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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堆文件的假发绅士，此人就坐在洛里先生不远的地方，请求问他几个问题。洛里先生对面的那位假发绅士却仍然仰着头看着法庭的天花板。他自己曾经做过间谍吗？
不，他摒斥了这种卑劣的指摘。他以什么为生？他的财产。 他的财产在哪里？他不能精确地记住它在什么地方。 他的财产是什么？这与别人无关。 这财产是否是遗产？是的。 谁的遗产？远房亲戚的。 很远吗？非常远。 你坐过牢吗？当然没有。 从来没有因负债而坐牢？看不出这与本案有何关系。从来没有因负债而坐牢吗？——嗯，又来了。 从来没有？有过。 有几次？两三次。 不是五六次吗？
大概是。 从事什么职业？绅士。 曾被人踢过吗？也许。 经常是这样吗？不是。 曾被人踢下楼梯吗？绝没有，不过有一次在楼顶上被人踢了一脚，然后是我自己滚下楼梯的。 那一次被踢是因为掷骰子时作弊吗？
那是踢我的那个醉鬼在造谣，不是确切的。 敢发誓这是不确切的吗？当然敢。 向来都以赌博时做手脚为生吗？绝对不是。 一向以赌博为生吗？不过象其它绅士一样生活。曾经从罪犯处借钱吗？
是的。归还过吗？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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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双 城 记（上）
有。 你同罪犯的关系其实相当一般，只是在马车、旅馆和邮车里，你硬要同他接近，是不是？不是。 你的确看见罪犯携带这些表格吗？
当然。有关表格的事别无所知了吗？
是的，比方说，这些表格可能是你自己捏造的吗？不是。 企图从这次作证中得到一些好处吗？不是。 不是受官方正式雇用，设置陷阱的吗？哦，老天！不会。 或者什么都干？哦，不会。 敢发誓吗？敢多次发誓。 除了单纯的爱国之心之外别无动机了吗？再也没有了。那位高尚的仆人罗杰。 克拉在描述案情的过程中不停地发誓。 四年前，他忠诚而单纯地开始给这个罪犯当差。 那时，是在加莱斯号邮船上，他问罪犯是否需要一个帮手，于是罪犯雇用了他。 他并未恳求过犯人出于怜悯而雇用他——从未这样想过。 不久，他就开始对罪犯起了怀疑，不时地监视他。在旅途中替罪犯收拾衣物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在罪犯的衣袋里看见同这些表格类似的东西。 这些表格是他从罪犯的抽屉里取出来的。 他并没有预先将它们放进里面。 在加莱斯邮船上他曾经看见罪犯将同样的表格交给法国绅士看，然后，在加莱斯和波罗格，他又看见罪犯将同样的表格交给法国绅士看。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因而就告发了罪犯。 他从没偷盗一把银茶壶的嫌疑，虽然他曾因喜欢一把芥子壶而被人诬告，但是后来证明那不过是镀金的。 他认识前面那位证人有七、八年了，但那纯粹是巧合。 他并不是说那是一种极其奇妙的巧合，虽然大多数巧合总是很奇妙的。真诚的爱国之心也恰恰是他的唯一的动机，对于这一点，他也不觉得是一种奇妙的巧合。 他是真正的不列颠臣民，希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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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城 记（上）１８
家都像他学习。绿头苍蝇又嗡嗡作响。检察长让杰维斯。 洛里先生作证。“杰维斯。 洛里先生，你是特尔森银行职员吗？”
“我是。”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的某个星期五夜里，你曾经因业务原因坐邮车从伦敦到多佛去吗？”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旅客吗？”
“有两个。”
“他们是夜里在半路下车的吗？”
“是的。”
“洛里先生，看一看这罪犯。 他是那两位乘客之一吗？”
“我不能肯定他就是。”
“他像那两个旅客中任何一个吗？”
“他俩都那样厚厚地裹着身体，夜又是那么黑，而且我们都没有交谈，因而我甚至连这一点都不敢肯定。”
“洛里先生，再看看这罪犯。假如他也如那两个旅客一样裹着身体，他的体态和身高像他们中的一个？”
“不。”
“洛里先生，你不能发誓他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吗？”
“是的。”
“那么至少你是说他也许是两人中的一个。”
“是的。不过我记得那时他们都——像我自己一样——十分害怕拦路强盗，而这个罪犯却没有这种畏怯的神态。”
“洛里先生，你曾看到这假装的胆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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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双 城 记（上）
“我当然看见过。”
“洛里先生，再看看这罪犯。 根据你确切的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
“是的。”
“什么时候？”
“那是几天以后我从法国返回的时候，在加莱斯邮船上。这犯人也上了我返程的邮船，与我同路回来。”
“他是什么时候上的船？”
“刚过半夜。”
“在深夜上船。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不合时宜的钟点上船的乘客吗？”
“刚巧就他一位。”
“别管这是不是‘刚巧’，洛里先生。 他是深夜上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你是单独旅行，还是结伴旅行，洛里先生？”
“我有两位同伴。一位绅士与一位小姐，他们都在这儿。”
“他们都在这里。 你曾经同该罪犯交谈过吗？”
“几乎没有。 那是暴风雨天气，航程漫长而且险恶，我一直躺在沙发上穿越了整个海峡。”
“莫奈特小姐。”
这位年轻女士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刚才她曾被所有的眼睛注视，现在它们又转向她。她的父亲也跟着站了起来，手臂挽着她的手。“莫奈特小姐，看看这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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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城 记（上）３８
面对这样的怜惜，这样真切的青春和美丽，被告感到比面对所有的听众还要难受。 站在坟墓边缘的他再也不能保持镇定了，尽管这时所有好奇的目光都注视着他。 他用慌乱的右手把面前的青草堆成想象中的花园里的花坛一样。 他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呼吸，以至嘴唇微微颤抖，嘴唇上的血液一下子全涌到了心头。 绿头苍蝇的嗡嗡声又高声响了起来。“莫奈特小姐，你从前见过这罪犯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过的那条邮船上，在同一个时间里。”
“你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真不幸，我就是。”
她满是同情的哀怨声调里混进了法官的嘈杂的声音，只听他恶狠狠地说：“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要乱加评说。”
“莫奈特小姐，在那次渡过海峡的航程中，你同该罪犯交谈过吗？”
“是的，先生。”
“回想一下谈了些什么？”
在一片沉寂中，她声音微弱地开始讲述：“当那位年轻绅士上船时……”
“你是指这个罪犯吧？”法官问道，他的眉头打了个结。“是的，法官。”
“那就叫罪犯。”
“当这位罪犯上船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父亲，”她转过脸，温顺地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他，“很疲惫而且身体很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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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双 城 记（上）
父亲如此衰弱，我生怕他会在船舱里闷坏身体，就在船舱楼梯附近的甲板上替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顾他。 那晚，船上除了我们四位乘客以外，别无他人。这位罪犯好心地请求我允许他布置一个更好的环境，使我的父亲不受风雨的侵扰。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安置床位比较好，也不知道船出港后风向会怎样改变。 他替我做好了这一切。 他对我父亲的状况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同情，我相信他这么做是真诚的。 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下开始交谈起来。“
“允许我打断一下。 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的。”
“有几个人同他在一块？”
“两位法国绅士。”
“他们在一起交谈了吗？”
“他们一直在攀谈什么，直到那两位法国绅士不得不乘他们的小船离岸去。”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类似表格似的文件？”
“他们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但我不清楚那是什么文件。”
“大小和形状同这些一样吗？”
“也许是一样的，但是我真的不晓得，尽管他们就站在我附近悄声交谈。 因为他们站在船舱顶上，以借助悬挂在那儿的船灯的光亮，可是灯光十分昏黑，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很低，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在翻弄着那些纸张。”
“现在，莫奈特小姐，说说你同罪犯的谈话。”
“罪犯对我完全是真诚相待的——这完全是因为我当时的处境孤立无助——就像他善良而且好心地帮助我父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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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城 记（上）５８
样。 我希望……“她脸上突然挂满串串泪珠，”我今天不会以伤害他来回报他。“
绿头苍蝇又在嗡嗡作响。“莫奈特小姐，如果罪犯不能完全明白说出证词是你的义务——你必须说出——你没法逃避——虽然你十分不情愿这么做，那么所有在场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如此而已。 请继续往下说。”
“他说，他这次旅行是带着某件棘手而艰巨的业务的，这种业务可能会给人带来麻烦，所以他用了化名。 他说，他几天前去法国就是为了这件事，以后，他或许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要不时地往来于英国和法国之间。”
“他提到过美国吗，莫奈特小姐？说详细些。”
“他详细地向我解释那场争端是怎样引起的，他说，据他判断，错在英国一方，而且错得很愚蠢。 他还开玩笑似地补充说，没准乔治。 华盛顿会在历史上与乔治三世齐名。不过，他说这些话时并无恶意，他是哈哈大笑着说出来的，不过是消遣时光罢了。”
在这一幕引人入胜的场面中，被众所瞩目的女主角的脸部上任何强烈的表情都被听众们不由自主地仿效着。 在她作证的过程中，在她为了法官的记录而停顿的间隙，在她考虑她的话对原告和被告律师造成的效果的时候，她的前额都显示出痛苦焦虑和紧张不安的神色。 所有在庭的旁观者的脸上也都显现出同样的表情；以至于当法官从记录本上抬起头，怒视着那种可怕的关于乔治。 华盛顿的异端邪说的时候，发现法庭内绝大部分人的前额上正如镜子似地反映着证人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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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检察长先生这时向法官大人提出，为了郑重起见，同时也是为了程序的健全，有必要传讯这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莫奈特医生。 于是他被传讯了。“莫奈特医生，看看这罪犯。 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那时他来伦敦我的住所看望我。那大概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吧。”
“你能判断出他就是那次和你同船的旅客吗？
或者说一说他同你女儿的对话好吗？“
“先生，我都不能。”
“是否有特殊理由来解释你都不能的原因？”
他低声回答，“有。”
“是不是因为你在本国曾不幸地被长期监禁，没有经过审讯，甚至连起诉都没有，莫奈特先生？”
他用一种能刺进每一个人心肺去的声调回答道，“长期监禁。”
“那时你刚刚被释放出来吗？”
“他们这样对我说。”
“你对那时候的事情没有一点记忆了吗？”
“没有。我的脑子一片茫然，自从——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尽我所能专心做鞋子，直到我发现我自己和我亲爱的女儿居住在伦敦为止。 当仁慈的上帝恢复我的各项能力时，女儿已同我相当亲近；但是，我甚至完全说不出她是如何同我亲近起来的。 我一点也记不起过程了。”
检察长先生坐下，那父亲和女儿也一起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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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案子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 现在的目的是要证实罪犯在五年前十一月的一个礼拜五夜里伙同某位来历不明的同谋犯乘邮车到多佛去。 为了掩人耳目，该罪犯深夜在途中下车，但并没停留，而是往回行走十多英里路程，到一个驻军某地和军舰制造所去收集情报；一个证人被传来证明罪犯当时的确在那个驻地和军舰制造所所在城镇的一家旅社咖啡室里等候另一个人。 罪犯的律师审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是问清了他除那一次以外并未遇见过罪犯；这时，那位一直仰视法庭天花板的假发绅士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一两个字，将它揉成团，扔给被告律师，被告律师在下一次问话的停顿间隙打开纸条，然后神情专注而好奇地看着罪犯。“你还是说你肯定那人就是该犯人吗？”
证人说他完全肯定。“你曾见过与这罪犯长相相似的人吗？”
证人说未见过相像得会使他认错的人。“看清楚那位绅士，我那位学识渊博的同行，”他指点着那一位曾经向他扔过纸团的绅士，“然后再仔细看看那位罪犯。 你怎么讲呢？他们彼此相像吗？”
除了这位学识渊博的同行的神情漫不经心而且懒散外，姑且不说他放荡吧，他们彼此间的相像不但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诧异。当人们将他们彼此进行比较时，人们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学识渊博的同行摘下他的假发，征得不情愿的同意后，那相像就更明显了。 法官大人质问被告律师斯曲里弗先生他们是否接下来要审理卡尔顿（那位知识渊博同行的名字）先生的叛国案！
斯曲里弗先生回答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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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要那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再次发生；如果他能早些看到这个证明他过于轻率的实例，他是否还这么自信；既然他已经看到这一实例，他是否还这么自信，等等。 上述问题的结论把证人像一件陶器似的砸得粉碎，将他在案子中所起的作用化成废物。克伦丘先生在听这些证词的当儿，不停地吮吸着手指上的铁锈味充当午饭，而且已吃得差不多了。 他现在正集中注意力倾听。 斯曲里弗先生把这案子像一套紧身衣服一样套在陪审团身上；向他们证实那位爱国志士巴萨德如何是一个受雇的间谍和叛国者，一个不懂羞耻的人血掮客，是继受人唾骂的犹大后世界上最大的骗子——他的样子确实很像犹大。那个品行端正的仆人，克拉，如何是巴萨德忠实的朋友和同伙；这两个伪造证据者和作假证者怎样注意到罪犯而想把他作为牺牲品，因为罪犯的某些家族事务在法国，而且罪犯带有法国血统，为此他必须常常横渡海峡——虽然出于对他的亲人的爱护，他死也不愿透露这些事务的内容。 那位年轻女士的证词所受的歪曲和掩饰，以及她在作证时的痛苦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却并不能证明任何罪状，只不过是任何青年男女邂逅时常有的那种天真的殷勤礼貌而已——至于说到乔治。华盛顿，这种过份放肆的言行除了被作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外并不能说明它另有深意。 如果政府妄图利用最低级的民族反感和恐惧心理来博得声望，这将成为政府衰落的一个证明。 检察长先生在这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然而，毫无结果，只不过常常使无耻恶劣之徒的假证词玷污我们的案件罢了。我国的国事犯审判里充满了这种冤狱。 说到这儿，法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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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严肃得不像一张真正的脸）
插嘴说他不能坐在法官席忍受这些指桑骂槐。于是，斯曲里弗先生也叫进几个证人作证，然后克伦丘先生看到检察长先生将斯曲里弗先生套在陪审团身上的外衣全都翻了过来；证明巴萨德和克拉怎样甚至比他想象中的他们还好一百倍，而那个罪犯又是怎样地坏一百倍。 最后，法官大人自己出来翻衣服，一会儿翻出来，一会儿翻进去，但是，最终果决地把它裁成一件让犯人穿到坟墓里去的衣服。现在，陪审员们出去商议去了，法庭里的绿头苍蝇又汇集起来。一直仰视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甚至在这个骚乱的时刻也不曾改变他的姿势和神情。这时他那学识渊博的同行，斯曲里弗先生正在整理他的文件，和坐在附近的人们小声说着话，而且不时焦急地瞅一眼陪审员们。 这时所有的旁听者或多或少都挪动了一下，又重新聚在一起；这时甚至连法官大人自己也从位置上站起身，缓步在台上走来走去，看客们不禁疑心他是否有点过分激动；只是这位卡尔顿先生却一直背靠着椅子坐着，破旧的外套半敞开着，凌乱的假发刚才摘下后又随便戴在头上，双手插在衣兜里，双眼始终盯着天花板。 他行为举止中的这种满不在乎的神色不仅使他显得有些不体面，而且减少了他与罪犯之间的极度相似（当他俩被比较时，他暂时的一本正经模样曾强化了这种相似）
，以至许多看热闹的人们，此刻看着他，纷纷议论说他们差不多不能认为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