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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
中原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原的攻守形势。中原的不利之处在于其四战之地，最易受到来自周围地域的侵扰和挑战。不利既来自外围，经营中原时，亦当从其外围着手。我们可以洛阳城的攻取为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攻守的要点。
历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其中，以匈奴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比较典型．其成功之处也颇有相通的地方。
西晋末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然后遣将四略。晋永嘉三年（3O9年）十月，刘渊遣刘聪、刘曜、王弥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卒继之。汉军强攻月余，未能破城。刘渊遂改变战略，召刘聪还平阳，而以王弥侵掠兖、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图再举；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扫荡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
次年，刘聪继立汉主之位，十月，刘聪再遣刘粲、刘曜及王弥、石勒等将串众四万攻洛阳。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战略，命刘粲出轘辕，掠梁、陈、汝、颖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后更攻陷宛、襄阳，横行江汉间；王弥侵掠襄城诸县。中原经此扰掠，
洛阳饥困日甚。
时西晋军队的主力为东海王司马越所部。司马越见洛阳困弊，欲自保实力，乃率部出许昌而转项城。司马越后以忧疾而卒，所部为石勒所歼。
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再遣大将军呼延晏率军攻洛阳，并令刘曜、王弥、石勒俱引兵会之，围攻洛阳。六月，汉军攻破洛阳，俘晋怀帝。（见图4—4—1）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比较成功。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均能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司马越所宰西率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实已成孤城一座，既无力戍守，外援又绝，犹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势力：唐据关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郑政权据中原，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据河北。
唐武德二年（620年），唐准备进取，中原，攻洛日。王世亢闻之，也开始准备洛阳的防守，遣宗室诸王分镇洛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他遣魏王王弘烈镇襄阳；荆王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王泰镇怀州；另以太子与其它渚上共守洛阳诸城，并选诸州镇骁勇者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将战兵总三万人以备唐。
这年七月，李渊诏令李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至新安，即部署对洛阳的围田。他遣行军总管史万宝内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自率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洛阳。郑军出战，均被击还，洛阳与外部的联系遂被切断。
这年九月，郑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夏、陈，随、许、颍、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唐；次年正月，粱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二月，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洛阳形势更趋不利。唐军加紧了对洛阳的围困。
围困洛阳的行动耗时较长，唐军将士俱感疲弊，有思归之意，刘弘基等请求还师，唐廷亦有班师之议。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城孤，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决计围攻洛阳。
工世充被困洛阳，遂请援于窦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窦建德率大军西进援王世充。唐诸将皆请避其锋锐。郭孝恪建议“宜据武（虎）牢之险以拒之，伺机而动，破之必矣！”薛收也建议“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将与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趋武牢，以拒窦建德。这年四月，窦建德战败被擒，世充无计可施，遂降。（见图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后两阶段的布势，都可谓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前期围困洛阳城的同时，分兵扼洛阳外围诸防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求战不得，外援无望，所据州郡遂纷纷降唐，洛刚顿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军入洛阳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战败被擒，洛阳更是势孤。李世民攻洛阳刚之战，用兵布势，蔚然可观，为历代攻洛阳之战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
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阳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沦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
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
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予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此时，洛阳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引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第五节 中原地区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东西之争和南北之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突出的现象。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这是中国地理的基本形势所决定的。
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纵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是准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中原都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一 东西之争
从地理上看，东、西之争主要是在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之间进行的，其争夺的关键是两级阶梯之间的边缘地带。
在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转向鄂西山脉一线，为东、西之间对抗的前沿。这一列南北向的山脉分隔中国的东、西部地区。
在这一线上有一些重要隘口，为东西方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争夺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线，有飞狐口、井陉关、天井关，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辕、广成、鲁阳等关，在洛阳附近还有黄河重要渡口盂津，扼东西方往来通道。
东、西关系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比较突出。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兼并战争兴起。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经过历次改革，发展成一个以耕战为本的强国。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东进意图日益明显，当时秦国以关中、汉中、巴蜀为基础，东逼六国。合纵连横遂成为当时政治舞台卜的主要内容。但所谓合纵，主要是东方诸侯因感西方强秦的威胁而试图进行一场纵贯南北的大联合，西拒强秦；连横则是作为合纵的对应物产生的。秦经过几代的努力，其东进已取得重大进展。到昭襄王时，秦已侵占南阳、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处于积极东进的良好态势之中，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国有贤人与楚王谈当时天下形势，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战略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翮，方三千里。”这可说是对于当时东、西对抗形势的一种很好的概括。秦灭六国，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所表现出的势能进一步发展，后世的东、西对抗也基本上不出这种态势。
秦亡后，楚汉相争．楚据彭城，汉据关中，双方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问，欲弃成皋以东，退屯巩、洛以拒楚。郦食其建议刘邦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粱，弛山泽之禁。”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正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粱楚之郊，事败矣。”
桓将军所言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缄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二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的形成。形成这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皋一带的山川之险，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遭、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大厂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
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的失策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人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
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利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撞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