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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希的妹夫皮埃尔·卡巴尼（PierreBabanis）是穷人的医生，也是米拉波①（Mirabeau）的医生，在这里写下了当时引起轰动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夏尔·迪帕蒂（CharlesDupaty）因为曾挽救了三位无辜被判车轮刑的人而成为著名的律师。还有伽拉，他们都经常来城堡。所有人都拥护1789年的革命理想。城堡后来的一个业主杰拉尔，在他编辑的小册子中说：“在大革命期间，维莱特经常作为孔多塞和他的朋友的开会场所。”
总之，这位百科全书派的贵族，他的理想是把知识还给大家（他超前提出实施“公民教育”的主张），其后命运悲惨。为躲过大革命的极端保王党的断头台，身为吉伦特派议员的他躲在Bourg…la…Reine。他在乡间游荡，躲藏，尽管化了装，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他于1794年被捕，最后服毒自杀。
但是很显然，吸引丹·布朗到城堡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往事，雷·提彬并不完全是一个左派煽动者的形象：他咒骂说“你们的（法国）政府偷走了我的钱”（P？郾211）。我们将继续调查。
美国亿万女富豪
在距城堡橙园不远处，有一幢车库。我们可以看见里面一辆海蓝色的豪华本特利小汽车。是雷·提彬的吗？不是，这是德克尔·徐女士的车，一位优雅的五十多岁的美国女人的车，她出生在上海，二十五年来一直生活在旧金山。她的经历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充满戏剧色彩。作为空姐的她在飞行中认识了她那有钱的丈夫。1975年移居美国后，她专门从事豪华房产的买卖。她的客户包括莎朗·斯通、雪儿、艾迪·墨菲、阿兰·帕克，还有其他许多明星。由于酷爱文艺，必然地，她说“喜欢法国”。她1999年从杰拉尔手中买下了城堡。杰拉尔在30年代把弃置不用的城堡收了回来（用土豆田替换了勒·诺特①的园林）。
1818年，格鲁什家族被迫卖掉了城堡。此后，这处房产几经转手。杰拉尔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使它恢复了原状。为了支付工程费用，他出租城堡拍电影（妮娜·冈帕奈兹的《国王小径》、若瑟·达扬的《朝气蓬勃的卡萨诺瓦》、《蒙特克里斯托伯爵》，还有《丁丁》，因为城堡具有穆兰萨尔那样的虚幻氛围）。他毫不怀疑有一天好莱坞会来这里拍摄《达·芬奇密码》！最终，杰拉尔以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将城堡出让给美国女富豪。
在普罗旺斯拥有另一座城堡的德克尔·徐把维莱特改成一家豪华旅馆以供企业进修之用。这里有二十多间客房，她还特别说，配有“美式”浴室。为了试着让她的投资有回报，德克尔·徐女士在孔多塞与他的朋友们改造世界的地方已经举办了烹饪培训班。而在索菲·德·格鲁什与拉斐德调情的地方则提供让人放松的小驻。自2004年9月以来，城堡肯定是《达·芬奇密码》实地考察之旅不可缺少的一站。
总之，不是斯芬克斯，也不是方尖碑，不是索菲·德·格鲁希的丑闻，也不是1789年的共济会革命者，这些都与小说选定维莱特没有关系。谜底远没有具备这么多的诗意。丹·布朗的妻子、“艺术史学家、画家，最初提纲的编者，举世无双的聪明过人的女人”（小说家在书的结尾的致谢中所说的）布莱思用了“近两年时间”为《达·芬奇密码》寻找资料。她的丈夫在巴黎到布尔热之间找到一处。她却找到了维莱特，一位女同胞的产业。徐寄去了许多照片。丹·布朗喜欢这座城堡。这个过程没有秘密。
相反，我们的下一站，圣叙尔皮斯教堂则充满了秘密。不是丹·布朗发现了这个场所。它很久以来就有秘术的传统。
…13…
第三章 圣叙尔皮斯的幻象
虚假的剧作
塞拉斯（Silas），《达·芬奇密码》中的狂热的僧侣，以为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了“谜的关键”。狮头、龙尾、羊身的吐火怪物。塞拉斯在这里丢掉了良心，杀死了一名修女。这座教堂的正立面以其列柱廊，那些柱子和双塔而像是一座剧场。这里一切都是虚假的。教堂是让·雅克·塞尔旺多尼的作品，一位18世纪初的建筑师、舞台布景师、剧团经理、杜伊勒利宫的成功的导演、声光表演——这可不是臆造——和“斜向透视法”的创始人。总之，这是一位幻象大师。这就是圣叙尔皮斯能够让人发疯的理由吗？传说它还隐藏着尚无人涉足的顶楼、巫术、魅影。丹·布朗把它当作郇山隐修会的象征性场所之一。教堂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修会的一个“隐蔽所”，由隐修会的桑德琳·比耶尔修女值守。丹·布朗确认说，教堂建在一幢“原先是为埃及女神伊希斯而修建（的古庙）”遗址上（P？郾79）。
圣叙尔皮斯，令人生畏的教堂，长久以来就令寻找“大秘密”的人们浮想联翩。或许是因为在其正儿八经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仅是秘密的，而且还充斥着流言蜚语和恐怖的历史。弃教的主教、撒旦式的作家、共济会的天文学家、崇拜最高主宰①（êtresuprême）的革命者都曾在这里出入。萨德侯爵本人也不例外。居然有那么多的事件，以至天主事工会的僧人塞拉斯想都不敢想……
让我们跟着这位患了白化病的僧侣。在夜里，他正准备敲厚重的教堂大门。他把车停在广场上，“惟一能见到的是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远处的一两个向夜游客们展示本钱的十几岁的妓女”（P？郾66）。这是没有肉体之欢的上帝战士的幻觉吗？在2000年，我们或许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的旅馆，或者有产者的家里见得到应召女郎，但是根本没有在马路上拉客的“生活腐败的女人”！在3个世纪前，当教堂正在建设中时，这地方属于“最腐朽的巴黎”。被教民们吓得目瞪口呆的神父说过他要与“邪恶的魔鬼”作斗争。塞拉斯会喜欢这些话的！这不是，他来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教堂前。暮色降临，它甚至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来说，巴黎人不喜欢圣叙尔皮斯这座“法国古典主义的杰作”。他们认为这种“虚伪的”①建筑风格过于冷冰冰的。塞拉斯现在打量着“教堂的两个钟楼像两个哨兵矗立在教堂长长的躯体上”，北边的那座搭着脚手架。多年来，圣叙尔皮斯教堂内部一直忍受着一种病痛：潮湿。
“大白于天下的秘密”
在大殿的科林斯式柱子的脚下，身材魁梧的塞拉斯显得十分渺小。圣叙尔皮斯是法国首都的第二大教堂（长119米，宽57米，高33米），与巴黎圣母院不相上下。当然，塞拉斯欣赏不到从大殿白色的天窗透过来的阳光，他是夜里来的。他不会知道，圣叙尔皮斯的建造者希望让教堂充满光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17世纪下半叶诞生在法国的“唯灵论学派”。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圣味增爵或者圣弗朗索瓦·德·塞拉斯不同意用中世纪样式的玻璃把教堂搞得昏昏暗暗，不愿意用图解的教义启发教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这在当时是巨大的预言。博绪埃②（Bossuet）曾经在圣叙尔皮斯壮观的讲坛上布道。当时的神职人员希望把“神秘大白于天下”。把圣叙尔皮斯搞成了一块晦暗的宗教场所的丹·布朗知道这点吗？
要是没有找到丹·布朗描写的昔日异教崇拜的遗迹，塞拉斯就会在教堂里度过几个夜晚。“即便教堂建在一座供奉伊希斯的神殿遗址上，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保罗·鲁马内（PaulRoumanet）——现在的堂区神父说。把教堂建在异教的圣所上是19世纪的神秘学转回来的主题之一——有种观点硬说Paris（巴黎）源于BarIsis（伊希斯）——但有时也是历史的实情（例如在墨西哥，一些教堂就使用了阿兹台克的奠基石）。至于说圣叙尔皮斯，历来“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在教堂下面有一个异教的神殿”，鲁马内神父确信地说。
针对《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拥到圣叙尔皮斯来这种情况，鲁马内神父最终在圣器室附近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告示，把“畅销小说的所有想象的影射”列了一张表。他也一直在有礼貌地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他对一个游客说：“请看，塞拉斯打死修女的那个主祭坛上的蜡烛台非要三个男人才抬得起来！”另外，那可不像布朗所说的是“锻铁的”，而是金光闪闪的铜器，是法国最著名的金银匠（路易·伊兹台尔·舒瓦瑟拉）了不起的雕刻品。神父知道他无法说服“皈依者”，例如，这个游客就对他说：“反正，您是他们一伙的，您在保守大秘密！”游客也不同意神父的说法——玻璃上的字母P和S不是郇山隐修会的缩写，而是圣人彼得和叙尔皮斯，教堂的两位保护者。神父叹了一口气。他对此已经习惯了。早在这部畅销书出版之前，他就见到大量的“信徒”根据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的“迹象”提出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有的时候，保罗·鲁马内宁愿带着顽皮的微笑：“您瞧，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布朗没有说的新迹象：您想想，谁是圣叙尔皮斯。”
墨洛温时代的总主教叙尔皮斯
叙尔皮斯，公元570年生于贝里地区瓦当（Vatan）的一个高卢…罗马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想进修道院，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做一个侍从。他经过许多挫折，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才被授以教职。因此，他是受挫折而大器晚成的圣徒的楷模！他还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随军教士，曾在法兰克国王的军队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过达戈贝尔特一世和二世时代的布尔热地区的总主教。公元679年达戈贝尔特二世被谋杀。这又回到墨洛温王朝了！另外，您绝对想不到，圣叙尔皮斯死于1月17日，与索尼埃神父是同一天。
不管怎样，建造于12世纪的第一座圣叙尔皮斯教堂是以布尔热的总主教（他死后，变得非常有名）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地下室保存着这栋建筑的结实的柱子和基石，当时它被称作农田中的圣叙尔皮斯，因为，在中世纪，圣日耳曼德普勒还是一个小镇，在巴黎城外的塞纳河畔，周围是草场和菜地。大约五个世纪后，巴黎的发展突破了老城墙，与相邻新建的卢森堡宫相比，教堂就显得太小，太破旧了。堂区神父让…雅克·奥利耶（Jean…JacquesOlier），圣味增爵的同代人，也是他的朋友，自1646年开始了巨大的扩建工程。工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前后用了八名建筑师。公元1678年，工程在进行了约四十年后中断，因为堂区神父没有钱了。只能把新教堂的祭坛（惟一完成的部分）和老教堂（高和宽都比新教堂小二分之一）的大殿凑合着连到一起。1719年，新任神父让…巴蒂斯特·朗盖·德·塞尔吉（Jean…BaptisteLanguetdeCergy）为筹集资金组织了抽奖和收集银器活动。朗盖·德·塞尔吉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也是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人。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拥有了这个著名的圣叙尔皮斯天文日晷（在希腊语中是“指示器”的意思）。
“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
我们回到塞拉斯这里，他正在昏暗中审视这个日晷。他看着“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板。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直到“在那个角落，树立着一座碑，这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巨大的埃及方尖碑”（P？郾96）。铜条在方尖碑上垂直地向上。一个标准的日晷。这件东西放在一个教堂里，乍一看，的确很不适当。丹·布朗认为，这是“过去这里矗立着一座异教殿堂”（P？郾79）的补充证据。错了。或许是教堂里太暗了，以至于塞拉斯看不到方尖碑下面镌刻的铭文，它是以一句谜语开始的：“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我在地上能够渴望什么，您是我心中的上帝，我永远希冀的天国。”然后，它很清楚地（尽管其中一些国王和大臣的名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挖掉了）记述了日晷的来源和用处。
日晷是自上古以来最早用于天文学的器具，特别是在埃及（在埃及，使用方尖碑纪念早期的学者）。多亏这件仪器，托勒密（Ptolémée）才能够在2世纪确定地球是球形的。他手工制作的日晷可能只是用一根垂直的棍子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影子的长度可以让人测量正午时太阳的高度以及它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圣叙尔皮斯的日晷则显得更精巧，更具戏剧性。它的构成正像丹·布朗所说，一根近四十米长的铜条从南面的耳堂开始，从祭坛的中心穿过，在北面的耳堂结束，以便爬上大理石的方尖碑。它还包括在南耳堂的一扇窗户右边高于地面二十五米处钻的一个孔。每天正午（巴黎时间）日光钻进这个孔，在铜条反应为一个点，在一年之中移动。这样，每年6月21日夏至的时候，太阳达到地平线的最高点，光点照到南耳堂地面上的一块大理石牌子上。12月21日冬至，当太阳最低的时候，光点就照到方尖碑上的铜条。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光点照到祭坛栏杆后面镶嵌在地面上的两块椭圆形铜牌上。
在天主教中，我们可以说，日晷可以用来确切确定复活节的时间，它应该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另外，也正是这个理由，朗盖·德·塞尔吉神父向天文学家亨利·德·叙利（HenrideSully）和皮埃尔…夏尔·勒莫尼耶（Pierre…CharlesLemonnier）定作了这个日晷。勒莫尼耶在1743年完成了安装。他急着用这个日晷，因为日晷可以用在科学工作上。这个日晷在当时让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的所有学者着迷，他们希望精确确定地球转动的一些参数。就这样，来自意大利的法国著名的学者世家卡西尼（Cassini）——其父子都是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在近一百二十五年中，借助圣叙尔皮斯日晷确定了几乎与今天使用高科技手段的精度相当的度量单位。
方尖碑和圣水刷
总之，日晷为上帝和知识的荣耀而工作。塞拉斯并不知道。丹·布朗知道吗？他写道，方尖碑上部有一个“金球”，或许是为了加强物品的异教特征。但他忘记了说，在金球上，有一个十字架。科学与信仰并不总是水火不容。当然，哥白尼（Copornic）有关太阳系的著作曾在1616年被列为禁书；当然，伽利略不得不在1633年的宗教裁判所收回说过的话。但是一百年后，在启蒙时代和哲学家和学者的队伍临近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在教会里也少了许多有毒的意味。以至于他们的继任者——其中有些人，例如凯撒·卡西尼，参加了共济会——被允许将他们的仪器安放在教堂里，因为这些仪器需要大空间。圣叙尔皮斯教堂并不是惟一一座安装了日晷和铜条的教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布尔热的大教堂、波兰的圣彼得教堂等等。再看看历史，宗教有时还可以得到科学的保护。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圣叙尔皮斯的祭坛没有被拆毁，那是日晷的功劳。与此同时，铜条使得祭坛成为科学仪器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其他部分，革命者就毫不留情了：小礼拜堂被拆毁，雕像被偷走，大钟被熔化，地下室的坟墓（那里埋葬着拉法耶特夫人和孟德斯鸠）被人亵渎。地下室里无数的尸骨散落在地上，人们说，圣儒斯特①（Saint…Just），国民公会的议员，曾在这里开会。圣叙尔皮斯教堂在大革命时期遭受劫难，也因大革命而扬名。1790年，共和派的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要求在这里举行婚礼。神父不愿意，人们就强迫他同意这件事。四年之后，德穆兰和他的妻子被他们的证婚人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还是这个神父拒绝在讲坛上宣誓遵守教士公民组织法。于是另一个“宣过誓的人”替换了他。从此，圣叙尔皮斯教堂变成了革命的平民演说家聚会的场所。他们就是在这里决定杀死被关押的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当时有一百多人被处死。如今，在教堂里专门树起了一块牌子纪念这些“享受真福的殉教者”。
崇拜最高主宰
小说中，塞拉斯惊恐地在圣地看着方尖碑。如果他知道，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圣叙尔皮斯曾经是一座革命的殿堂，那又将如何？1793年，随着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人们在这里敬奉理智女神（laRaison），然后敬奉最高主宰。在正门的三角楣上，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似乎抹不掉的铭文“弗朗索瓦教民承认最高主宰和心魂永存”。后来，在1797年至1801年间，执政府把教堂出让给“有神博爱教信徒”，他们把教堂当作胜利女神（Victoire）的圣殿。这个教派把天主教和共济会的教义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丹·布朗知道这段历史吗？然而它却给圣叙尔皮斯“受到共济会影响”的理论提供了素材。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场景。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