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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汉中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汉中，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四川和汉中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二地。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自汉中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汉中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魏纪三 ＇ 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诸葛亮出陇西，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四川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汉中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利用汉中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有时甚至是争夺）。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氐人成为陇西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今汉中地区）、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汉中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汉中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汉中。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若由汉中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
自汉中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 注：《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 ＇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 ＇ 注：《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 拖雷传 ＇ 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见图3—4—3）
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汉中市），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汉中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汉中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四川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四川，又攻取楚汉中六百里地，置为汉中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这是自汉中下汉水与自四川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第一节 合天下之全势
自古兴衰更替，天下之全势必取决于中原。进取天下，中原为必争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天下统一，形势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势分散于四方。从治到乱，形势由中原分散四方；从乱到治．形势由四方汇集中原。治乱兴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决定，但在地理上体现出的轨迹却是这样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处四方之中，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响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但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茵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天下纷乱之时，中原海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魔凰在中原，但真正能参人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因天时，据地利，得人和，从容经营，积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业。不过，这只是住完成积累阶段，若要统一天
下，则必须于积累阶段完成之后进取中原决于对中原的经营。
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而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常易；而在从乱趋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
秦、西汉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秦自商鞅变法之后．经数世的积累，到昭襄王时，已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秦屡攻齐、楚，而获利不大；范睢入秦，建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认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秦用范睢之谋，大大加快了东进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韩为“折天下脊”。西汉统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而决战在中原。唐起于河东，先入据关中，抚定关陇之后，即出关攻王世充，争河南。李世民攻洛阳之战，一举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两支势力，北方粗定。
东汉刘秀则开创厂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以为都。然后，遣将四略，东平张步、董宪，南定秦丰，田戌，四灭隗嚣、公孙述，北扫彭宠、卢芳，统一天下。
西晋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统一天下，他们所凭的基业却都因袭了前代的成资。西晋灭吴而统一天下，其基业因袭了曹魏时期积累下来的成资。曹操据中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统一北方，为西晋日后统一天下打下基础。隋灭陈而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却可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义泰在东魏高欢两攻关中不利之后，即反守为攻，出关争河南，双方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后又趁侯景叛东魏之机，夺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时．双方又多次激战于洛阳一带。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进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土诚，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包卷河南，直抵潼关，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进取天下之日，中原为必争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决于对中原的经营。我们可从历代都城的建置来看它们对于中原的重视。
西汉立都关中，却以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俱属司隶校尉部。司马迁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文帝时，又按贾谊的策划，增强地处中原的粱和淮阳两大封国，以备东方同姓诸侯王。按贾菹之议．‘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东汉定都洛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南阳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势。
曹魏也定都洛阳，但立五都之制，以谯（今毫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均建为睹都，与洛闽一道，号为五都。实则谯、许昌、长安和邺城分峙洛阳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还根据三国鼎立的形势，营合肥、襄阳、祁山为重续．对抗吴、蜀。魏明帝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必破之三城之下。
隋、唐都立都关中．但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肘，还环绕中原腹地挖长堑以备御东方，长堑“白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今新乡东北），渡河，至俊仪（今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唐代睹都之制变易颇多，大抵前期以长安、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长安为上都，洛阳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没陪都之制。后梁以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后唐以洛阳为洛京，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京；后晋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也都设两京之制，同于后晋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粱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又建宋州（今商丘）为南京，宋亡：宗时又建大名府为北京，号为四京。
明初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凤阳府为中都。迁都北京后，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中都仍不变。大抵立都关中时，必资河南以控御东方；立都河南则本身就是—种”中天下而立”的气势。洛阳和开封都是小国历史上著名的富都：秦观曾经说过，“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粱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小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冀选矣。”
经营小原以维系四方．控御四方，这只是一个帝国体系的经营中枢，所谓大于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枢向四境的层层辐肘中，对于那些潜在着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当作重点的防备。如秦、西汉立都关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隐患，秦、西汉遂致力于肃清陇西、河西，重戍河套。渔阳、上谷；立都河南，对于关陇、幽燕这些形胜之地则必严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阳，立五都之制，还根据三闰鼎立的形势，置合肥、襄刚和祁山为重镇。
如果是分裂的潜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弥，真正的统—并未完全实现，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敌的隐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时，问题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这儿代政权并末完全统一天下，政权频繁更迭，很不霉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还是在唐末，割据山西的李克用使一直是朱沮在北方的量大劲敌，朱温直到建立后梁政权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为山西所扰，并最终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所覆灭。后唐末，石敬塘又据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粱的覆辙，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势力。自后晋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国防险要丧失，河北形势实已残破，立足中原的政权便一直受到自河北面来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晋与契丹交恶，契丹铁骑南下，后晋很快灭亡。北宋肘，河北受辽侵扰，关陇受西夏侵扰，西南还有大理政权，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积贫积弱与之有很大关系。像上述的这几种情况，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颓势，而不能作根本的解决。
第二节 中原山川形势
中原处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这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面对四个不同的方向．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见图4—2—1）
一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处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由黄河、伊河和洛河三条主要的河流冲积形成。洛阳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开。不过，黄河横亘，作了一定的弥补，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凭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诸山脉的环绕形成险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为与外部联系的途径。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这些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盂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来的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颖河方向来的通道。这些关隘营建于不同时期，历代废置不一，时有变迁，但它们控扼之处却是三川河谷周围的险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在洛阳周围众建关隘、置兵戍守，以东汉末年的八关校尉为最典型。八关为：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辕辕、旋门、小平津、平津。（见图4—2—2）
周人经营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势。周武王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伊洛。”成于时，周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战国时，张仪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扩展的观念。他曾建议秦惠王伐韩，说：“亲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