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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就在局医院里坐月子，反正也花不了什么钱。这倒是真的，矿务局医院给她安排了最好的护士，收费却只是象征性的。我不好违背佩兰的心愿，告诉父母，让他们等些日子再来。而今，狗狗都过半岁了，还不让他们来看看？
还是不来的好，佩兰说，我怕看见他们。
为什么？
我不是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啊！
这时候，我才知道那次回家对她造成的伤害有多么深。
那都是村里人说的玩笑话。
我承认那是玩笑，可是，如果你父母事先把我的情况说清楚，那些人还会开这种玩笑吗？如果啥也没说我也能想得通，可他们偏偏只说了我是什么副局长的女儿！
佩兰……你总得允许人有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吧。我们那山上的人，世世代代肩挑背磨的，谁不想改变一下处境？自己的儿子找了个副局长的女儿，拿出来炫耀一下，又有啥见不得人的？
佩兰冷笑了一声，你到别处虚荣去，可千万别来我身上虚荣，拿我当猴戏耍，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穿裙子……当我懂事以后，看着我的女同学夏天都穿着漂亮的裙子，我就嫉妒得要死……我们班大部分女同学都参加了舞蹈班，她们训练时，我常常跑到门外去看，她们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就在台下流泪，从头流到尾……说来也奇怪，我的印象中她们总是穿着裙子跳舞，她们旋转起来，裙子像荷叶，脸就像花那么开放。我回来照镜子，我长得比她们谁都漂亮，但是我的身下没有绿叶，我永远也开放不了，永远……我用自己的零花钱偷偷去买了条裙子，在镜子前穿上后，我看见自己的腿是那样丑陋，当场就脱下来剪得稀烂！我还想到过死……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想到过死……
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她热泪盈眶，胸脯大起大伏。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后，抱住她的头说，对不起，佩兰，对不起。
她一把将我的手打开，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算把你看透了！就算你父母是虚荣，你可不是虚荣！我后来发现，你根本就不是爱我，最多就是同情我，我不是你小时候养的那只羊吗，难道你会去爱一只羊？不过是同情罢了。你当初只是想在我身上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你的责任倒是感人至深，可是，它与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与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她哭起来了，边哭边说，你以为我身体残疾就会随便嫁人吗？……在你之前，有不少人来追求我，我都没答应，他们就说我仗势自己父亲是副局长，就耍傲气，其实，我从来没把父亲的职位跟我联系起来，他忙于当官去了，对我和母亲都很冷淡……我不傲气，我很自卑，我不过就是个一辈子也不敢在公开场合穿裙子的女人，哪来傲气的资本？我之所以拒绝他们，是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我，而是父亲坐的那把椅子。她捂着胸口咳嗽起来，之后说，这段时间，你开口闭口说什么万丽君，万丽君不就是那个会跳街舞的女学生吗？你一提到她，我就想起她那双健康有力的腿……你跟以前追求我的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利用我罢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觉得我的脊梁都被打断了。
我黄开亮真的有那么卑鄙吗？这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问自己。我发现人是经不起追问的，一追问，简单明了的事情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跟佩兰恋爱后，我单独回过一次老家，我对父母说我有女朋友了，我的女朋友得过小儿麻痹症，腿上留下了残疾。父母还没表态，我又说，她爸是矿务局的副局长。当时，母亲正在八仙桌旁边砍猪草，父亲坐在火塘边抽烟，听了我的话，他们都沉默着，父亲抽了半袋烟，才突然问我，你是说她是瘸腿？瘸腿这个词很难听，但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父亲又说，她爸是副局长？我说是的。父亲小心翼翼地问，乡长跟他比，谁大？我说当然是他大，还说新州矿务局虽然在新州市境内，但它是省直属企业，局长的级别相当于市委书记，副局长就跟县长差不多吧。父亲的嘴唇抖动着，接连抽了几口烟，扭了头问，他*的意见呢？我母亲虽然一直在砍猪草，大砍刀切断萝卜缨子后落在木垫板上的声音很响，啵啵啵的，但她耳朵很灵，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我和父亲的对话，见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她停下活说，跛点脚没啥了不起，反正她也不到这山里来挑粪淋庄稼。父亲在火儿石上磕掉烟蒂，果断地说，我也是这想法！又说，这架山里好几百户人家，还没有哪家的娃娃能找个副局长的女儿当老婆！
我为什么要急于表明佩兰父亲的官职呢？难道仅仅是希望父母顺利地接纳她吗？……
起风了。风从远处的山峦上刮来。松柏翻动着浅白色的波浪，时不时显露出山体的嶙峋瘦骨。在城的周围，那座山不算高，也不算美，可它很特别；它有一个自甘微贱又傲气十足的名字：鸡公山。传说它本是一座无名山，是清雍正年间一个文人给它取了名。那文人三十岁入狱，五十岁才出来。出狱的当天黄昏，他爬到那山上去，深陷的眼睛望着乱云飞渡，高声吟道：“宦迹渺难寻，月边云万古江河东去也；天心原有属，鸡公山干载风雨峭依然。”这样，鸡公山就得名了。我想从那文人身上找一些豪迈，可是只找到了苍凉。
我被憋得透不过气来。佩兰的话比张主任的话更清楚地点醒了我，她让我明白自己钻进了一个套子。这套子可能是别人给的，也可能是自己给的。不管怎样，我厌恶透了，我本想凭自己的实力说话，到头来却成了一个依附者！
怎样才能钻出这个套子？
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佩兰脱离关系。
这念头一闪现，我就感到忧伤。我不是爱她的吗，怎么能跟她脱离关系呢？我对她的爱的确因为同情而起，但发展到后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理由……这时候，那只银灰色的羊又蹦蹦跳跳地来到我面前。佩兰说，如果我想吃肉，还不是要把那只羊杀来吃。她错了。我舍不得杀那只羊，虽然父母和村里人都说，瘸了腿的羊，会越养越瘦的，杀掉吧。但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谁说这话，我都像被激怒的狗，颈毛竖起来咬人。那只羊是自己吊死的，有天我把它拴在山坡上，就上学去了，放学回来，发现它滑下了山坡，棕绳挽在了脖子上。我抱着羊从下午哭到第二天，晚上觉也没睡。父母说把羊皮剥了，把肉背到街上去卖掉，我坚决不肯，用一铺草席把羊裹起来，埋了，像埋一个孩子……
要是没有我，佩兰怎么办？她过马路的时候，谁去扶她？（我已经很久没扶佩兰过马路了。）
还有狗狗呢！要是跟佩兰离了婚，也让狗狗将来和万丽君一样心理不健康？
风声更紧，吹得窗户啪啪啪响，我心里烦乱到了极点，拉开抽屉又关上，关上又拉开，最后，我提起电话，开始拨号。
我拨的是在市二中教书那个同学的号码，他跟我一个姓，叫黄海涛。电话接通后，我恢复一些理智了。我说海涛啊，我是黄开亮。哦，猴子呀……对不起对不起，黄大主任！不要这么油嘴滑舌的，想叫我猴子就叫吧，叫我猴子比叫什么都让我觉得亲切。哟，你咋这么开通了？你忘了在大学里我叫你猴子，你差点跟我打架？这是真的，当时别的同学叫我猴子，我还可以忍受，你黄海涛怎么也叫我猴子呢，你不也跟我一样是从大巴山区来的吗，你怎么能跟别的同学一道侮辱我呢？那次我把一个墨水瓶扬起来，差点就朝他脸上砸去。我说海涛，不要说笑话了，我想问你个事，几个月前我介绍了个学生到你们学校，我让她找你，不知道情况怎样？海涛很吃惊，没人找我啊。我说那是咋回事呢，她的档案也没来提。海涛说，现在的学生转学，要什么档案？只要成绩好，到哪所学校都是立即为学生建立一套虚假的新档案，未必你黄主任不知道？再说，她即使到我们学校，也不会找我啊，我一介布衣，找我也起不了作用的，亏你猴子想得出来。我想想也是，就说，我俩怕有半年没见面了吧？他说是啊，你现在有空吗？要是有空，我们到春江茶楼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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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在上班时间私自离开学校。
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只有老同学能够走进你的骨肉。那天，我把自己遇到的困境一股脑儿向海涛抖搂出来了。海涛认真地听我讲完，才点上烟说，猴子，你无非就是想拯救什么吧，你到底能拯救谁呢？你连—个本来可以不开除的学生也拯救不了，还能拯救谁？你对你们学校的教师不满意，那我又来说说我们学校的教师。当班主任的，不仅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学生，甚至把子女的生日也告诉学生，虽没明说，意思不就是让学生送礼吗？还公开向学生索要呢，比如张三的父亲是卖地板砖的，装修房子的时候就问张三要地板砖，李四的母亲是卖水果的，家里来了人或者自己想吃，就问李四要水果。你知道我们二中还办了一所小学，那里面有些老师，谁的父母有利用价值，就给孩子安排好位置，没有利用价值，不管个高个矮，都往最后一排撵！有个班主任还把学生家长的单位、职务问得一清二楚，且记录在案，问到一个女孩的时候，女孩说她爸在新州日报社，老师问在报社干啥？女孩说不知道，只知道他每天往印刷厂跑。老师想，这肯定是印刷工人无疑了，将女孩的位置由中间调到了最后。女孩个子矮，看不见黑板，就回去给她爸说，她爸去学校找班主任商量，班主任才知道他不是印刷工人，而是报社总编，他有个习惯，就是检查从机器里流出来的第一份报纸，把最后一道关。老师闻言，说，我最近正申请副高，需要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一篇论文，总编说，没问题，我们报不是有个教育专栏吗。老师当即把论文稿从抽屉里摸出来交给总编，总编拿回去，连夜为他作文字上的修改，没过两天就发出来了。他女儿自然也就坐上了好位置。
这些事情，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这当然有损教师形象，海涛说，但你不能就此证明所有的教师都如此，像你我，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儿神圣性吧？大部分教师还是好的，否则，每年就输送不出那么多人才。停顿片刻，他说，当然，你们学校很多教师开家庭食店，捆绑着赚学生的钱，这实在是有些糟糕。你想解决这问题，我倒是有一条路指给你。
我洗耳恭听。
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靠岳父，何不干脆利索地靠上去！你处理不了的事，直接报告给你泰山大人，让他来出面。校长反正也是个和稀泥的人，尽早把他撬翻算了，只要你当了校长，手头握有实权，看他们还听不听你的！
刚听到黄海涛的建议，我感到一身轻松，甚至有些兴奋，但我很快发现，他的建议一点也不适合我。让我把自己努力回避的东西捡起来当武器，实在做不到。这样一来，我不仅没轻松，反而比以前更加沉闷了。
佩兰果真续请了半年假。我们之间的裂痕太深，在家已没有多少话说了。之所以能够维持，是裂痕之下有一股涓涓细流。这股细流就是儿子。但佩兰做得很绝，只要有可能，就不让我抱儿子，不让我给儿子洗衣服，更不让我为他洗澡。狗狗像不是我的儿子，是她一个人的儿子。
我已经不想回那个家了。
可是，在单位上我就能待得住吗？我在课堂上已经找不到飞翔的感觉了，这种感觉和我的翅膀一起丢掉了，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了。坐在办公室里，我又常常听到张主任尖厉着嗓子在走廊上说话。政教处和教务处之间有一条回廊，但张主任的声音依然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他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与我本人更是一点也不沾边，但我总觉得他的字字句句都是针对我来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胜利的昂扬。
我的脾气更坏了，与佩兰争吵的时候更多了。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黄开亮，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你只不过当了个教务主任，就要飞起来咬人了，你还想不想当校长？如果想，我就希望你暂时收敛些！
这明明白白是在拿她父亲的气势压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本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我又有好几次想到离婚，只是一直不敢说出口。离婚这个词在夫妻之间是一盆水，一旦说出去就收不回来。
但是，要再这么过下去，我非爆炸不可。即便我不爆炸，离婚这个词迟早也会被我泼出去。
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与佩兰分居一段时间。
住的地方是找得到的。今年秋季，从大学分来了六个新教师，学校没住房，就在外面为他们租了房子。租房离校区有近二里地，那地方本是一所抗战时期修的陆军医院，名叫163医院，我们都简称它163，面积很大，里面古木森森；现在虽依旧是医院，只是军转民了，由于一批骨干医生老的老，死的死，新一代骨干前些年又流失到了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已经显得十分落寞了。空房子很多，他们就拿来出租，而且不租单间，要租就租一层楼。我们学校就租了一层楼，共有十间房，六个教师住了，还余下四间，闲着也是闲着的。
钥匙掌握在李校长手里。这天上午，我让李校长给我一把，说我的亲戚来了，需要住些日子。李校长把钥匙给了我，我掂量着那把小小的、泛着铜光的物件，心里像刀剜似的疼痛。我真的要跟佩兰分居吗？真的要离开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吗？……中午，我鼓足勇气对佩兰说，佩兰，我想去163住一段时间。我多么希望她问一问我为什么要去163，多么希望她能够阻拦我，哪怕大吵大闹，歇斯底里，我也会好受些——但她只说了四个字：随你的便。然后，她就搂着儿子，去厕所为他把尿了。
当天夜里，我就去新家。床是现成的，还有一张学生桌，一张方凳，这些东西都是学校总务处那次统一拉过来的，预备着再来教师。我只需带上床上用品就是了。
晚自习下课半小时后我才收拾东西。佩兰和儿子在另一间屋，他们两人都在笑。我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一是愤懑，更重要的是希望佩兰过来拦我。但他们一直在笑。我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佩兰在用额头顶儿子的额头，肯定是佩兰的头发弄得儿子发痒，儿子就笑了。或许不是这样，儿子笑，是因为他想笑，在母亲的怀里，他感到快乐，至于有没有我这个父亲，是不关紧要的。
出门之前，我说，佩兰，我走了。
佩兰没回答我，佩兰拖长了声音说，我跟儿子顶牛牛啰。
我在儿子透不过气来的笑声中出了门。
出租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修的木楼，踩上去发出沉厚的回声，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在三楼，我要的是紧靠楼道口的一间，那六个教师都住在靠里的位置，与楼道口的这间隔着三间空房。我听到他们集中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就悄悄地开了门，又轻轻地把门关上。到处都是灰尘，几只黑色的蜘蛛，在墙的四角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打扫一下是没法住的。幸好盥洗室也在这一边，我用带来的盆子端了水进来，先扫下墙角的蛛网，再用抹布四处擦，包括地板，也弓着背擦干净了。做完这些，我抽了一支烟，才开始铺床。当我疲乏不堪地躺到床上去，心才稍稍静了下来，也才听到那几个教师还没有睡。他们好像在喝酒，划拳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这一幢楼，除了我们学校租了一层，其余的都没租出去，后面是一个长满野蒿的篮球场，前面是几排高大的梧桐树，梧桐之外是围墙，围墙之外是马路，只要我不来，他们就是闹到半夜，也影响不了谁的。
当我听到走廊上响起脚步声，就把灯关掉了。那群人到盥洗室里洗了脸脚，睡觉去了。
到半夜，下起了雨。雨声打在宽大的梧桐叶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万籁俱寂的子夜蕴涵的惆怅，比黄昏更甚。
那一切，我曾经拥有的一切，突然间离我那么远。我就像一个站在岸上的人，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船上，却没跟着船一起出航。我承认我感到恐惧。满怀惆怅的恐惧。回去吧，我对自己说，那是我的家，我有权利回到那个宽敞明亮的屋子，有权利去看百草园的繁花，听百草园的虫鸣。离开那个家，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并不是佩兰把我撵出来的，我完全可以回去。但是，自尊心阻止了我。自尊心对我说，别人已把你当寄生虫了，而你不是寄生虫！……
我一直十分谨慎地遮掩着和佩兰的分居生活，吃饭都是在外面一个偏僻的小食店。住在同一层楼的六个教师，我从没在163跟他们打过照面，夜里我比他们回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