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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狠推了一把，一跤又摔回到尿盆子上。
血水和尿水，涂了她一身。
“老东西，再敢喊，一枪戳死你！”屋门外，一个哑嗓子恶狠狠地说。
北院的老崔家更惨。
听到动静以后，老崔穿上衣服出了屋门，当他正要开院门时，咔嚓一声，院门上小孩胳膊粗的门栓突然被撞断了，十几条手拿砖头瓦块的汉子一下子涌进了院里。老崔这时犯了一个后来使他终生懊悔不已的错误，他不该往家里跑。可是他被突如而来的危险吓得失去了方寸，转身就往自己家的屋里跑。
屋里，还睡着他的妻子、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一个刚刚18岁的女儿。
歹徒们紧随着老崔的身后就冲进了屋子涌进屋门口，老崔就被追上了，一记闷砖狠狠地拍击在他的后脑部，他连哼一声都没有，眼前一黑，平扑着掉进了床底下，昏死过去。
这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没有看到以后发生的惨剧，没有看见落在一群男人手中的、赤裸着身子的女儿。
与老崔相比，他的妻子的第一个反应更荒唐然而却更有理性。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她突然坐起身来，拼力把包裹在女儿身上的单被揪扯了下来，然后，连同自己肥胖的身子一起，紧紧地捂盖在睡在身边的两个儿子的头上。
在她的另一侧，是被惊醒的、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女儿。
她背对着女儿，任凭女儿尖声惨叫，任凭她拼命抓自己的肩膀和脖子，扯自己的头发，只是一动不动的护卫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直到女儿无声无息地被人拖出了屋子，她也没敢抬一下身子。
老崔的女儿后来去了山西运城地区插队，在一个贫瘠的山村里苦熬苦受了十年。
1978年初她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省机关工作，现在已是一名正处级干部了。
在二十几年中，她从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和父母见过一面。1990年春天，老崔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不停地叨念着女儿的名字，大睁着眼睛，盼着能最后看她一眼。他硬挺了两天，最终也没有盼回自己的女儿。
女儿寄回了一千元钱。汇款单上写着四个字：下不为例。
下一个，应该是她的生身母亲。
她是想彻底忘记过去呢，还是深深地憎恨着她的母亲？
现在，依然满身肥肉但衣衫褴楼的崔老婆子常常坐在枣儿胡同的街口，向邻里们抱怨两个儿子的不孝。但是对于女儿，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街坊说，在那个夜里，老崔的女儿没有被强奸，只是和胡同里的另外几个女孩一样，被歹徒们在光身子上乱抓乱摸了几把，还是保留了干净的女儿身。
然而，在那张全家合睡的大床上，在母亲的身背后，女儿究竟遭遇了什么，也只有当母亲的自己才是最清楚的。
据查，在那场对杨宏全和吴卫东野蛮摧残的骚乱中，崔家老婆是个积极参与者。那年她40岁不到，浑身都是泼力气，她拽下了杨宏全的裤子，还趁乱拿走了他的塑料凉鞋。
但是，她对自己的女儿也有罪吗？
出事的时候，大升子的小屋里还聚着十几条青年汉子。昕到胡同里的喧哗声和嘶喊声，他们立即就意识到是出事了。当时，人人都脸色青自，心跳加剧，紧张惶乱，不知所措。
“快关灯！”有人急促地喊了一声，那盏昏黄的八瓦灯泡立即就被击碎了。“谁他妈的也别也声！”有人在黑暗中怯声怯气地说。
从事后的结果看，这使他们丧失了能够集体自卫的最后机会。只有侵略欲念而根本不具备自卫意识，是那一代胡同青年最可鄙又最可悲的素质。
歹徒们竟迟迟没有到这间小屋来。
十几个大小伙子挤在黑洞洞的小屋里，像坟坑里一样死寂，没有一丝声息。北屋里大升子妈摔倒时的惊叫声，响铃家传出的阵阵撕心裂肺般凄厉的哀叫声，声声如在耳边。但是，只有惊恐和战栗，没有人试图有所动作。
十几分钟以后，他们来了。
据大升子后来回忆说，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瘦长汉子。
他一脚端开门以后，猛然发现这间黑着灯的屋里竟窝着这么多人时，着实吓了一跳，急速地撤身退了回去。但是紧接着就有七八条手持凶器的汉子刮风一般地卷了进来。
歹徒们一进屋立即就下了狠手。大升子说，当时，他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一股又腥又热的血忽的就喷溅了他一脸。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头上挨了一砖头，吭都没吭一声，扑咚就栽倒在地上。
在以后的一分多钟时间里，小屋几乎变成了屠场，血肉横飞、惨叫连天，无一人幸免。
一号院的解放被刺了七刀，刀刀都截在脸上，把一张原本挺清秀的脸切割得稀烂。他曾大叫着讨饶和呼救，歹徒们用刀子封他的嘴。
一个叫二梁的愣小子只挨了一刀。他是所有在场的人中惟一一个奋起反抗的人。当歹徒持刀向他扎过来时，他迎着刀子扑了上去，那一刀深深地捅进了他的腹腔。他后来被送进医院，死去活来地挣扎了十几天，总算保住了命，但是下半辈子完全是了个废人。
最幸运的是大升子。头上被狠砸了一砖头以后，他顺势就栽倒在墙角里，装死，再也没有动一下，这使他躲过了更重的伤害。
一分钟以后，殴打和虐杀终于停止了下来，小屋里横七竖八躺满人体，空气中，蒸腾着一股呛人的血腥气。
大升子说，就在这时，有一个人走进了这问小屋。屋里太黑，又太恐惧，没有看清这个人的脸，但是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逼人的霸气。这个人在屋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慢慢地转身走了。他在走出屋门时，稍微停顿了一下，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杀了人，我就杀你们！”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切都结束了。枣儿胡同在悲伤和饮泣中迎来了黎明。
为了二十多天前的荒唐和野蛮，枣儿胡同的每个家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二十多名男性居民遭到凶残的刺杀或殴打，四个女孩被当众强奸，更多的年轻女人或已不年轻的女人受到野蛮的性凌辱。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这场浩劫中，似乎没有一个家庭被抢劫或发生财产损失。很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复仇行动。
情况最不清楚的是响铃一家在这一夜究竟遭遇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响铃和她母亲是被确认的首要报复目标，而在事先，胡同中就有人为歹徒指认了她家的具体方位。夜袭行动最先就是由一群汉子闯进那间三口合居的小屋开始的。
据说，响铃爸在挨了一顿毒打以后，被两条壮汉架着胳膊扔出了屋外，随后，屋门又紧紧地关闭上了。屋子里，传出两个女人凄厉的嘶叫声。
但是，刺人心腑的尖叫声和哭喊声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就止息了，小屋里亮着灯，人影恍惚，但却寂静得令人惊心。屋门始终关得紧紧的。
事后，响铃整整在家里躺了半年。直到半年以后的一个深夜，她们全家悄无声息地突然搬走，她没有迈出过屋门一步。
也没有街坊邻里进过她家的屋门，那间小屋窗上堵着帘子，屋门关得紧紧的。
据人们传说，响铃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说话也不流眼泪，甚至不穿衣服，就那么光着身子仰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呆望着屋顶。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她那双眼睛也似乎从来没有闭上过。
那一年响铃16岁，还是一个孩子。
惨祸发生以后的第三天，大升子妈即托邻居去了响铃家，给大升子和响铃说合定亲。她说，那闺女太惨了，可总得有条活路呀。大升子说，不管她出了什么事，我都可以娶她。两个人厮守着，安分守己地过好以后的日子。
响铃妈得到信儿，来到北屋，进屋就跪到地上给大升子妈磕了一个响头，说，您和侄子的情分，我们全家都记住了。可我那苦命的闺女，她，要不得了呀……说完，她两眼翻白，哭得差点儿死过去。
哭声极其凄惨、悲凉，一缕缕飘荡在枣儿胡同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在十几天以前，京西群山深处的一片松柏林中，一个孤独的女孩子也这样痛哭过。不过，她的哭声却没有人听见。
二十几年以后，笔者费尽周折，但始终没有查找到响铃一家的下落。一些自称知情的人说，这家人于那年冬天迁回了山东老家，以后再也没有回北京。响铃也出嫁了，女婿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另一说法是，她们仍在北京的某一条胡同里居住着，只是改换了姓名，把自己和自己的悲伤深深地藏进京都茫茫的人海之中了。
后一种说法似不可靠。北京的胡同，是藏不住任何隐秘的。
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找到了这一家人，笔者也绝不敢冒昧地去打扰她们。创痛和耻辱太深太重，时间已无法使它们彻底平复。笔者惟有默默地祝愿这一家人生活得安宁、富康。
—个旧社会的妓女，一个妓女的女儿，她们能够健康、平静地生活，对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就是一种福分。
枣儿胡同的这场空前血案，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是谁必须对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负责，对男人的流血和女人的流泪承担罪责？
毫无疑问，有能力并且有明确动机进行这场复仇行动的只有两个人：周奉天和陈成。从以后披露出的许多材料看，这两个人同为北城地区玩主的主要首领，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从未有过联手作案的历史。因此，罪犯只能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人。
他是谁？
这年的冬天，周奉天在一次众寡悬殊的血腥殴斗中，身中28刀，惨死于北京西北部的一处荒山坡上。
在他死后的许久，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事实：此人劣迹斑斑，罪行累累，但在他的黑色生涯中，从未发生过对一般市民进行主动攻击和无端伤害的事例。
不联手作案，不攻击平民，这是玩主首领级人物进行自我保护所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则。然而，在吴卫东事件发生之后，周和陈似乎都放弃了这一传统，在后海中学门前进行武力恐吓，虽然极像是演戏，但毕竟是这两个绝难共立的玩主首领之间的第一次联手。而且，他们共同的打击目标也是圈子之外的普通社会公民了。
在枣儿胡同，他们还会再一次联手吗？行动的疯狂与准确，下手的残毒与坚决，以及严格遵守只复仇不掠财的约定，这些迹象都表明了一点，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联合行动，他们为自己的这一行动涂染了正义的色彩。
吴卫东死后，枣儿胡同里不再有平民。
惨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傍晚，十几名歹徒又一次闯进枣儿胡同。几个人把守住胡同口，另外几个人径直去了响铃家。他们踢烂了小屋的破门，抓着头发把响铃妈拽到了胡同里。
“你自己摸，裤裆是不是湿的！”一条汉子玩命地狠摇着响铃妈的头，逼她摸自己的下部。
响铃妈只是杀猪般惨叫，拼命挣扎。
“好，你不摸，我摸！”汉子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只一刀就挑破了响铃妈肥大的裤裆。
“求求你，我摸呀……湿的……”响铃妈疯了般地哭喊着，拼力挣脱开汉子的手，护持着自己的下身。她的头发被硬扯下了一大把。
歹徒们轰地一声怪笑，撇下响铃妈，扬长而去了。
第三天，中午，他们又出现在胡同口。这一次，他们没有再进入居民家，甚至没有深人到胡同里面去，只是狼一般凶恶地盯着第一个进出胡同的人。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捏着一把锃亮的尖刀。
胡同里，家家关门闭户、屏声闭息、提心吊胆。
歹徒们没有什么动作，半个多小时以后，悄悄地离去了。
骚扰持续了整整五天。到了第六天，歹徒再也没有露面。这天晚饭以后，大升子一伙小哥们儿拿刀弄棒地聚到胡同里，个个骁悍愤烈，怒不可遏地要去找人拼命。
于是，有长辈和妇道出来拦阻，而越是劝阻越是满脸溅珠地要去拼一腔子血，自家人乱纷纷争闹了一场，俗套地完成了最后一个程序，算是泄了火气和怨愤。
再以后，枣儿胡同就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如同阴窟中的一洼残水，浅显、阴沉，散发着淡淡的异味。
没有人报案。
（第三章第17节）
17
宣红红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今天下午没有向陈成讲出内心的那个隐忧，是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吴卫东出事以后，高二。七班与学校保卫组的冲突已经激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致命的把柄——窃书时遗落的长裤，仍在袁一平的手中，这使自己处在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袁一平不会不加以利用，这样，结果将是非常难堪的。
理智告诉她，应该尽早把这个情况告诉陈成，而他肯定会有办法化解一切。但是在感情上，宣红红是绝对排斥陈成的。同学七年结下的宿怨，以及她在这个强悍、霸道的男子面前的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对抗意识，都阻止她向他示弱、求援。
当然，她也很清楚，矜持和傲气将把自己挤入一个毫无转圜余地的困境，那时自己会很惨。她也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
他们是乘夜行客车西进的。
陈成决定保留吴卫东的骨灰，以待将来的某一天对她在海外的亲属有个交待。而且，她的最后安息地选在什么地方，应该遵循她本人的愿望。
陈成说，吴卫东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深深思念的是自己的故乡。
“故乡？”申金梅不解地问，“她的故乡不是就在这里吗？”
“这里只是她祖上梦中的故国。”陈成说，“而她自己，对这种梦境产生了幻灭，甚至恐惧。她思念的是大海那边的那块土地。她出生在那里，她的父母也埋葬在那里。”
“陈成，我们将把她安置在什么地方？”宣红红问。
“一个圣洁而又清静的地方。她能够在那里遥望大海，期盼亲人，获得安宁和解脱。”
“她会感到孤独和寂寞。”
“不，很快就会有人去陪伴她。”
“谁？”
陈成望着宣红红，低声说：“不是你，就是我。”
凌晨4点钟，他们在山西省境内的一个车站下了车，又转乘长途汽车南下。天色大亮以后，他们终于进人了恒山山脉的心腹地带。
那部老旧的燃气汽车精疲力竭地停在终点站，车上的乘客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
下车以后，他们先是沿着一条古河川道逆行。河川雄浑而壮阔，两岸对峙的山峰相距有四五公里之遥，显得琐碎而矮小。
“这里曾是古战场，”陈成说，“几十个民族的热血汉子混编成两支军队，列阵、对撞、砍杀，马革裹尸，身首异处，厮拼了上百年，才拼出了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申金梅好奇地问。
“形成了我国北方的汉民族。参与战争的所有民族，最后都失去了自我。”
“参加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自己吗？”
“不，战争是人类的天性。”
“陈成，你用刀子与人拼争酷斗，也是出于天性？”
“男人和女人的天性都是统治和占有。男人用刀子，女人用姿色。申金梅，你记住，女孩子应该温情脉脉、摧眉折腰……”
宣红红开心地笑了。
走出三十多里地以后，河道逐渐变得狭窄而又崎岖，地上的石块也越来越大。当河道最终变成了一道深深的雨裂沟时，他们已经来到一座孤挺、高峻的山峰的腰部。
仰头望去，在山峰的顶端，矗立着一座多层砖塔。
“吴卫东喜欢那里吗？”申金梅说。
“不管她是否喜欢，她都必须置身在那座宝塔之下。”
陈成转过身，遥望着远处那一条烟带般苍莽的古河川，冷冷地说。
“为什么？”
“在对着古战场上难以数计的亡灵，她会静静地思索，会消释对祖国的怨恨。她可以去死，但她不可以把不解、憎恶带进坟墓。”
没有上山的路。只能攀援着光滑的巨石，翻越一堵堵陡立的石壁，沿着那条由山顶垂直悬挂而下的雨裂沟逐级而上。
两个女孩子是被陈成一级一级地托举上去的。在通过最后一道一丈多高的白岩绝壁时，她们已经手脚酸麻，一丝气力也没有了。陈成咬着牙，用头和臂膀把她们硬顶了上去。而他自己却在爬到半壁时突然力竭而掉了下去。
他死了般倚着石壁躺了很久。极度的疲累使他面色惨白、四肢痉挛，大张着嘴，干呕不止。
在那一刻，宣红红的傲慢几乎被瓦解了，她突然意识到，其实，她并不特别厌恶陈成。
晚9时，在溶溶的月色中，他们登上了山顶。
那个精致的雕花木盒被安放在山顶阳坡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