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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他对自己估价得那么高。”
“他实际上有点显示大人物的派头，某些方面很有些自负。我猜想他可能像他给人的印象一样是个冷静、温和，做事高效率的人。”
“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忠心只是对将军一个人的。因为他的命运和将军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将军得势，他才可能得到那颗银星。”
“就是说，他为了保护将军宁愿说谎。”
“说得对。其实，关于他给安的住所打电话的事，他已经说了谎。我们是8点前到那儿的，那时候电话机里已有了那个录音。”
辛西娅点了点头，说：“这个我知道。他打电话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再加一个嫌疑犯。”我说。
第十四章
辛西娅问我：“还去心理训练学校吗？”
我看了看我那块民用表，已经是下午5点50分了，“欢乐时光”
又要开始了。我说：“不去了。送我去军官俱乐部。”
我们的车向军官俱乐部驶去。军官俱乐部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没有基地那么繁忙吵闹，又离基地很近，所以很方便。
辛西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对坎贝尔将军有什么看法？”
我思考了片刻。听到人死的消息后，尽快掌握死者的朋友。亲人和同事对死者的反应是相当重要的。我已经破过不少凶杀案，有些就是看谁的反应不正常，便顺藤摸瓜追下去而破案的。我对辛西娅说：
“他没有一般父母听到孩子死去噩耗时的那种悲伤和绝望。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他。”
她不解地问：“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是一个军人，一个英雄，一个高级将领。地位越高，人情味就越淡。”
“可能吧。”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考虑到安·坎贝尔是怎样死的……嗯，是怎样被找到的……我觉得她父亲不会是凶手。”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死的，也不知道她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还是没穿，因为事情往往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一个聪明的凶手，能让你只看到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保罗，我还是不能相信他会亲手把亲生女儿勒死。”
“当然这种事不同寻常，但也并非闻所未闻。”我接着说，“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在性生活上的那些丑事后，也会大发雷霆的。”
“但你再大发雷霆，也不至于对亲生女儿起杀心啊。”
“我是不会，但谁敢保证呢？我只是在论证一下杀人的动机而已。”
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前停了下来。我打开车门对辛西娅说：“你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请你吃晚饭了。”
“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回去换，除非你想一个人吃饭。”
“我在小餐厅等你。”说完我下了车。她开着车走了。
我走进俱乐部时，扩音喇叭里正放着退兵的号声。我来到俱乐部干事的办公室，出示了犯罪调查处的证件，要了本电话号码簿。因为查尔斯·穆尔上校家的电话号码不在基地电话号码簿里，所以我只好拨通了心理训练学校。当时已经是晚上6点过一点儿了，但不必担心没人值班，这就是部队的一大优点。一位值班中士接了电话，并帮我接通了查尔斯·穆尔办公室，只听有人说：“我是查尔斯·穆尔上校。”
“穆尔上校，我是一级准尉布伦纳，是《军队时报》的记者。”
“啊……”
“我想跟您谈谈坎贝尔上尉被害的事情。”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场悲剧啊！”
“是的，长官。我能问您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贝尔上尉的顶头上司。”
“是的，长官，这我知道。上校，您现在是否方便到军官俱乐部来见我？请放心，不会超过10分钟的，除非您让我感兴趣，上校。”
“这个……”
“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谈谈。”
“当然。在哪儿──？”
“在小餐厅。我穿一件蓝色西装。谢谢您，上校。”我挂断了电话。多数美国人都知道如果他们不想和警方谈话就可以不谈，但他们对新闻界却不知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义务而必须去谈。尽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犯罪调查处的布伦纳，而现在要再隐瞒身份真令人难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兰的电话号码簿拿过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查尔斯·穆尔和安住在同一个花园公寓区。虽然维多利花园通常不是上校军官选择的住所，但这事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许因为他欠了债，也许他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从不在乎在停车场碰到上尉和中尉。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住得离安·坎贝尔近些。
我快速记下了穆尔上校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刚进门。我对她说：“穆尔上校一会儿来见我们。记住我们是《军队时报》的记者。还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儿给我找个房间，因为现在亚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逻，我不能回‘低语松林’了。请你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下车，帮我买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还有一条中号短裤、一双袜子。可能还要一件衬衫，15号领子。别忘了给你自己带双跑鞋，我们过会儿去射击场时好穿。再带只手电筒，好吗？辛西娅？喂？”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吧。我挂断电话来到楼下的小餐厅。这儿虽然不像那间大餐厅那样正规，但却马上可以吃到东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条和果仁，一边吃喝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谈话。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安·坎贝尔，谈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儿毕竟是军官俱乐部。米德兰的酒吧里肯定也正谈着同一个话题，只不过在那儿谈起来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绿色带鹰形图案的上校军装，走进来朝着这间屋子四周看了一会儿。我观察了他足有一分钟，见没有一个人向他招手，也没有人和他讲话。显然，穆尔上校在这儿并不出名，也许是没有人缘。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强地笑了笑：“你就是布伦纳先生？”
“是的，长官。”我们握了握手。穆尔上校的军装皱皱巴巴，而且做工很差。这也正是他所从事的那个特殊行业的一个标记。“谢谢您的光临。”我说。穆尔上校大约50岁，一头黑色鬈发，头发很长，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个地方神经科医生。军队上的医生、律师、精神科医生、牙医都能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他们是真的愿意穿那种粗制滥造的军服呢，还是他们真正是有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者。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问他：“想喝点什么吗？”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过来，穆尔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不怎么愉快的谈话。
穆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经哪根出了毛病。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主动说：“听起来她好像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杀的，可能是惯犯。”
他不愧是搞这一行的，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我：“你为什么这么说？”
“只是贸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诉我：“在这个地区还没发现类似的强奸和谋杀案。”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
确切地说，发生在安·坎贝尔身上的事情不该让这儿的人都知道，但军队是流言蜚语滋长的温床。因此，关于穆尔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贝尔将军都知道些什么，什么时候知道的，怎样知道的，你是无法猜到的。我问他：“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回答说：“当然她是遭强奸后被杀的，在射击场上。”
我拿出笔记本，呷了一口啤酒，说：“我刚从华盛顿过来，还没掌握多少资料。听说她被赤身裸体地捆在那儿？”
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个你最好去问问那儿的宪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挥官有多久了？”
“从她来到哈德雷堡开始，大约在两年前。”
“这么说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们的学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约20名军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您感觉如何？”
他说：“我完全被惊呆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又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他除了震惊以外也看不出别的什么感受来。我经常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打交道，知道他们常在说着得体的话时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来。我相信职业和人的个性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军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说，步兵军官往往会有些孤僻、傲慢、自以为是。犯罪调查处的人都惯于骗人、冷嘲热讽，而且特别聪明。一般精神科医生大都选择与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这种工作虽然陈腐，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之献身。查尔斯·穆尔是一个战争心理学专家，他的本行是把敌人本来健康的脑袋弄出毛病来。这和为细菌战制造麻疹菌的医生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管怎么说，查尔斯·穆尔在我看来就是不太正常。开始较短的一段时间，他似乎距我很远，而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从我的脸上或心里看出些什么来。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里还冒出一丝凶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也很特别，很慢，低沉，带点儿装出来的温和语气。估计他在学校教书时用的就是这种声音和语气。
我问他：“您在担任此职务之前就认识坎贝尔上尉吗？”
“是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6年前，那时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学校学习。我任她的教官。”
“她刚在乔治敦读完了心理学硕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说了什么他认为我不知道的事，然后回答说：“我相信是这样。”
“在布拉格堡时你们就在一起吗？”
“我在学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训练队。”
“后来呢？”
“后来就去了德国。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那儿的。再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种军事学校，在那儿当了一阵教官。之后我们被派到海湾去执行同样的任务，之后又去五角大楼。简单说来，两年前我们又一起来到了哈德雷堡。怎么，难道这些都有必要讲吗？”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么，上校？”
“这是保密的。”
“噢。”我边记边点了点头。两个人能这么久在一起执行任务确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在战争心理学这一特殊领域。就我所知，在部队里，即使夫妻俩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比如说可怜的辛西娅吧，她当时虽然没和特种部队的那个家伙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辛西娅被派到布鲁塞尔，他却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我对穆尔上校说：“你们的工作关系很不错嘛。”
“是的。坎贝尔上尉非常聪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辩，而且值得信赖。”
听起来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总结上写的评语。显然，他们很合得来。我问他：“她算是你的‘被保护人’吗？”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这个法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情妇”或者其他更肮脏的外来词。他回答说：“她是我的下级。”
“对。”我把他的话归在我早已拟好的“废话栏”中。“您认识她的父亲吗？”
“是的，不过不太熟悉。”
“来哈德雷堡之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偶尔能见到。我们在海湾时见过他几次。”
“我们？”
“安和我。”
“哦。”我也把这记了下来。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显然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些没什么意思。其实我这次和他谈话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前，先对他有个准确的印象。一旦人们知道谈话对象是警察就会采取对策。另外，《军队时报》的记者是不能问“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这类问题的，但警察可以问。于是我问他：“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他站了起来：“这是他妈的什么问题？我要控告你。”
我把证件亮了出来：“我是犯罪调查处的。上校，请坐下。”
他先是盯着我的证件看了一会儿，继而又转向我，两眼顿时射出咄咄逼人的红色死亡之光，像恐怖电影里的一样十分可怕。
我又说：“请坐，上校。”
他鬼鬼祟祟地朝这个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间看了看，好像担心自己有被包围或其他什么危险。最后，他坐了下来。
上校跟上校不同。从理论上讲，官衔比拥有这个官衔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这个人也要尊重这个人的官衔。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比如说，福勒上校拥有上校的权力和尊严，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
而穆尔上校就我所知却与任何权力机构都没有联系。我对他说：“我正在调查安·坎贝尔上尉被杀一案。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读你的权利，请你如实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好吗？”
“你无权冒充──”
“那就让我自己为我的双重性格烦恼吧，好吗？第一个问题──”
“没有律师在场我拒绝回答。”
“我想你是因为看了太多的非军事电影。你没有权利找律师，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如果你不主动合作的话，我就把你列为嫌疑犯，宣读你的权利，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宣布我有了一个嫌疑犯，他要请律师。那你就陷入了军法约束之中。怎么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可我抗议你把我弄到这样一个被动的地位。”
“好吧。第一个问题：你最后看到坎贝尔上尉是什么时候？”
他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态度，说：“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时，她说她要去俱乐部弄点吃的，然后再去要求值勤。”
“昨晚她为什么自愿值勤？”
“不清楚。”
“晚上她从基地总部给你打过电话吗？还是你给她打过？”
“哦……让我想想。”
“基地上所打的电话都是可以查到的，而且值勤官还有工作记录。”其实，在基地内部打的电话是无法找到通话人的，而且坎贝尔上尉也不会记下私人往来的电话。
穆尔回答说：“是的，我确实给她打过电话……”
“什么时间？”
“大约晚上11点。”
“为什么这么晚？”
“哦，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下第二天的工作，我觉得那个时间最安静。”
“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在我家。”
“家在哪儿？”
“基地外面，维多利街。”
“被害人不也住在那儿吗？”
“是的。”
“你去过她家吗？”
“去过。经常去。”
我尽力想象这伙家伙赤身裸体背对着镜头或带着皮面具时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法医研究室有没有真正的特异功能检查员，男的或者女的，能透过放大的照片认出这些不露真面的家伙。我问他：“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没有，不过你肯定会听到好多谣言的。我们走到哪儿都有谣言跟着──”
“你结婚了吗？”
“结过。大约7年前离了。”
“你常有约会吗？”
“偶尔。”
“你觉得安·坎贝尔很有魅力吗？”
“哦……我很敬佩她的聪明。”
“你注意过她的身体吗？”
“我不喜欢这类问题。”
“我也不喜欢。你觉得她很性感吗？”
“我是她的长官，又比她大近20岁。她又是将军的女儿，所以我连一句性骚扰的话都没对她说过。”
“我并不是在调查性骚扰，上校，我是在调查强奸和谋杀。”我对他说，“为什么会有谣言呢？”
“因为人们的脑子都有肮脏的一面，连军官也是如此。”他笑了笑说，“就像你本人。”
我停下记录，又要了两杯饮料。一杯雪利酒可以让他放松，一杯啤酒可以使我平静下来，不至于上去揍他。
娅来了。她上穿一件白色衬衣，下穿黑色裤子。我把她介绍给穆尔上校，然后对她说：“我们现在已不是《军队时报》的记者了，是犯罪调查处的。我正在问穆尔上校与被害人有没有两性关系，他保证说没有。目前我们正处于僵持状态。”
辛西娅笑了笑，对穆尔说：“布伦纳先生非常紧张劳累。”然后她坐了下来。我们聊了几分钟，我把谈话内容都告诉了她。辛西娅给自己要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加可乐的混合饮料，还有一个三明治，给我要了一个乳酪饼。她知道我喜欢乳酪饼。穆尔上校谢绝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解释说自己太烦，没胃口。辛西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