的，包括处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应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到 9
世纪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与政府相对抗。840年，负责征集长江流域赋税
的盐铁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尽管法令是严格的，但很难实行，部分地是因
②
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办市场（场铺）的官员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勾结。
武装起来并有经济基础维持其活动的“盗匪”，有不断增多的农民加入他们
的队伍。但是，赋税“摊派”的政策继续实行，使所有村庄败落，村民或则
投靠已有的盗匪集团，或则另立新的山头。
南方戍军起义的爆发
尽管长江下游的骚乱和盗匪活动日趋增加，政府仍然尽力在该地区搜刮
尽可能多的赋税。858年阴历七月，皇帝的私人随从张潜坚决反对政府以大
量国库收入的“羡余”作为估价每年政绩（课绩）以及将来任命长江下游各
地节度使的依据。这种“羡余”是上交给皇帝内藏库的，等于在8世纪后期
已成为一项正式收入来源的“进贡”的另一种形式。在唐代后期内藏库渐渐
变得如此富裕，以至经常要从它那里将资金转移到正式的国库中去。张潜警
告说，公开坚持取得这些额外收入必将在两方面引起巨大的动荡不安：一是
会引起被削减了饷金的地方戍军的动乱，一是普通百姓会惶惶不可终日，因
为他们将被迫承担更重的赋税。
事实立即证明张潜是正确的。856年，中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动，
② 《册府元龟》，卷510 第10 页。 （译者按，“使人”被译作Population，误。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
此计划的使者。）
③ 《全唐文》，卷78 第4 页。
① 《全唐文》，卷78 第17—18 页
② 《全唐文》，卷967 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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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夜之间便从这个国家的最安定地区之一转变成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
区。那一年的阴历四月至七月间长江流域有三次戍军暴动。其他地区也是不
安定的。858年安南发生了一次动乱，下一年屯驻在重要的运河沿线的彭城
的武宁戍军暴动，彭城多年来是一个孕育不满情绪的中心，这次暴动是那里
10年当中的第二次。
戍军暴动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以前也发生过，政府有种种行之有效的
办法对付它们。但更不祥的凶兆却是普遍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不安，因为这
些迹象威胁着整个社会结构。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陆上的盗匪问题，但是
基本的战略问题使它很难得到长期的解决办法。
唐朝长期奉行的一项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军队，因为它不无道理
地害怕大量军队可能导致独立并接管该地区的生死攸关的财源。唐朝的基本
战略仍是将它的绝大多数军队集中在京师周围和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据点。长
江下游地区有几次派驻大量军队均与特殊的危机有关：756至757年，玄宗
之子永王李璘之乱；8世纪80年代的几次地方暴动；807年的李璘之乱。但
一旦状况改善，军队立即撤走。在其他情况下，南方的观察使只保留小量
的军队用以控制规模不大的骚乱。可是，当858年宣州发生以康全泰为首的
最严重的叛乱时，军事化的进程再次开始，在此期间政府被迫在邻近的浙西
重建镇海军。这是将近50年中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节度使职位。
康全泰的叛乱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意义特别重大的，因为它揭示了唐代
①
后期地方一级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方面。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个微不足
道的罪犯，最后在宣歙观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的名字与叛乱发生
关系仅仅是因为他领导起义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动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
常所称的形势户，他们和地方当局之间已发展了密切的联系。一个名叫李惟
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纪的商人买了幕府的一个军职，为的是能免除赋税和法
律起诉（影蔽）。为了这样的原因购买地方官职在唐代后期是很普通的事情。
李惟真压制地方的贸易，甚至组织平民，可能是让他们充当一种私人武装。
另一个煽动者是个地主，他被任命为地方的讨击使。他利用那个职位无耻地
大捞好处，当他关闭了水闸门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时，130家因此得不到灌
溉。他的儿子公然杀人，虽被监禁但竟免一死。试图释放他这个被囚禁儿子
的行动激起了叛乱。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化渎职行为，即通过秘密的私下
成交能够买到地方军职和广泛的豁免权。当这种豁免权受到威胁时，地方社
会上有影响的成员和地方军事势力之间的联系能够很容易地发动一场叛乱，
就像此时在宣州发生的把观察使赶走之事那样。该地区惨遭抢劫，军队纷纷
①
从淮南和浙东调进以后，宣州的秩序才在858年末恢复。成为宣州骚动基础
的这个一般模式很难说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证明了唐代后期地方官员们被迫
在腐败的和微妙的环境中活动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主张
缩减地方军官的数量。
裘甫叛乱
康全泰暴动对于随后在859年发生于浙东一带更为严重复杂的叛乱来说
① 关于这次叛乱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载《史
学杂志》，66。2 （1957 年），第23—2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2、8074 页；《旧唐书》，卷18 下第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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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序曲。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头目，他所领导的叛乱在唐代后期
首次短暂地将大量的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将被压
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②虽然裘甫叛乱在爆发之后一年之内便被镇压
下去，但它却为15年后发生的黄巢叛乱打下了基础。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现于859年后期，他是作为活动于浙东中部的一个盗
匪团伙的头目而被提到的。几个月内，盗匪——他们还不能称为叛乱者——
袭击了浙东的大部分地区，从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台州的天台山脉。下一年
正月，他们向北转移，攻占杭州湾正南的剡县，以此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剡
县是浙东观察使治所越州的一部分。当地的地方戍军在四年前曾发生兵变，
现在不到300人，装备很坏，不可能与数达千人以上的裘甫队伍对抗。政府
把该地区全部可用的军队集结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驻守在海边城塞防备日
本或新罗经由海上来袭的军队。但是裘甫的将士证明是优秀的队伍，政府的
军队一经接触就被打垮。裘甫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山海之盗及
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参加他的队伍。这支组织松散的队伍仍是
在裘甫全面领导下的各独立团伙的集合体，此时数量已过三万。他的动向成
为其他地区团伙注意的焦点。860年阴历五月，一名谏官向登上皇位不过数
月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
盗，半是逃户。”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开始采取步骤控制这一地区。他将三万名支持者
组成三十二队，并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为了创造一种正统的气氛，他宣布
一个新的统治时期开始，行用铸有“天平”字样的印信。他贮存物资，雇用
工匠制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国北方都引起了强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应是采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义时期曾经成功地采取过的
措施。它从北部浙西和西边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队，但是各地军队低落的士气
和松弛的纪律使得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他们对于金钱和晋级保证的
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恼。该当得到懦夫之称的该地观察使被召回京师，授以
太子宾客的闲职。
860年的最初几个月是战局前途不明的时期，因为每一方都在筹划自己
的战略。唐朝的官员清楚地理解他们在镇压起义的战事中面临的困难。浙江
的复杂地形提出了特殊的问题：它的海岸线有无穷尽的海湾和入海口，巡逻
困难，而舟山群岛的海上岛屿又能在盗匪需要时为他们提供庇护。攻取这样
困难的地区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军事战略家的全部才能。由于在京师的武将中
似乎没有这样的人选，所以决定派遣安南都护王式前去。
①
王式无疑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他已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不容轻
视的声誉：在北方，他在晋州 （山西中部）的严密防御措施曾保卫京师，使
之不受来自内蒙的侵犯；在遥远的南方，他被派去平定852年在安南发生的
起义。王式现在奉命前往长安讨论如何处理浙东的局势。当皇帝询问他的应
付方略时，王式答道：“但得兵，贼必可破。”此语表明，一场大战役将是
代价高昂的。王式的回答是简单的，也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迅速重建对
该地区的控制，那么，长期的费用将远远超过任何出征的开支，而且丢失该
地区对于整个政府来说将是一个难以估计的挫折，并将使京师官员和士兵的
① 他的传记见 《新唐书》卷167 第5119—5121 页；《旧唐书》卷164 第4282 页中有简略叙述，附于他父
亲王播的传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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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和军饷都难以为继。皇帝相信这一前景，便指派忠武、义成和淮南各地
的军队作为王式的基本队伍。由于知道起义者有骑兵，王式也把数百名吐蕃
和回鹘的骑手调到了他的指挥之下，这是这些外族军队首次被用于如此遥远
的南方。
在起义者一方，裘甫的一个将领刘暀知道王式用不了40天就可到达任
所，他便提出了一个占领全部东南地区的大胆计划。首先应攻取浙东首府越
州；沿钱塘江建立阻挡政府军前进的堡垒，争取时间招集一支船队。然后他
们能经浙西用船渡过长江，掠取淮南首府，即该地区最富饶的城市扬州。战
利品可以运回浙西，他们能够在浙西等待来自南方其他地区的进一步响应。
在此期间，他们的船队能够转向福建。显然，对于裘甫来说这是奢望，他告
诉他的那个有才气的战略家说：“醉矣，明日议之！”一名参与起义的策划
与指挥的地方绅士王辂（他是一名进士）提出了一个远为慎重的计划。王辂
极力主张，由于中国当时仍普遍和平安定，实现刘暀的有雄心的计划将是很
困难的。他为他的谨慎行动论证说，孙权能够在3世纪时于东南建立吴国只
是因为汉朝的中央权力已经全面崩溃。他争辩说，最保险的计划是采取守势，
占有若干战略地区，在那里陆耕海渔以自给，而且在必要时可退入海岛。
结果是裘甫不能对这两种计划予以抉择，最后被击溃了，尽管也进行了
许多艰苦的战斗。王式不负所望，表现了杰出的战术和组织才能，能应付所
有危急事宜。他对他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队伍提出严厉的纪律要求，并用极
端严酷的办法来惩治违纪行为。他将老百姓组成民兵，并在越州治地宣布戒
严。由于了解到起义的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农民中间的饥荒引起的，王式便在
几个县打开官仓供应粮食。他的由正规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强大军队，以及几
千名新组成的民兵（土团），包围了起义军，而他的水军则切断了起义者向
海上撤退的通路。起义军进行激烈的抵抗，甚至他们的妇女也是如此，但终
于被击溃。860年阴历六月，裘甫被俘后送往京师，无疑被公开处死。
裘甫起义源自政府的剥削和民众的反抗，但反抗的性质很复杂。它显然
不单纯是农民困苦境遇引起的零零星星的爆发。裘甫的支持者包括社会的各
个阶级，从地方上受过教育的名流到贫困的农民、无用的人和他自己团伙的
成员。基本战略是经过精心考虑过的，起义的领导者们在政治上是精明的，
至少有数人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这次起义通常被人引证作为黄巢起义的先
驱，也许在某些方面确是如此。但必须指出两次起义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裘甫起义有一个明确的地理中心，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他和他的同伴曾想越
出长江下游地区。黄巢则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他在把目标转向京师以
前，曾率领军队持续数年进行长达数千里的史诗性的进军。与黄巢起义的最
初阶段相比，裘甫起义还是有计划和有组织行动的一个典型。如果及早决定
按刘暀的计划行事，裘甫有可能成功，尽管王式显然是个可怕的对手。也许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裘甫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30年，晚唐的第一个独立国家
建立于浙江，以罗平 （长江下游的圣鸟）为名，而裘甫就曾以此为年号。该
政权至少和黄巢起义一样，也与裘甫起义有着一种真正的历史联系。
边境问题：四川和安南
在长江流域发生动乱的同时，唐朝在它将近2000英里之外的西南边境上
面临着来自南诏扩张主义政权的严重威胁。南诏的基地在大理平原，正处于
云南西部湄公河上游之东。此地海拔7000英尺，东西由高达14000英尺的险
峻山岭保护着，南北则是很容易防守的峡谷通道，它的地形几乎是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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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平原极其富饶，它与洱海相接，洱海范围不大，长只有30英里，宽
不超过3英里。从汉朝以前起，这个地区为处于文化发展先进阶段的非汉族
①
建立国家所占据。在唐代，它的人口必已相当可观。
7世纪末，来自新统一的富有侵略性的吐蕃王国的压力促使地方的首领
们臣服于中国，作为唐朝的藩属，这些集团之一在8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实现
了对其他集团的统治，并迅速建成组织良好的南诏国。8世纪50年代初，唐
朝试图征服该地区，但未成功。8世纪的后半期南诏与吐蕃联盟，在794年
以前对唐朝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794年，它被说服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
位，这种关系名义上维持到9世纪的50年代。然而，在9世纪初，南诏已开
始了一个积极扩张的时期。800年，它迫使上缅甸的骠国臣服于己，832年攻
下了位于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都城舍利佛城。它还开始对最邻近的汉人居地四
川发动侵略。
四川在9世纪上半期反复遭受外来的袭击，首先是吐蕃，然后是南诏。
829年，地区的首府成都被洗掠，大片土地沦于荒芜。袭击的迅速和规模使
唐朝震惊，包括一支京师主力部队在内的军队从中国中部和北部移驻那里，
用以防止训练很差而且不忠诚的地方戍军放弃整个地区。在此以后，李德裕
加强了地方的防御，云南和四川之间的边境在随后30年内仍保持稳定。
南诏对四川的攻势受阻，并被北方吐蕃的威力所慑，便开始对南方虎视
眈眈，它不但进入缅国，而且也指向东南的中国安南和岭南地区，虽然它们
之间阻隔着崇山峻岭。尽管交通困难，南诏仍能调动大量军队进攻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