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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彭红叶说的女孩。他还想彭红叶最后嘶叫的那句话：“家得！家得！”她在叫谁？或者她想告诉他什么？一路上他一直想着这个，在邮局门外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听错了，彭红叶不是在呼唤谁，她可能是在说：“假的！假的！”没有那个孩子，没有所谓的惊喜。在最后的关头，她竭力想告诉他的就是这个。
后来他才知道彭红叶果然没有孩子，她弟弟有一女孩，时近两岁。
他驱车赶回本市。他没想到自己还要遭遇又一重惊险：出省城不久，有一辆高速行驶的越野车在他前方因超车失控，撞到路中护栏，弹到路旁，翻倒在路坡上。侯文茂赶到出事车辆旁，里边的人已经爬出来，两个人，满头满脸的血，坐在地上向他招手。侯文茂本能地踩刹车，把车停在路边。
他抓起手机，赶紧开机报警。今日情况特殊，无法多帮忙，报警后他立即驶离。
除了这个意外，没有碰上更激动人心的事项，后来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赶回本市，悄悄把奥迪车停回原处，戴着太阳镜走出小区。省城的两位记者在约定时刻到达。下午一起前往新店，“救命司机”被青年农民夫妇一眼认出，场面相当感人。
只有一个插曲稍嫌意外：记者让侯文茂抱抱青年夫妇的男婴，想为救助人和得救者拍一张照片。侯文茂伸出胳膊，又缩了回去。他举起右手，示意手指头上的“一贴好”胶布。他说前天宰鱼，意外被鱼刺刺伤，现在有些痛。他担心伤处感染了某种病菌或者病毒，不能用它碰孩子，婴儿多可爱，人之初纯洁无瑕，别让他的手给污染了。
他在那时忽又发愣，呆了片刻，怅然若失。记者问他怎么啦？他摇摇头，说得很含糊，表情很无奈，“哎呀，那手机。”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致命失误，无可挽回。数小时前他决心一搏，力争抹掉痕迹，逃避法律制裁，于万中求一，尽管知道成功可能渺茫，却不甘心如此了结。不到最后怎么能够放弃？还应坚持不懈。他在省城与本市间来回开着来历不明的奥迪车拼命跑了趟马拉松，没露出什么马脚。他细心而有效地采取各隐蔽手段，似乎这段时间里他哪都没去，只待在自己的城市等待记者从省城前来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新店。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他却在急切中疏忽大意，自己暴露了行踪：一出门他即关闭了手机，在省城外围突遇车祸伤员求助时他想都没想，凭一种本能开机报警，有如不久前他在新店为他人提供救助。他的行踪已经被准确存留于移动公司的记录里。
他明白自己可能将需要解释这一记录。一旦如此，他差不多已经无可逃遁。也许他还需要解释另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猴？诸如此类。
侯文茂咬紧牙关，一直坚持到最后，如他跟彭红叶说过的一样。他去参加了面试，成绩没有预料的理想，排在本职位第三，分数与第二位离得较远，与第四位非常接近，差一点在此环节被淘汰出局，不过还是入了围。考虑到他做下的大案和他对自己结局的忧虑，如此成绩已属不易，他的意志果然坚强，心理素质确实不错。
在非常接近目标的时候，他看到警察向他走来。
【作者简介】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１９５３年生于福建省漳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６９年上山下乡当知青，１９７７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设区市机关部门工作。１９７９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发表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等。现在福建省文联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7…4…16 5：11：12举报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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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树
蒋 韵
1890年，或者，1891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林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作一次环岛的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炽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
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草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胯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现在，梅巧不再是梅巧，而是“大师母”了。所有人的“大师母”。习惯这称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初，人家一叫她“大师母”，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觉得那称呼很讽刺。只有在学堂里，她的同窗们才叫她一声名字。大先生是守信用的人，婚后，他果然送梅巧重返了女师学堂。也只有在那里，梅巧还是“范梅巧”，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的。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在七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胀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
可是这事哪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诡异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们一天天壮大、成熟。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时从乡下来看她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自己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
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该消停了，安静了。
老四在她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她果然安静下来，或许，太安静了些。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哑巴。她使尽了气力似的，眼神变得涣散和呆滞。北方的夏季，已经临近尾声，却又突然来了秋老虎。她搬一把躺椅在树下乘凉，肚子像山丘一样耸立。那是一棵槐树，说不出它的年纪，枝繁叶茂，浓荫洒下来，遮住半座院子。槐树是这城市最常见的树，差不多是这城市的象征。梅巧不喜欢这树老气横秋的样子，她就在画上修改这树，她恶作剧地解气地把树叶涂染成了蓝色。一大片蓝色的槐林，有着汹涌的、澎湃的、逼人的气势，乍一看，就像云飞浪卷的大海，翻滚着激情和——邪恶。
临产前不久，一天深夜，大先生被梅巧的惊叫声惊醒了。原来她做了噩梦。她惊恐地抓住了大先生的手，说，“我要死了！”说完，就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来没这样子哭过呢，当着大先生的面，哭得这么软弱、无助、放纵和悲伤——她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他。大先生被她哭得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嘴里却在说，“别胡思乱想，哪能呢？胡大夫是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许诺。
分娩果然是不顺利的，胎位不正。留学日本的胡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最后，动了刀剪，下了产钳。梅巧在产床上忍受了两天一夜的煎熬，生死的煎熬。接下来就是产后忧郁症，厌食、低烧、不说话，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哭泣。孩子被奶妈抱去了，她一滴奶水也分泌不出来，倒省了以往回奶的麻烦。孩子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还不足五斤，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头被产钳夹成了长长的紫茄子。她一看到这孩子就厌恶地战栗，又厌恶，又怜悯。
大先生接来了岳母，让岳母陪伴她坐月子。岳母盘腿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东说西。说一百句她也不理不睬，说一千句她也不理不睬。她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喝一碗沁州黄小米汤也反胃，倒像害喜似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憔悴下去，枯萎下去。岳母无计可施，哭了。
“梅巧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自己作死哪！”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她娘说完这话，叹着气，回家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可是大先生不行，大先生不能“眼不见”啊，大先生不能落荒而逃啊。终于，有一日，大先生回家来，叫过大女儿凌香，给了她一样东西。六岁的凌香拿着这东西进了母亲的房门。凌香喊了一声“妈”，爬上炕，把这东西递了过去。
梅巧接过来，先是一怔。渐渐地她的手颤抖了，她一把抱过凌香，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她感到凌香的小身子那么温暖、柔软和芳香，她感到这小生命那么温暖和芳香。生活得救了。
那是一张聘书。
国民小学校的聘书。
春节过后，梅巧就成了一名国民小学校的教师。她先教四年级的算学，后来就教了美术。这教职是大先生替她谋来的。别人谋职，大约要费一些力气，可是在大先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只是，这一句话，说，还是不说，却一定是个折磨大先生的问题。大先生是清楚这女人心病的症结的：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她年轻茂盛的身子和心抵抗这日子！有什么办法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天气还没有转暖，梅巧就换上了春装：阴丹士林布面的大褂，上身罩一件开司米绿毛衣，那绿真是又清新又理直气壮，春草似的嘹亮霸气。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梅巧的身材，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站在那里，仍然是玉树临风似的一个人，一个新鲜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新鲜的人，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手上沾了粉笔灰，或是水彩，甚至还有墨渍，衣襟上也蹭了粉笔灰，却仍然是新鲜的，明亮的。外面的世界，一个阔大的天地在滋养着她呢。说起来，她倒并不是多么热爱教书这职业，她热爱这外面的世界。
国民小学距离她的家，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课业也不重。还有一桩意外的高兴事，那就是，当年，她在女师读书时的好朋友，她们称作“张君”的一位，竟也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呢！张君比梅巧早毕业几年（梅巧不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孕、生产耽搁了吗？），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一个离这城市近百里、盛产葡萄和陈醋的小县份，一来二去的，就失去了音讯。不想，竟在这里撞上了，还做了同事！梅巧真是高兴坏了。
“哎呀哎呀，”她叫着，“还以为你在哪儿呢，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呢，原来你就在我家门口啊！”
“是啊是啊，我埋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张君回答。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流露出了女学生的天性和情状。可她们终究不是女学生了。就在这一刻，她们突然感觉到了时间，就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