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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为正。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疏＇“日至”至“树之”○释曰：上经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昼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也”者，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天地配合，万物乃生，故《乐记》云“天地合”是也。“四时之所交也”者，即《尚书》所云“宅南交”，孔云：“言夏与春交。”举一隅以见之，则秋与夏交、冬与秋交、春与冬交可知，故云四时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者，风雨所至会合人心，谓若《礼器》云“飨帝於郊，风雨寒暑时”是也。“阴阳之所和也”者，谓若昭四年《左氏》申丰云“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是其阴阳和也。“然则百物阜安”者，总结上句所合已下。然尢如是。阜，盛也。如是四事得所，则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国焉”者，建，立也。於此盛安之处乃立王之国城焉。“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而封树之”者，於畿封之上而作深沟，土在沟上谓之为封，封上树木以为阻固，故云而封树之。○注“景尺”至“为然”○释曰：云“景尺有五寸”者，欲释经景尺有五寸得地中之意。云“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之中”者，《考灵耀》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时，地与星辰复本位；至夏至之日，地与星辰东南游万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还复正；至冬至，地与星辰西北游亦万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还复正。进退不过三万里，故云地与星辰四游升降於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为正”者，郑注《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一寸为正，不言象日月之大者，略不言之矣。云一寸为正者，即是景一寸地千里，与《王制》注“晷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圆，望之广尺，以应千里”，故郑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又案《考灵耀》曰：“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门无下。”又云：“极广长，南北二亿三万，二千五百里，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又云：“天左动，起於牵牛。地右动，起於毕。”《广雅》云：“天圜，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与天高等。”《天度》云：“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间相距，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郑司农云“颍川阳城地为然”者，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故云地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难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若然，武王已迁鼎於洛，欲以为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虽定鼎讫，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审慎故。案《书传》云“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建侯卫者，在《尚书·康诰》封康叔是也。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之民大和会。”注云：“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於政不均，故东行於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又案《召诰》“惟三月丙午フ”，注云：“是时周公居摄五年。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之。”若然，洛邑在摄政四年初为基止，至五年，乃正营之也。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犹言度其地。郑司农云：“土其地，但为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参之一者亦然。故《鲁颂》曰：‘锡之山川，土地附庸。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论语》曰：‘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曰：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则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鲁颂》、《论语》之言。诸男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独此与今五经家说合耳。”玄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国地贡轻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国礼俗丧纪祭祀之用，乃贡其馀。若今度支经用，馀为司农矣。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凡诸侯为牧正帅长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为其有禄者当取焉。公无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进则取焉，退则归焉。鲁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锡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一等矣。○疆，居良反，下同。颛，之宣反。臾，音榆。率，音律，又音类，後注同。正之，音征。字，如字，一音兹。为其，于伪反。）
＇疏＇“凡建”至“之一”○释曰：上经既陈天子之国并畿内千里，此经说诸侯邦国，故云“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土犹度也，以土圭度其地。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国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昼漏半，得尺五寸景，与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减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则五百里。减四分则四百里封侯，减三分则三百里封伯，减二分则二百里封子，减一分则一百里封男，是土其地之法。“而制其域”者，自上公五百里已下，境界皆有营域封圻。云“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国之税天子食其半。云“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者，谓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云“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者，亦与侯同。云诸子之地诸男之地皆云四之一者，谓总得一国之税，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故云其食者四之一。其天子所食者，皆谓诸侯市取美物以贡天子，即《大宰》九贡是也。其公之税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国家畜积礼俗丧纪之用也。○注“土其”至“等矣”○释曰：“土其地犹言度其地”者，案：上经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测犹度也，此经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当测处，故云土其地犹言度其地也。“司农云土其地但为正四方耳”者，司农意，案上经天子度取土中，此封诸侯但正四方而已，不求土中，故云但为正四方，谓五百里四百里之等。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参之一亦然”者，司农意，以经云其食者半，与参之一、四之一者自食，其馀并入天子，故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参之一亦然也。先郑虽不云四之一，司农意亦四分分之，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司农之义於经文虽似通，若然，则大国贡轻次，国小国贡重，非字小之法，於义不可，故後郑不从。引《鲁颂》曰“锡之山川”已下至“社稷之臣”，此司农之意，上公已下尽有附庸，鲁虽侯爵，受五百里之国，《明堂位》云七百里者，五百里外并是附庸，即公五百里者亦半为附庸，故上注云其半皆附庸是也。云“此非七十里所能容”者，司农之意，见孟子、何休之徒言周之制无五百里四百里国，鲁国唯有七十里而已，故破诸家，据《鲁颂》、《论语》非七十里之所能容也。云“然则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鲁颂》、《论语》之言”者，司农据此经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鲁颂》、《论语》合，亦是破诸家之意。云“诸男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者，司农意，男国百里，开方得五十里者四。经云其食者四之一，谓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所食者唯有五十里。云“独此与今五经家说合耳”者，五经家谓若张苞、何休、孟子等，皆以为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与五经家说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里国，於此经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合，故直举男地而言。“玄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国地贡轻重之等”者，案下《土均》云均地贡，均即此所均征税邦国地贡轻重是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诸侯之地，据贡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诸侯者，以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贡半，似二百亩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贡入天子，似家三百亩，佃百亩，留二分似荒废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贡与天子，似家得四百亩，佃百亩，留三分，似三百亩不耕者也。民但家无三易之地，直以况义耳。云“必足其国礼俗丧纪祭祀之用，乃贡其馀”者，後郑意，释公国贡半已下渐少之意。言公受地广，税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国俗丧纪及畜积之用，故以半为馀贡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则其税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乃足其国，以一分为馀贡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税转少，故四分之乃足其国，亦以一分为馀贡入天子。注虽不言畜积，但言足其国，明畜积注中乃得云足，故《王制》云“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是也。云“若今度支经用，馀为司农矣”者，度支经用，似国家丧纪所用。馀为司农矣者，入天子，故据汉法以况之。云“大国贡重正之也，小国贡轻字之也”者，谓若四之一是也。字，爱也，谓爱小国之法。若然，三之一者是不轻不重。後郑言此者，破先郑其食者四之一，三分贡与天子，三之一者，二分贡与天子，非字小之法。又见采地之税四之一，一分贡与天子，故不从先郑之义。云“凡诸侯为牧正帅长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案《王制》云：“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帅长皆是有功诸侯乃得为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诸侯有德，虽不为牧正帅长，亦得有附庸，故郑总云诸侯牧正帅长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云“为其有禄者当取焉”者，谓取间田为附庸以为禄也。云“公无附庸”者，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极，故无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者，以其侯有功，进受公地。但公五百里，开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开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则为二十五同，与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云“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则为十六同，与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云“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以其子有功进受伯地，加五同与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与子等。开方之皆可知。云“进则取焉，退则归焉”者，进则取焉谓附庸者，退则归焉者谓为间田者也。故《王制》一州之内二百一十国，其馀以为附庸间田，并言之矣。云“鲁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锡之也”者，鲁虽为侯爵，以其王子母弟，虽为侯伯，画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与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勋，赐鲁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故《明堂位》云“地方七百里”。郑云“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又云“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鲁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为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则为国，周法不满百里乃为附庸。今皆名附庸为同者，但附庸实不满百里，积集附庸成同，并数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国则多矣，据成周而言三耳。自馀五同七同已上，其义可知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此盖夏时采地之数，周未闻矣。《春秋传》曰：“迁郑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诗》云：“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其室数制之，谓制丘甸之属。《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亩，本亦作古亩字。甸，刘常证反。复，扶又反，下同。）
＇疏＇“凡造”至“百亩”○释曰：上言王畿及诸侯邦国，至此更言畿内都鄙三等采地。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案《载师职》“家邑任稍地，小都任县地，大都任地”，又下文《小司徒职》云：“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而封沟之”者，谓三等采地四境界上皆有沟，封而树之，以为阻固。云“以其室数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内，而云制之者，依其城内室数，於四野之中制地与之，谓若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之等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亩者，此谓上地，年年佃之，故家百亩。云“一易之地家二百亩”者，谓年别佃百亩、废百亩。云“再易之地家三百亩”者，以其地薄，年年佃百亩、废二百亩，三年再易乃遍，故云再易也。○注“都鄙”至“百亩”○释曰：言“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亲王子母弟与公同在大都，次疏者与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与大夫同在家邑，故总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据其四境，即是其界曰都。又引《王制》曰“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云云，又云“此盖夏时采地之数”者，案：殷周皆称“畿内”，《王制》云“县内”，疑是夏时，故云此盖夏时采地之数也。云“周未闻矣”者，案《洛诰》传云“天下诸侯入来，进受命於周，退见文武之户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国，畿内九十三国。”云畿内九十三国，即此都鄙之数有文矣。而云未闻者，以无正文，故疑焉。或未可闻其大国、次国、小国各有几国，故云未闻，其实总数则闻之矣。云“《春秋传》曰：迁郑焉而鄙留”者，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古者郑国处於留，先郑伯有善於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於宋，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