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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远不是陈卓然谈话的对手，他并不具备像陈卓然那样的思想武器。但在内心里，积蓄着许多无可名状的感性体验，自成一体。他们俩在一起，都是陈卓然说，他听。看起来好像陈卓然在向阿明宣讲，而陈卓然觉得，这依然是一场对话，阿明是回应他的，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有一次，他说话的时候，阿明替他画了一幅肖像，第一眼，他不觉得是他，再一眼，认出来了。他的脸藏在铅灰色的笔触里，远远地看着自己。那么，陈卓然的话，阿明又有几分确切的理解呢？他隐约地感觉到，陈卓然讲的那些概念里含着一种秩序，可以用来划分他的感情。可惜，不知是哪里，就差那么一点点，接不上。他还常常想起王校长，听王校长说话，心里某一处会亮起，可等他说毕，那一处又熄灭了。也是差那么一点点。要说，他们两下里其实都隔膜着，隔膜着，他说他的，他应他的，却又形成一种默契。
阿明带陈卓然去江边码头。陈卓然印象里的黄浦江实际只是外滩那一段，背倚着殖民时期的乔治式建筑，树木花草，车流人行。而这里却是粗粝的风景。挤挨着的轮渡趸船，江水长年浸淫，外壳锈蚀。防波堤是残破的，水泥剥落，裸出砖块，有些地方，只余下水泥桩，兀自立着。对岸是厂房和烟囱的轮廓，犹如一幅早期工业社会的灰色剪影。回来的时候，他们从徐家汇天主教堂底下驶过，忽然之间，阿明问陈卓然：你说什么是唯物主义？陈卓然答道：是客观。什么是客观？是存在。什么是存在？可证实的。很好，可是你发现没有，唯物主义好的地方也正是它的问题所在，那就是从人出发；你看见，你认识，你证实——所以，它又是最主观的！陈卓然同学尊敬地看着阿明老师，阿明变成了王校长。哦，王校长，你在哪里？阿明伏下身子，握紧车把，两人驶入灿烂的市中心。
22 第三个朋友
南昌在小老大的追悼会上，看见了陈卓然。就好像小老大将他还给了陈卓然，这一日，南昌便去了陈卓然的家。陈卓然的房间里还坐着一个面色白皙、身材颀长的青年。南昌只一眼便看出，这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而是——小市民。南昌不明白，这位思想者如何会结交那样的朋友。而且，看起来，他们之间还有着一种默契，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南昌不由生出妒意，他不再说话，闷闷地坐在一边。他发现陈卓然变得谦和了，在他们过去的的交往里，陈卓然永远是个说教者，现在，他却在聆听阿明。可是，阿明说了什么呢？阿明什么也没说。南昌想：这太不公平了。南昌与陈卓然分手之后，陈卓然显然在朝某一个方向发展，日臻完善；而南昌呢，遍体鳞伤。他不由自惭形秽。他突然间开始说话，滔滔不绝，说第四国际，说他们这一代青年的使命，说国际共运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激动表情使阿明愕然。陈卓然则微笑着，说了一声：小托派！这一句玩笑本是亲切的，可南昌勃然大怒，积郁着的委屈、妒嫉、失落，一下子涌上心头。他陡地立起来，指着陈卓然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陈卓然也愕然了，想辩解，被南昌一个坚决的手势止住了——你有什么呢？不过是娘老子的资本，可以供你自由选择信仰；信仰对你这种先天的进步者，不过是点缀、装饰。你知道什么是革命？是脱胎换骨，是凤凰涅槃，是疼痛——南昌的喉头哽住了，一声抽咽顶上来，他使劲压住，最终还是丢人地哭泣起来。掌声响起，陈卓然仰在椅上，击两下掌。这动作多少是为掩饰窘态，但在南昌，则是无限的轻蔑。他站起来，整整衣服，推门走了。
几天以后，南昌出得家门，骑上自行车，听见有人喊他。四下里一看，见对面马路上站着两个人，对他笑。是陈卓然和阿明。他一扭头，不理睬，照直走他的路。那两人车转龙头跟上来，他加速，他们也加速，只听陈卓然在身后喊：你还要怎么？不依不饶的！阿明跟着喊：算了，算了！南昌不回头，陈卓然就来撞他的车。阿明趁机超过他，试图拦截他。三人纠缠一阵，正好到了路口。南昌冲过去，正好换灯，将这两人阻下来。陈卓然隔了马路喊：向你道歉还不行吗？一换绿灯，这两人箭也似的射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南昌的车把，三个人终于面对面站定了。南昌脸上还气呼呼的，半是没消气，半是下不来。他们便兀自说话，虽是自己说话，却是说给他听。南昌听得出来。心里有一种暖意生起，不由得鼻酸。他们在说什么呢？说天体宇宙行星；说赋格，和声；说上帝创造世界；说唯物主义——王校长，你知道吗，王校长？阿明说。王校长是谁？陈卓然问。他们一唱一和，然后会心地笑。南昌知道，他们在讨好他呢。他心里渐渐清明，有些许快乐生出。忽然，他高声问：你们知道吗？光和真理！那两个一怔。他得意地说：光和真理！是啊，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和他们对垒的武器。他咽了咽唾沫，说：有一个人，叫高医生——他却发现他对高医生知之甚少，然而，引出高医生的那个人和事却都到了眼前。他说不下去了，埋下头朝前骑去，后面跟了两个纳闷的人。
自此，他们三个人到了一起。陈卓然和阿明的交流，带着神秘的气息，潜深流静，不言而喻。南昌到场，破坏了这种至知的意境。多嘴的他，总是要接应陈卓然的话，陈卓然不由自主也被他牵进他的理解里，事情变得浅显并且陡生歧义。阿明呢，则被冷落一边，没他的事了。可是，无论是阿明还是陈卓然，都挺欢迎南昌的搅局。陈卓然和阿明的心灵交流，多少有点矫情，使双方感到累和乏。他们其实是有些走入象牙塔了。可是现在有了南昌，如果借用男女关系的说法，南昌就是电灯泡。有时候，三个人什么也不说，却并不感到空洞。时间变成光和影，在壁上，地上，树枝间，跳跃着过去，有一些什么在积养起来。他们觉得，哪一个也不能缺少了。
有时，他们会谈一些浅俗的问题。比如说，女人。阿明对女人的认识，来自妹妹阿援。他说女人善于表情，能够坦然地表达内心的感情，感情这种东西，是重负，卸下来就轻松了，但是，也没有含量了，所以，女人是轻盈的。陈卓然对女人的认识却正相反，一个字“厚”。你们知道，鲁西南的女人怎么装束的？一边的脸颊上披一绺额发，其余的头发在脑后盘个髻，身上的衣裤，是用柿子染的一种紫，裤脚扎起来，噔噔地跺着地，牵一头叫驴推磨去了。女人就是厚土，种什么，长什么！南昌对女人的经验显然要多过这两位，虽然他比他们俩都要小。这些经验绝不是“轻盈”，也不是“厚”，而是——女人是疼痛，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动物。陈卓然和阿明看着南昌，不明白他为什么显得伤感。他们不敢多问，转移了话题。
23 向皖南
初中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母亲的态度很明确，阿援和阿明要留上海，其他两个都可以务农。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把儿女安顿好。阿明很快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可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要开往安徽皖南。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走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十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认识的树种，等等。下一封信里，写到水塘里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在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和松鼠、野兔、獾，又介绍离他们最近的市镇名叫梅街，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阿明的世界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而自己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他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领导安排他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他找出那时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他和陈卓然一样，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醉心于那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也许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他心里怀疑阿明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知道这对阿明和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不懂就不懂吧！陈卓然感慨地想，我曾经自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略了些教条；而我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方才摆脱了教条，阿明却与它从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做了以下回答——
阿明是个小市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他们的生存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城市这地方，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他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
你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靠的是幽默。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他们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可是，他们很有力量，因为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小市民，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庸俗”两个字。其实，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市民中的优秀者，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一个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嬗变才可达成。我们身边的阿明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
24－1 父与子（1）
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离，回到家中。只是每周要交一份汇报，汇报每日的活动。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打击和混乱之后，又平静下来，走上生活的轨道。还是大姐操持家务，她是常日班，晨起暮归，一早一晚两顿饭便可照应，中午由放学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整个白天，都是父亲和南昌相守着度过。父亲的每周汇报由南昌递交去单位，汇报完全是流水账，几时起床，几时用餐，几时就寝，结尾总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出”。所记不谓不如实，但却透露出讥诮的意思。一次，父亲有恙，歇在床上，请南昌代笔。南昌斟酌一时，结果还是按原样写下，末尾也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出”。再后来，父亲病虽好了，可“汇报”的事情却落在南昌的身上。他颇感惊奇地注意到，他的字和父亲的字竟然很相像。南昌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相像：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尖，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削。有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咳声会惊一跳，以为是父亲在咳嗽。甚至，洗过脸永远绞不干毛巾，任毛巾水滴不止的同样的习惯。这些发现使他感到惊慌，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习惯，可是，却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父子俩一样的毛病！碗里的饭没有吃干净，脚汗沤烂袜底和鞋垫，衣领上的脑油气味——大姐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看起来却像一个养儿育女的女，在她身上，感情和情欲全单纯为一种母爱的责任。有一回，父亲忽然对南昌说：你们终是要离开我的，只有你大姐会留在我身边。
有一回，南昌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有时候，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偶尔的，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坐。开始，他借口到父亲书橱里找一本书，父亲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有些慌张，随便从书橱里抽一本书，就退出去。下一回，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房间，父亲已躺在床上被窝里，伸手向南昌要去那本书看了看，书名是《小逻辑》，黑格尔所著。父亲翻了翻，问能看懂吗？南昌老实说看不懂。父亲说：这对你有些难，你可以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南昌将《小逻辑》放回书橱，再找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然后出了房间。第三回进父亲房间，却没有继续读书的话题，而是谈天气。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姐妹们都不在家，父亲让南昌替他灌一个热水袋。南昌灌好后送进去，父亲急切地接过来，紧捂在怀里，嗫嚅了一声：真冷啊！南昌转身要离去，父亲却又开口说话了。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会使人倍感抑郁，父亲说。你这是为悲观主义找借口，南昌说。不，我是在为悲观主义找原由，悲观主义更可能是一种疾病。悲观主义是世界观，南昌坚持。你难道不觉得世界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也包含有物理性成分？南昌的脸却绷紧了：世界观是人类精神。父亲笑了，他那惯有的尖刻又回来了。南昌强调：这是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父亲以请教的口气问：唯物主义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吗？南昌一时无以对答，憋红了脸说：你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说罢立即转身走出房间，反手将门带上，快步走开，好像生怕有什么会追逐而来。
他决定不再跨入父亲房间，可是却轮到父亲叫他了。他装做听不见，第一次赖过去了，第二次也赖过去了，第三次，父亲竟过来敲他的门，他只得去了。父亲要口授一份思想小结，让他笔录。南昌准备好笔和纸，开始了——我出生于江西南昌，据族谱所记，明万历年间，有先人任职礼部，官至尚书。到曾祖一辈，已是耕读人家，有良田数千亩，人丁百余口，族中有宗祠、义堂。然而——南昌觉得父亲又在弹老调子，不由皱眉。父亲说：我以为必须从根子上检讨起，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听到“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