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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④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⑤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4）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1）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一大二公”的问题，甚至连《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提了。同时七千人大会还决定，要对中央的文件进行清理，将“大跃进”期间不合时宜的口号统统取消，但惟有一件，表示要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及七千人大会上都有一些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准确地说，“三面红旗”是“左”的思想发展的产物，站在当时说话，至少是“大跃进”的产物。七千人大会对此已经有所质疑，但它为什么还要继续高举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从“三面红旗”提出的过程来看，“三面红旗”并不是“大跃进”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发明的，它是在“大跃进”当中逐渐形成的。周恩来在1964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三面红旗”是《人民日报》提的，中央跟着讲。①
关于这一情况，王学启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摘编如下（有些地方本文作了补充）：
关于“总路线”概念的形成：“三面红旗”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概念，是由毛泽东提出的。这可以从1955年底说起。当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毛泽东将中国的工业化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正式公布了这一口号。两年之后，1957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多快好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不久，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接着，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号召全国人民“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被概括出来了。
这一年的中央，脚步匆匆，3月4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多次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总路线的概念已经形成。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这条总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关于“大跃进”口号的形成：在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的口号应运而生。在《人民日报》上见到“大跃进”一词，最早是1957年6月29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发表文章，提出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随后各地不断发表文章，提出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推进生产大跃进等等。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的口号提出以后，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它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正式肯定了“大跃进”的方针。会议说：“1958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由于这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响遍全国的各个角落。
“人民公社”概念的形成：伴随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为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于是中央正式下达了文件，各地很快开展了并社工作。
在开始并社的时候，群众自发地采用“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大院”、“社会主义大家庭”等不同的名称。6月间，毛泽东和中央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定名为“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演讲，第一次把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公诸于世。他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谈到小社并大社的优越性问题。在河南视察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山东的讲话。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迅速转变为直接办公社的热潮。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农村普遍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从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也就正式举起来了。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者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把三者联在一起并构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新概念，则还有一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光荣旗帜”—“三大万岁”—“三大法宝”—“三面红旗”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关于“光荣旗帜”：在1958年夏到1959年夏庐山会议以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者还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作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庐山会议及其以后，这三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他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既肯定了取得的伟大成绩，也批评了所存在着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左”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也“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毛泽东给彭德怀扣上了令人震惊的这三顶大帽子，从而引起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特别关注，并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概是为了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庐山会议开始大树特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威望，并把三者并列在一起，称之为“光荣旗帜”。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指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6亿5000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出现“光荣旗帜”的提法，也是第一次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毛泽东直接挂钩。庐山会议以后，各种报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2）
关于“三大万岁”：大约在1959年国庆节以后，人们又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之为“三大万岁”。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典礼上宣读国防部命令时，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从此，有些领导人作报告、发表讲话写文章，也往往在结束时三呼万岁。于是，人们就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简称为“三大万岁”。1959年冬季，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广东省委提出要以“三大万岁”作为中心内容开展鸣放辩论，以便达到“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目的。“三大万岁”的提法和“光荣旗帜”的提法一样，都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攻击污蔑”而提出的赞美或歌颂之词，因而这一时期宣传的特点是两种提法并用，有时称“三大万岁”，有时称“光荣旗帜”。
关于“三大法宝”：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指出：“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是报刊上第一次出现的“三大法宝”的提法。于是许多人按照元旦社论的口径进行广泛宣传，并进一步阐述它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找到了‘三大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我们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是我们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没有这三个法宝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就不能达到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三大法宝的提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仿佛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于“三面红旗”：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三面红旗”提法的是1959年12月，北京提出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口号。1960年2月1日，北京又开展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活动。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谈到了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问题，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些报告也都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亿万人民的赞扬”。与全国人代会同时举行的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也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①
从史料来看，1961年1月以前，“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两种提法同时并存，1961年1月以后，不再提“三大法宝”，而只提“三面红旗”了。其原因可能是在1960年下半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所谓“三大法宝”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以后，中央放弃了“三大法宝”的说法，而保留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实很难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其实在1961年1月以后，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不是什么“三大法宝”的问题了，而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要不要继续坚持的问题了，所以从那时开始，在文献和报刊中再也没有出现“三大法宝”的说法，而在提到“三面红旗”时，多数是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要继续高举”等等。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尤其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以后，就很难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三面红旗”了。实践已经表明，开展“大跃进”的结果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是一再的收缩和后退。所以到七千人大会时，“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方面，已经弱化了其指导地位。
但为什么还要高举呢？前面谈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原因之一，有来自于国际的因素。周恩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