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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一段表明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马利亚一方，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一想到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她就绝望。这一幕与《雅歌》中最爱的人的著名祈求是相互呼应的：“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雅歌》，1）当抹大拉的马利亚认出基督时，她用一个家人的称谓称呼基督（我们用“小夫子”表达或许更贴切）并且有可能扑上去要拥吻他，因为耶稣只得坚决地斥责她：“不要摸我！”在基督一方，复活后第一个（甚至先于他的生母）对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这件事就足以看出他对她的爱。
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确是使徒中的使徒，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宣布从死人中复活的基督的“好消息”（这是“福音”这个词的含义）。对我们来说，这个话题真实与否并无大碍：原始的基督教口传教义就是这么叙述的，这赋予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异常显赫的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思索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四福音书给予抹大拉的马利亚这样重要的位置，《新约》的其他经文却不再提她了。在保罗（Paul）那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他也不提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只说基督“生自一个妇女”）。使徒行传叙述了耶稣升天后教会的诞生（只是模糊地提到与使徒们一起祈祷的“几个妇女”），在其他的使徒书中也是只字未提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如此亲近的一个女人，他的复活的第一个目击证人，怎么没有在早期基督教社团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呢？她为什么如此地沉默？或许只是性别歧视：只有男人才配书写历史，这些早期作品的作者或许这样想。丹·布朗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名副其实的伴侣，他俩可能有一个孩子；她在早期的教会中太重要了，以至于盖过了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所以从最早的文字材料起，就一定要规避她。随后，丹·布朗又写道：天主教教会于4世纪，在尼西亚公会上，决定让这个真正的累赘永远消失，以便教会的权力男性化！
一个神秘女人的诞生
我们在下面的部分将触及尼西亚公会的问题。在此之前，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抹大拉的马利亚在信徒中享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声望。换句话说，教会“掩盖”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这种“布朗小说”论点已经撞上了一个相当大的异议：对马利亚崇拜的持久性，这也得到最伟大的神学家们的支持，这与福音书之外的其他《新约》中的守口如瓶形成对照。对于耶稣的母亲，我们也能指出同样的问题，她在福音书中地位非常重要，但在使徒书中却几乎被忽略了，然后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人物。可是，教会不仅不反对，反而支持对这些女人的崇拜，甚至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上，宣布拿撒勒的马利亚是Theotokos，即“上帝生母”。
如果我们不能指责教会想降低耶稣最亲近的这两位女性的重要性，我们可能反过来思索她们被树立为信仰的“典范”的方式。继否认大部分的马利亚教义、马利亚的终身童贞或者她的升天的耶稣教徒之后，在天主教《圣经》诠释者的团体里，要求审视“塑造”普世的圣母马利亚那样的马利亚的原型形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圣母马利亚的目的是处于动荡命运中的巴勒斯坦妇女脱离肉身，按照母亲神（Déessemère）和生孩子的童真女（Vierge）的异教模式，成为神的某种女性形象。
我们好像要完全推翻丹·布朗的论证。根据他的论证，教会希望抹掉以崇拜伟大女神的形式出现在异教中的女性。相反，教会重新引进了女神！但肯定不是立即——证据是早期文字材料的谨慎——而是随着对转化为基督教的新的“神圣女性”需要的增长而逐步进行。在这次女性的再引进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将扮演不同于圣母的角色，她穿上了古代异教中常见的另一个普世的伟大原型——神圣的妓女——的衣服。
这个“塑造”是通过逐渐混合福音书中出现的多个女性的形象，让抹大拉的马利亚，“悔改的女罪人”这个“神秘”人物诞生而进行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人物原型是三个女人：四福音书所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约翰福音》所说的贝大尼（Béthanie）的马利亚、《路加福音》提到的一位无名的女罪人。我们已经说过第一位马利亚，那么后两位马利亚是谁呢？
约翰告诉我们，贝大尼的马利亚是马大（Marthe）的妹妹，是耶稣救活了的拉撒路（Lazare）的姐姐，这点得到了路加的确认（《路加福音》，Ⅹ）。他在另一段文章中提到两姊妹竞争：马大准备桌子，而马利亚坐在基督脚下，听他说话。约翰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到贝大尼赴宴（约翰没有详细说谁是主人），在宴会中，马利亚用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这引起了犹大的愤慨，他说可以把香膏卖了，将钱分给穷人。耶稣说：“由她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Ⅻ，7—8）这一段与马太和马可的讲述相似得简直会让人搞错，马可说，在贝大尼的某个叫西门的信使家中，席间，一个女人（没有说出名字）用很珍贵的香膏为耶稣抹头（而不是脚），这引起使徒们（不仅是犹大一个人）的愤慨。耶稣提到他的葬礼，制止了使徒们，但他说了一句约翰没有记述的预言：“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作的为纪念。”尽管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但这两段的近似足以让我们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但这是在说抹大拉的马利亚吗？最开始时不是，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抹大拉”这个词，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反映这个女人出生的那个村庄。可是抹香膏的女人是出自贝大尼。第二，最详细地记载了这两个女人的是同一位福音书作者，而我们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地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她们。然而，基督的口传教义将逐步地把这两个女人连结到一起，甚至还增加了第三个人进去！
路加讲述了这段感人的场面：一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吃饭。这时来了一个在城中被认为是“罪人”的女人。这个女人把瓶子里的香膏倒在耶稣脚上，并用自己的头发为他擦脚。邀请耶稣的主人对一位先知竟能如此地任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接触他感到惊奇。耶稣就用一条关于宽恕的神的箴言教导他，并以这个女人为例。他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路加福音》Ⅶ，44—47）
人们对这个女人的种种“罪孽”说了许多恶意的话。对于大部分的《圣经》注释者而言，她可能是一个轻浮的、放肆的女人。有些人说是一个妓女，可是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一假说的证据。人们显然也要询问这段描述和路加没有记载的那段贝大尼的女人敷圣油的叙述之间的联系。这是不是以另一种观点讲述的同一件事情呢？在这两件事中，主人都叫西门，都有一个女人给耶稣抹香膏。但是，路加是惟一一个确认这是个有罪的女人的人，并且既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有提她的村庄名字，也没有提马大和拉撒路的名字。人们还会问，她不会就是那个被驱走七个鬼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吧。这七个鬼会不会就是耶稣提到的“许多的罪”呢？这些合情合理的疑问逐渐地变成了假设，然后又变成了信条。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人物就这样形成了，她最后变成了耶稣的亲密朋友、改悔了的妓女、被选为见证主复活的第一个证人。
当东方希腊的口传教义从总体上仍把这些女人看作不同的人的时候，拉丁派的口传教义自公元4世纪开始明显地转向了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物的混淆。例如，奥古斯丁①（Augustin）在他的著作《约翰研究》（XLIX？郾3）中认为：“看看拉撒路的姐妹，她摆脱了一个充满罪孽的人的巨大重负。因为她是一个众所周知有罪的女人。可是人家对他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西方教会的许多教皇和神学家们：德尔图良①、安布罗奇奥②、圣哲罗姆③、格列高利一世④、伯尔纳⑤、托马斯·阿奎那⑥……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自此，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形象似乎聚成了一个原型：一个妓女转变而成的圣人。其实神圣（或神圣的事物）与卖淫的联系，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有涉及，而不仅仅只存在于希腊—罗马的异教中。在只有辅音的古希伯来语中，神圣（Qedoushah）和妓女（Qedeshah）的词源都是QDShH。《圣经》中有关于“神圣的娼妓”的艳丽描述，她们完全不像悔罪的女人。想想他玛（Tamar）的美妙的故事（《创世记》ⅩⅩⅩⅧ），这位寡妇为了与她的公公犹大（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的始祖）睡觉而决定装扮成一个妓女，她瞒着犹大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她也出现在马太给出的耶稣先祖的谱系表中（《马太福音》1？郾3）。还有喇合（Rahad）的故事，这个耶利哥城（Jéricho）的妓女把约书亚派去的两个探子藏起来。她后来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希伯来人中间（《约书亚记》Ⅱ、Ⅵ）。
基督教逐步地树立了两个妇女的原型，我们在大部分人类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见到的原型：处女和妓女，母亲女神和神的情人。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属于前一种；抹大拉的马利亚——可能是多个人物集一身的形象——则属于后一种。
普罗旺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法国可不是出自丹·布朗的想象。这个传说已经存在很久，并对增加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声望起到重要作用。梅因茨的主教拉邦·毛尔（RabanMaur，856年去世）写过一篇《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圣马大的生平》，他参照了公元5世纪的记述，这些记述就已经隐含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到了普罗旺斯的圣马克西曼的事实。真正把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说它是什么，甚至因为它像小说的情节般离奇也好——落在纸上的是雅克·德·沃拉吉内（JacquesdeVoragige）写于13世纪的《圣徒传记集》。他描述了耶稣复活之后，当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开始受到迫害时，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多名信徒被逐出圣地的情景。在兄弟和父母的陪伴下，她登上了一条无舵的单薄小舟，神奇地渡过了地中海，在阿尔勒（Arles）附近上岸，那块地方后来被叫做圣马利亚海。抹大拉的马利亚传播福音的使命从这里开始。她先是到马赛布道，留下了一些圣迹。然后，一心希望隐居的她来到Huveaune，穿过了幽暗的博姆（Baume）森林，住进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山洞。她远离人群，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三十二年。就像《雅歌》中最爱的人，“藏进岩缝中的鸽子，在陡峭的隐居地”，她沉浸在对基督的凝视中。传说，每天七次，天使把她抬到天上，在那里为他们举行天堂的圣典礼。（《圣徒传记集》，92章）
人们为什么对这些荒凉之地进行朝圣，动机一直不清楚。但从公元5世纪开始，据说一些僧侣来到这里，在圣博姆（Sainte…Baume）的森林和岩洞中寻求清静。孤独而人迹罕至的峭壁上的山洞，镶嵌在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一条长长的山脉中央。山脚是广阔的山毛榉和橡树树林。在中世纪，朝圣的人越来越多，踩出了一条直达山洞的路——国王路。1254年，国王圣路易①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回来后，对这块圣地的朝圣尤其引起轰动。1279年，安茹的查理二世担心撒拉逊人玷污圣物，下令对圣马克西曼进行挖掘，因为他听说那里埋着已有七百一十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圣骨。结果发现了被土掩埋的一间高卢—罗马时代的地下室和一些石棺。圣骨的真实性立即就被公布，并为这一发现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弥撒活动。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地中海考古院对圣骨进行了鉴定。通过分析，骨架属于一位身高为1？郾48米，年龄五十岁左右的纤细的地中海女人。但没有进行任何年代的检测。1295年，安茹的查理二世让人建了一家修道院和圣马克西曼王家教堂，它们后来成为法国东南部最大的哥特式建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②委托多明我会的修士进行守护。自此，朝圣者大批拥来，比如国王，教皇，圣男圣女，普通信徒。遗憾的是，山洞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1793年）遭到毁灭性的损坏，多亏多明我会的神父亨利…多米尼克·拉考戴尔在大革命后的1859年进行修复，朝圣活动才恢复到过去的规模。朝圣活动从未间断的这个地方如今成为罗马至孔波斯泰勒（postelle）路上的一个停靠站。自2002年夏季岩洞经过岩壁清洗工程后重新开放以来，四名多明我会教士负责接待朝圣者，恢复了卜尼法斯八世定下的传统。目前，新一轮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或许最新的这次挖掘能让我们发现这个美丽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个虔诚的传说；或者是不是一位跟随耶稣的马利亚（哪个马利亚？）两千年前来到这里，给普罗旺斯这块美丽的土地带来了“福音”。
这就是我们根据“正式渠道”——《圣经》和口传教义——可以谈论的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基本情况。尽管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贝大尼的马利亚关系亲密这件事情看来是清楚的，但似乎也就仅此而已，很难像丹·布朗或在他之前的《圣血，圣杯》的作者那样，确认基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这些作者反驳说，有什么可吃惊的，因为天主教教会正千方百计掩盖这件事。因此，教会毁掉了相关的文献，只保留了与基督的独身相符的文献。这是些什么文件呢？
…7…
第二章 伪福音书
在小说中提彬又说：“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①附近的一个山洞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哈马迪②发现的《科普特文③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P。217）为了让他的论点建立在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真正的圣杯）这个人和她与耶稣的关系相关的“圣杯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丹·布朗利用了两次重大的发现。我们将在后面一章讨论死海古卷。这里先关注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古卷和伪福音书。
纳杰哈马迪手书
1945年，在距上埃及的纳杰哈马迪村几公里处的杰贝埃尔塔里夫（Djebelel…Tarif）悬崖脚下，一位埃及农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坛子里有古代的手稿。直到1946年古卷出现在开罗的古董市场之前，这些手稿的辗转路线仍不为人知。幸好，开罗科普特博物馆成功地在1949年至1952年间购得这些手稿的主要部分（它们一直可以在博物馆查阅）。这套藏品有十三册，每册包含多篇文献，总计约1200页。这些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科普特文手稿写在一页页的纸莎草纸上（不像布朗所说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卷成卷，而是经过折叠，装订成册）。
这是与早期基督教有关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公元4世纪的纸莎草文献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伪经和诺斯替经书图书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福音书一无所知，或只是部分地有所耳闻。在检视它们的内容之前，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伪经”和“诺斯替”的含义。
伪经和诺斯替
在基督教中，“伪经”（apocryphe）这个词（源于希腊语apokruphos，意思是“秘密的”，“隐藏的”）是指不在“正典的”，即经过教会批准，收入《圣经》的经文之列。因此有《旧约》（犹太教经书）的伪经和《新约》（基督教经书）的伪经之分。大部分《新约》的伪经产生并流传于公元2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社团中。
许多伪经与正典的体裁一样（书、福音书等等）。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彼得的、腓力的、多马的、马利亚的福音书，雅各的、约翰的、彼得的行传，使徒的、巴拿巴的、保罗的书信，还有雅各的、彼得的、保罗的启示录①。这些文献总是被冠以一些著名作者的名字，以使它们具有一种可信度——人们把这一做法称为假托。假托在古代很流行，不仅涉及基督教的经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