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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江西境内长江沿岸各炮台，拒绝北洋府陆军部接管。而且。为了装备赣军，他领取南京留守处护照，通过上海外商洋行购买步枪七千枝和子弹三百万发。当这批军火于１９１２年底运抵九江时，袁世凯以“擅买军火”为口实，命令九江关予以扣留，并派海军监管。李烈钧以“袁世凯防赣省如寇仇”，实难容忍，立即指令蔡锐霆和陈庭训率领赣军把军火夺回。这件事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立即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军舰六艘到九江示威；并有意制造了汪瑞事件，妄图压服李烈钧。
原来，袁世凯一边裁减革命军队，一边推行“军民分治”，昔以削弱南方各省都督的权力，打击革命势力。１９１２年６月中旬，袁世凯派袁乃宽到武汉，要求黎元洪发起实行“军民分治”。当时，黎在和同盟会的斗争中正迫切需要袁的支持，自然不敢违命，遂于７月１日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即都督专管军事，另由“中央”派民政长治理民政。黎还表示湖北愿意首先实行。袁世凯立即回电说：“疚疾曰急，今得良剂，天存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刿目，西儒所谭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今有我公，以身作则，祸机之息，新邦之固，共可决矣。”＇1＇北洋系统的各省都督亦群起应和。但是，江西、广州、安徽、福建、江苏等九省都督却激烈反对“军民分治”，有些省公开唱对台戏，通电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由省议会自选民政长。袁世凯不顾九省都督反对，强令推行“军民分治”。
在任命各省民政长时，他仍采取裁减军队时的策略手腕：对湖北、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或让都督兼民政长，或令都督荐举人选，以换取这些都督的支持。对同盟会员做都督的各省，则派北洋派官僚或清末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担任民政长，“厉行分治”。如派孙多森到安徽，张元奇到福建，陈昭常到广东，这些安排，他事先都征询了各省都督的意见，唯独江西民政长，袁世凯有意不与李烈钧商榷，突然于１２月１６日任汪瑞，并命令汪立即赴任。＇2＇李烈钧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鼓动赣军将领蔡锐霆和陈庭训以及省议会反对，结果汪到南昌不几天就被赶跑了。袁本想借任命汪来显示“中央”的权威，发泄对李烈钧夺回军火的怒气，没料到再次失败；遂大发雷霆，通电各省不点名地指责李烈钧“生性好乱”，“破坏统一”；最后又威胁说：“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幺么！”＇3＇尽管袁氏叫得很凶，可是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取得帝国主义的贷款，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他没有敢解除李烈钧的职务，而仅派王芝祥前往查办。这件事一直拖１９１３年夏天，就成为他首先派兵进攻江西的借口之一。
注释：
①据１９１２年冬陆军部报告：全国陆军九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八人：其中安徽三万八千，已裁一万二千；江苏六万九千；广东五万九千；江西二万；福建三万三千；湖南五万一千；南京归并各军三万四千；湖北八万；云南三万九千；广西三万六千；贵州二万七千；四川五万四千。
②《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ｃｗｓ），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１４１。
④《民国经世文稿》，上海经世文社１９１４年版，第２册，页３３。
⑤《袁世凯致燮和函》，１９１２年。
⑥《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４月６日。
⑦《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⑧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３５。
⑨《袁世凯致岑春煊密电》（原件），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⑩《广东的形势》，《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
＇1＇《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５，页２５。
＇2＇汪瑞是与北洋派接近的老官僚，清末历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署江西按察使等，政治上支持袁世凯。
＇3＇同⑥，１９１３年２月９日。
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党人的力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既有赤裸裸的进攻，也有甜言蜜语的拉拢，不失时机地交替使用这两手，这就是他所谓的“拔木之术”。辛亥革命时，他忽而猛攻汉阳，忽而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使人感到无从捉摸，曾有人托其左右亲信探问他的真实意图，他得意地说：“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拨，木必断折，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我之忽进忽退，即我之从摇撼下手。”现在，他又用这种“拔木之术”来对付同盟会。
由于袁世凯向同盟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逼走唐绍仪、威胁参议院、裁减革命军及杀害张振武等，使得他和同盟会十分紧张。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他赶忙变换手法，于１９１２年８月邀请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入京，商议国家大事，并派广东人黄某专程赴上海劝说孙、黄北上。同时，他对黎元洪也发出邀请。黎与他刚刚合谋杀了张振武，正受舆论的谴责，不敢贸然进京，婉言拒绝。孙中山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的修筑铁路，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对于同盟会与袁之间的冲突，他一直抱着和平解决的善良愿望，并公开表示他不再竞选正式大总统，“尽让政权于袁氏”。为了用诚意去感化袁世凯，他毅然决定北上。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孙中山到达北京。事前袁世凯把他办公用的外交部迎宾馆腾出来。作为孙中山的下榻之处，又命令以迎接总统的隆重仪礼接待，派出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在前门车站欢迎；并用他自己所乘坐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将孙中山交部迎宾馆。次日，孙中山前往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亲至大门口迎接。这是两人初次会面。２７日，在总统府举行欢迎宴会，袁世凯致辞说：“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９月１１日，黄兴也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极为“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谈十三次，每谈话都有梁士诒陪同。因为梁和孙中山是广东同乡。袁世凯总是装出虔诚的样子，恭听孙中山的义论。每当孙中山谈到中外情况和个人抱负时，他常常随口应和，连声赞叹。有一次，孙中山讲“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次，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说到这里，孙中山心想袁世凯必反对。谁知他“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①这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惊讶。
袁世凯谈话时，总是“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他说：“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中山表示：“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②袁氏“诉党派竞争之苦”。孙中山慨然应允尽力“调解”，并表示自己“从此当事社会事业”，放弃竟选总统，自信办实业较袁合适。袁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虽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都以实业为第一大宗。”③
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嗣后，他又对柏文蔚说他之所以拒绝加入政党，是因为“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④
袁世凯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也假意表示很感兴趣。孙中山说十年之内他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⑤他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定建筑铁路的规划。９月９日又特授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曾昭文、耿觐文等人都拟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
后来，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孙中山回答袁世凯说：“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⑥
当时，关于内阁总理人选、“善后借款”、修订约法、军民分治、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以及建都地点等等问题，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袁大施骗术的目的，原望孙中山、黄兴对上述问题让步，以便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除内阁总理一致选定赵秉钧以外（见本章第一节），其余的问题都未能达成协议。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却错误认为“欲治民国”，非有像袁世凯这样“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⑦所以，对袁推诚相待，赞誉之辞很多。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去迎合袁世凯；而是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幻想有朝一日能取得袁的赞同。８月３１日，在参议院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挥臂讲演，中心是阐述迁都南方的必要性。９月９日，在京答记者问，他说解决参议院和政府冲突的办法，只要“袁总统略为迁就，便可互相了解”；“五六年内军民公治的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能实行“有限的中央集权”；民政长“总是民选的好”；“中国决无亡国之忧”，等等。这一切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都是袁从来就不同意的。所以，名记者黄远庸在评论袁和孙中山会谈时说：“二公之推襟解决，尚未触于时局之痛痒问题之焦点。”⑧
袁世凯对与孙中山、黄兴的会谈很不满意。为了弥缝双方的分歧，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袁氏和孙、黄已经“跻于精诚结合之途”的假象，袁于孙中山离京前夕提出“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合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上述八条是由袁氏一人拟定的，没有和孙中山、黄兴协商讨论。孙、黄见这些条款很笼统，不涉及当前他们和袁之间争论的具体问题，为表示合作的诚意，遂欣然同意。稍后，袁氏又取得黎元洪的赞同，即于９月２５日由总统府秘书厅通电全国宣布。电文末尾这样写道：“此八条作为共和、国民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国利民福之一途。”⑨
“四巨头”宣言，掩盖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对人民起了麻痹作用。宣言重点强调“统一”和“中央集权”，而所谓中央即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北洋政府，由“中央集权”，也就是加强他个人的独裁。这自然有利于他假借“统一”、“中央集权”这些动听的名目，推行自己的反革命政策。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证明，袁世凯正是这样干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力量弱小，它的政治代表孙中山、黄兴等人，又都缺乏统治经验，因而他们在有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为靠山的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面前，总是动摇妥协，上当受骗。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２３。
②《孙中山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３日。《民生日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③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１１９。
④《袁世凯致柏文蔚论政见书》，１９１３年。
⑤同①。
⑥《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⑦同⑥，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７日。
⑧同③，卷２，页１２０。
⑨《时报》，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０日，袁世凯公布了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和议员选举法，并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人都有财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工农大众被严格地排斥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全国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四千零八十六万七千余人。①就是这种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袁世凯心里很不以为然。只因迫于大势，不得不作出欢迎的姿态。
袁世凯效忠共和国的誓言及虚伪的姿态，增加了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幻想。民国元年春天，“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②为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原来，推翻清政府后，不少同盟会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孜孜追究求的政治理想已经完满地实现，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同盟会便开始分化。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因对组织临时政府、选举总统颇持异议，乃联络旧日光复会会员及清季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该会成立不久，即与立宪公会协议合并，改称统一党，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同时，孙武等人则与一部分湖北籍的官僚和立宪分子相结合，给组成民社，拥护黎元洪。
１９１２年５月，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以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后援，成为同盟会的劲敌。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对抗，同年８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改组后，改变了原来的宗旨。如会章宗旨原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改为“实行平民政治”。另外，由于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加入，国民党组织庞杂、涣散，内部派系林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在党内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处于无权的地位。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唯一大党，其主要势力在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及江苏等省。
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的活动，对与他为敌的国民党尤为注意。他一面暗中派人打入国民党，刺探情报；一面千方百计地拉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挂着“革命党”的招牌，对袁揣摩迎合，亦步亦趋，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无不冷眼视之。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极力笼络仍在日本的梁启超，企图利用他与同盟会往日的敌对情绪，组织政党，以便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梁启超也正亟谋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袁、梁之间从１９１２年初就直接有书信电报往还，讨论政党、财政诸问题。当袁世凯接到梁氏祝贺他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电报后，２月２３日回电说：“力小任重，承贺惭谢，迭奉函示，受益良多，感佩无极，尤盼禊教。”同一天，梁氏给袁一封热情的信，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还说“善为政者，必暗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