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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卢的脸上有了虎虎生气。“不消说，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彩色电视机。”
她朝房间那头空着的一角瞅了一眼。“两个家伙来拿的，说是我们第一次付了钱，从此就没再付过。有一个家伙想打听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买？我对他说，‘先生，要是我今天付了钱，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看电视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嘛。’”她的嗓门压低了一些。“可惜我没告诉他，‘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停！”
布雷特向身旁的伦纳德·温盖特悄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黑人处长还在抹着脸。他低声说：“他们遭到了困难。当初他们两个生平第一次有了点现钱，因此他们乱来了，买家具啊，买一架彩色电视机啊，还用分期付款买东西啊，其实钱是付不出的。现在，有几件东西给收回去了。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呐。”
在他们的前面，格罗佩蒂正在安排梅·卢跟罗利·奈特对调位置。现在罗利面对着摄影机。
布雷特问了一句，还是轻声轻气的，“还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
“那就是所谓‘扣发被告工资’，”温盖特说。“这是指一项过了时的臭法律，政治家一致认为这应当改一下，但是谁也不动手。”
韦斯·格罗佩蒂低下了头，照老样子跟罗利说话。
温盖特告诉布雷特说：“奈特的工资已经扣发了一次。这星期又有了法院的第二次裁决，根据工会的协议，扣发两次工资就等于自动滚蛋。”
“妈的！你能想个办法吗？”
“也许能。这要看奈特了。等这完了，我跟他谈谈。”
“难道他该把他知道的情况都在影片上抖出来吗？”
伦纳德·温盖特耸耸肩。“我对他说过，不必这样做，因为这是他私人的事。不过看样子他只当耳边风，那姑娘也一样。也许他们都不在乎；也许他们还以为可以帮其他什么人的忙吧。我可说不上。”
巴巴拉凑巧听到了，她回过头来。“韦斯说这是整场戏的一景。再说，他也会抱着同情心来加以剪辑的。”
“我要不是这样想的话，”温盖特说，“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了。”
导演还在向罗利交代如何拍摄。
温盖特，虽然讲得轻，可是语气深沉，他告诉巴巴拉和布雷特说：“奈特所以有那么样的遭遇，问题一半是在于我们的态度——中流砥柱的态度；那就是说，象你们两个和我这样的人。好，我们帮助象这两个小家伙的一类人，但是我们一帮了忙，就要求他们有我们中等阶级的一套标准，也就是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了好多年，我们才获得的一套标准。在钱上面也一样。即使奈特从来没有碰到过钱，对此道还不习惯，我们也要求他好象一生都有钱那样去处理钱，如果他处理不当，那怎么样呢？那就把他揪到法院里，扣发工资，把他开除。我们可忘了，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手头有的是钱，却还是安排不好，负了债。可是，就让这家伙也这么样干一下吧”——黑人处长朝着罗利·奈特头一点——“我们的制度早就要把他扔回垃圾堆里去啦。”
“你总不至于让这种事发生吧，”巴巴拉嘟嘟囔囔说。
温盖特不耐烦地摇摇头。“我的能力有限。可是象奈特那样的人有不少呢。”
摄影灯亮了。导演朝他们瞅了一眼，这一眼就是通知他们不要出声。在这寂静的燠热房间里清清楚楚响起了罗利·奈特的嗓音。
“不消说，你在这儿过活，就会看出世道来。比方说，不管人家怎么讲，日子多半不会好过起来。除了这以外，什么也长不了。”冷不防，罗利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接着，仿佛后悔不该笑似的，顿时沉下脸来。“所以最好不要存什么指望。这样，一旦失去了什么，就不至于痛心。”
格罗佩蒂叫了一声：“停！”
拍摄工作又继续了一个钟头，格罗佩蒂哄着骗着，耐着性子，罗利讲了他在内城和他仍在上工的那个汽车装配厂里的经历。这年轻黑人工人的话尽管简简单单，有时候还说得结结巴巴，可是道出了事实真相，勾出了他的真实写照——不褒不贬，恰如其分。巴巴拉曾经看过早先拍下的几本片子，她深信正式发行片一定会是部非常激动人心的纪录片。
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摄影灯熄了，韦斯·格罗佩蒂摘掉了黑贝雷帽，用一方肮脏的大手帕抹了抹脑袋。他向两个技师点了点头。“拆掉！好了。”
大家向罗利和梅·卢道了声“再见”，就鱼贯而出，只有伦纳德·温盖特留下不走。布雷特·迪洛桑多、巴巴拉·扎勒斯基和韦斯·格罗佩蒂都要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去吃一顿赶不上时间吃的晚饭，温盖特要过一会再去。
黑人处长等着另外几个人穿过房外那条仅仅装着一个小支光的灯泡、油漆剥落的简陋过道，橐橐橐走下那破旧的木头楼梯，到了下面街上。一股垃圾臭味，从过道门外飘了进来。梅·卢把门关了。
她问：“你要喝点酒吗，先生？”
温盖特刚要摇头，就改变了主意。“好的，麻烦你啦。”
那姑娘从不点儿大的厨房里的一个架子上，拿来了酒瓶。瓶里约莫有一时高的甜酒。她平平均均分成了两杯，加了冰和可口可乐，把一杯递给了温盖特，一杯给了罗利。三个人在这间一室几用的房间里坐了下来。
“电影界的人，今晚用了你们这个地方，会给你们点钱的，”温盖特说。
“钱不会多；向来不多。可我会帮你们拿到手的。”
梅·卢没有把握地笑了一下。罗利·奈特没有吭声。
黑人处长啜了一口酒。“你知道扣发工资的事情吗？第二次的？”
罗利还是不作声。
“今天干活时有人告诉了他，”梅·卢说。“据说他再也领不到支票了？
对吗？”
“他有一部分拿不到。不过，他要是丢了工作，那不管怎么样，再也拿不到支票了——不管哪个人，都一样。”温盖特接下去就解释“扣发被告工资”是怎么回事——根据法院裁决，扣发工人的工资，把扣发的工资交给债权人。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汽车公司和其他厂商老板都讨厌这个“扣发被告工资”制度，但是没法可想，只能服从法律。
果然不出温盖特所料，无论是罗利·奈特还是梅·卢，都不了解头一次扣发工资的事，罗利也不知道，按照公司和工会合订的规章，第二次扣发工资，可以把他开除。
“这里面有个道理，”温盖特说。“扣发工资给发薪部门增添了不少工作，这就要公司花钱。”
罗利脱口骂了声：“狗屁！”他站起身，在房里打转。
伦纳德叹了口气。“假如你要听听我的真心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你说得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力想法帮你忙的道理。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
梅·卢瞟了罗利一眼。她舔了舔嘴唇。“他要你帮忙，先生。他最近总是沉不住气。他一直……他啊，真是心烦。”
温盖特不由得纳闷起来，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如果罗利象梅·卢说的那样，只是今天才知道扣发工资的事，那么他显然不是为此而发愁的。他决定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只能办这么一件事，”黑人处长告诉他们说，“那就是请人替你们管财务，尽我们力量帮你们达到收支相抵，想办法让你们从头来起，你们也必须明白，只有你们要求这么办，我才能这么办。”
他接着又解释说这套办法如何管用。这本来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名下一个工厂的人事科长吉姆·罗布森设想出来的，目前其他公司都照此办理了。
他告诉罗利和梅·卢，此时此地他们就必须把全部债务的清单交给他。
他会转给罗利厂里的一个高级人事人员。那人事人员是在业余时间办这个额外差使的，他会把单子查阅一遍，看看到底欠了多少钱。接着就给债权人一一打电话，尽力劝他们同意把分期付款的期限放长，每期数目减得公道些，另一方面，将扣发工资撤销。通常债权人是同意的，因为否则只有一个结果：
当事人免不了失业，这一来，他们就什么也到不了手，工资扣不扣发都一样。
接下来还会向职工提出一个问题：每周的最低生活开支是多少？这次的对象就是罗利·奈特。
一旦决定这么办了，每星期都会把罗利的支票半途拦住，送往人事处。
每星期五，他就上人事处报到，在支票上背书，交给那经办一切的人事人员。
温盖特告诉他们说，那人事人员的办公室里，通常挤着五十来个工人，他们都有经济困难，正在帮助他们达到收支相抵。大部分人都表示感激。
之后，那人事人员就会把罗利的支票存在一个特别户头里——用的是那人事人员的姓名，因为公司并不正式参与这样的安排。从这个户头里，他照商定的数目给债权人开出支票，给罗利开出另一张支票——结余工资，作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到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那人事人员就功成引退，罗利又照常领取他的支票了。
帐目可以公开审查，经办这种事务，无非是帮助经济有困难的工人，不收任何费用。
“这对你们来说可不容易，”温盖特警告说。“要办成功，你们就只能靠很少几个钱过活了。”
看样子罗利正要反对，梅·卢赶紧插嘴了：“我们可以这样办，先生。”
她看看罗利，温盖特发觉她眼睛里既有威严又有孩子气的深情。“你会这么办的，”她一口咬定。“是的，你会的。”
罗利似笑非笑，耸了耸肩。
可是，明摆着罗利·奈特还在发愁——真的发愁，伦纳德·温盖特这么猜想——为了另外什么事发愁吧。他又一次纳闷起来，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我们坐在这里，”伦纳德·温盖特一来，巴巴拉·扎勒斯基就说道，“一直在猜测那两人能不能对付得了。”
这伙人中只有巴巴拉是记者俱乐部会员，她做了其他三人的东道主。她、布雷特·迪洛桑多和韦斯·格罗佩蒂一直在酒吧间里等着。这会儿，他们四个人搬到了餐室的一只桌子旁。
就记者俱乐部来说，底特律的记者俱乐部也列为全国最好的一个。那里地方不大，经营得法，烹调绝妙，人人都向往在那里当个会员。说也奇怪，虽然记者俱乐部跟汽车工业天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密切关系，但是，四面墙上简直没有什么装饰叫人一看就能想到这种关系，有人认为，这正是心虚的流露。唯一的一件，客人一进门就迎面看到，是从一九四七年一份报上剪下的令人丧魂的第一版，头条新闻写道：
福特逝世
死于点油灯
无暖气之屋相形之下，有关战争和宇宙飞行的情况，倒装点得异常突出，或许这就是报人有时候患远视症的证据吧。
他们一叫好酒，温盖特就回答了巴巴拉的问题。
“但愿我能说一声是的。可是我没有把握，原因就在于制度上。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象我们这样的人，多少可以同制度周旋一下。象他们那种人，却多半办不到。”
“伦纳德，”布雷特说，“今天晚上听起来你倒象是个革命家了。”
“听起来象是革命家，并不等于就是革命家呀。”温盖特阴郁郁地笑笑。
“我并不认为我有勇气；再说，我也不够资格。我有个美差，银行里有存款。
不管哪个人，一有了这些，就要牢牢保住，不让这一切化为乌有。但是我也要对你讲明：我知道我那个种族的人为什么成为革命家。”
他拍了拍上装里鼓出来的一叠东西。这是他临走前梅·卢给他的一束单据。都是些发票，分期付款契约，信贷公司的催款通知。温盖特出于好奇心，早在汽车里逐一翻了一下，他看到的一切，不由他不惊奇，冒火。
他把他跟罗利和梅·卢谈话的内容对其他三个人复述了一遍，略去了一些不便外传的数字，但是，不听这些，他们反正也弄得懂是怎么回事，他也发觉他们都关心这件事。
他说：“你们见过他们放在那间房里的家具。”
其他三个人点点头。巴巴拉说：“那不算好，但是……”
“不必说假话了，”温盖特对她说。“你我都清楚，那是一堆表面好看的破烂货。”
布雷特不同意说：“那又怎样！要是钱多他们买不起……”
“可你哪里知道他们是买不到，出了钱也买不到好的。”温盖特再一次拍拍口袋里的单据。“我只是看了看发票，看来发票上开的价格比家具的实价，少说也要高出五倍。那两个人，凭他们付的钱，说得确切些嘛，就是凭他们签字的一张信贷合同，本来是可以从吉·尔·赫德森或者西尔斯那样有名的家具店里买到上等货的。”
巴巴拉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买不到呢？”
伦纳德·温盖特伸出双手，放在桌上，探出了身子。“因为，我亲爱的、天真的、有钱的朋友们啊，他们根本分不出好坏。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怎样东掏西挑或者用心购买。因为，如果你手头从来没有过现钱，去学这一套可没多大意思。因为，他们到了黑人区一家白人开的铺子里，那里把他们给骗了——就是这么着！因为这样的铺子有许许多多，不光是底特律有，其他地方也有。我知道。我们见过其他人也走上这条路。”
一桌人寂然无声。他们要的酒都端来了，温盖特一口口啜着加冰的纯苏格兰威士忌酒。过了一会，他说下去了：“他们买进的家具和其他一些东西，还给他们带来个小小的问题，要他们付信贷费呢。我算了一下。照我看来，利息好象是在一角九和两角之间。”
韦斯·格罗佩蒂轻轻打了个唿哨。
巴巴拉问道：“你们的人事人员，照你刚才讲的，找债权人谈话时，他能不能想一点办法，把家具帐单或者信贷费减低一些呢？”
“信贷费嘛，也许可以办到。”伦纳德·温盖特点点头。“这件事，我自己可能去打个交道。要是我们打个电话给信贷行，用上我们公司的名义，他们往往会听从，也会公道一些。他们明白，大汽车厂商如果存心要压他们一下，是有种种办法的。但是，讲到家具嘛……”他摇了摇头。“那可休想有办法。那帮骗子手会发笑的。他们把垃圾货尽量抬高价格出售，然后打个折扣，把单据转让给信贷公司。支付这笔差额的，就是象罗利那样根本付不起钱的小八拉子。”
巴巴拉问：“他的饭碗保得住吗？我指的是罗利。”
“只要不出其他事情，”温盖特说，“我想我能打包票保住。”
韦斯·格罗佩蒂催促道：“看在老天爷份上，不要再谈下去了！让我们吃吧！”
这天晚上，布雷特·迪洛桑多，一反常态，大半时间都不出声，在接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沉默。今晚布雷特看到了罗利·奈特和梅·卢的生活条件；他们在那座破败不堪、一股垃圾臭味的公寓里的那间简陋斗室；那一带不计其数的其他楼房，或者是不相上下，或者是等而下之；内城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病痛和贫困，这一切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以前他也到过内城，走过那里的街道，但是，刚才几个钟头里的见识和沉痛心情，以前却从未有过。
当初他所以要求巴巴拉让他看看今晚的拍片，一则是出于好奇，一则是因为她整颗心都放在这个计划上面，近来难得和他见面。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竟然也深深陷了进去。
倒不是说他以前没有发觉底特律黑人区的种种问题。当他看到住房方面可怕到极点的情况，他决不会蠢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呢？布雷特早已知道，那里的人，特别是黑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尽管内城的生活费用很高，但是郊区的生活费用还要高，哪怕郊区肯让黑人搬去，也不行。何况有的郊区还不许黑人搬去，依然用上成千种微妙的和不怎么微妙的手法，在实行种族歧视呢。譬如说迪尔博恩吧，那里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大本营，优点有不少，算到底，最后一项就是没一个黑人居民，原因是中等阶级的白人人家把黑人当做冤家对头，凡是那坐稳交椅的市长搞出来的刁钻促狭手法，他们都支持。
布雷特也知道，在当地的一九六七年暴动之后，成立了用心良苦的新底特律委员会，最近又改称为新底特律公司，他们曾经出力帮助内城建设。基金全部凑齐了，有些住房也开始兴建了，可是，正如一个委员指出的：“我们是通告长篇累牍，砖头少得可怜。”
另一个委员想起了塞西尔·罗得斯（十九世纪末英国资本家、殖民主义者、血腥剥削和残杀非洲〔南非〕黑人的刽子手。译者注）临死前的一句话：“做了的太少——要做的太多。”
这两句话都出于个别人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