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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知道皇帝渴望一个子嗣，反而把纪氏隐藏起来，直到她能安然怀有胎
儿。婴儿生下后被废的吴后知道了他的下落，就提出把他及其母亲藏在她的
偏僻的住所，他就这样已经活到 ５ 岁。
皇帝这时非常激动，前去看他的儿子，并把他放在膝上，在激动人心的
场面中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朝廷立刻正式得到通知，整个皇城除
了万氏的居住地外，笼罩在欢乐气氛之中。她因生气而得病，并发誓不肯罢
休。皇帝把儿童安置在安全的周太后的宫中。但是儿童的母亲纪氏不到一个
月就被万氏的一个爪牙毒死了。
在整个这些事件和在以后的几年中，皇帝的作用是最为令人不解的。他
的确与万氏疏远了，不再定期住在她的宫中，并在以后的十年中成功地使宫
内的一些妇女生了其他 １７ 个子女。与万氏勾结的朝臣给他阅读性交指南和淫
书；记载暗示，他的私生活变得有点放荡了。他认识到必须对她进行防备，
以保护他的后代。他的母亲甚至警告她的孙儿，即她保护的幼年太子，要他
去万氏的住地时，千万要拒绝一切饮食。
尽管皇帝已完全认识万氏的个性，他依然喜欢她。他并不想惩罚或约束
她。相反，他常常惩处那些抱怨她非法交易、兜售权势、贪污公款和浪费国
库的官员，这样就给了她明确的信号，让她继续这些活动。所以即使她不能
再控制他私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两人在 １４８７ 年死去之前的 １１ 年的余年中，
她对行政仍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几乎一切可以追根溯源到成化时期的以后明代政府的堕落倾向必须归因
于万氏的影响。两种堕落倾向前面已经提过：（１）通过没收普通耕作者劳动
的土地去建立皇庄，使这些人成为佃农，并把这些土地从税册上去掉；（２）
从宫内颁布诏令直接封官（称传奉官），而不是通过吏部的正常的任命和批
准手续。后一种倾向值得进一步评论。这位年轻的皇帝本人在他登基后几个
星期内首先搞这种活动，当时他命令一名宦官起草任命一名工匠为文思院的
副使，这个机构隶属于工部，负责制造供宫内使用的金银餐具。
这个职位虽然很低，但通常需要有文官品级和官衔的资格，外廷的部本
来不会批准任命一名来自宦官管理的宫廷机构的工匠担任有品位的文官。很
明显，这样做违反了正常的手续，为的是去满足万氏或她随从中的某个人一
时的念头。虽然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所有的传统历史都指出，这为后来
以同样方式对大部分工匠、军人、佛僧道士和为皇室服务的形形色色的食客
所作的几千个任命开了先例。它成了这一代和以后几代皇帝统治时期滥用任
命权的陋习。被信任但常常又不值得信任的宦官接触御玺，能够背着皇帝以
他的名义起草任命诏书。他们还能接受贿赂，把某个人列入这种诏书中，这
实际上等于卖官鬻爵，兜售特权。
成化时期出现了在朝廷和整个政府中大量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而这个
时期的汪直是传统中所称的明朝四奸竖之一。可是他从没有像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
的王振和 １５０６ 至 １５１０ 年的刘瑾那样完全控制政府。一方面，皇帝的谨慎和
不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不能完全被人操纵。１６ 世纪的历史学家郑晓在写他时
说，他的性格宽宏大量而且通情达理，有洞察力而且能理解人：
临权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①
这段文字为王朝的史臣所写，它受到了约束，即必须颂扬一切能认定的
德行，掩盖一切批评。由于这一统治时期的稳定和某些方面扎实的成就，这
种赞誉看来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它也暴露了宪宗对那些他并不很急于疏远
的奸佞之徒的非法活动的矛盾心情。他的几个高级宦官和他们的最坏的同伙
在他们的滥用职权方面是臭名昭著的。
他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汪直是瑶族人，在 １５ 世纪 ６０ 年代征讨广西的
瑶族时他还是青年，净身后被送进宫去伺候人。他属于万氏的扈从，在她的
庇护下其经历相当顺利。但他仍处于宦官等级体制之外，从未掌握司礼监太
监的那种权力。代替这种权力的是，１４７７ 年当皇帝命令按照当时存在的东厂
① 在薛禄指导下构筑的防御工事是在赤城、雕鸮、云州，独石口和团山。见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
人史料》＇427＇，第 36—37 页。开平位于前蒙古首府上都。关于放弃开平卫的意义，见田村实造：《明代的
北边防卫体制》＇497＇，第 82—85 页。
的模式建立称之为西厂的警察组织时汪直任提督西厂。他很快使西厂比东厂
更加令人生畏。
一名善演喜剧并在朝廷受宠的宦官俳优在皇帝面前演出一出滑稽短剧，
它幽默地提示汪直在通过京城的街道时所引起的恐惧更甚于对天子本人的恐
惧。皇帝对此似乎并不很在意，最后一笑置之，使所有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
这件发生在 １４８１ 年晚期的事表明，在宦官的官僚集团中存在着一股反对汪直
的有力的力量。可是，明代在此以前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京师和地方的官员
陷入如此恐怖之中，他行使可怕的权力达六、七年之久。１４８３ 年，他最后降
到守卫南京明太祖陵墓的宦官部队中的一个低下的职位。行动迟缓的皇帝在
１４８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已经把汪直拒之于朝廷之外，最后才收回他的恩宠和支
持，而在当时，只是在东厂的一名宦官对汪提出了控诉，并且表现得更加得
力以后，他才这样做的。
弘治时期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为梁芳，他在宦官集团中的生涯比较正
常，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发迹，一直升至为宫中制造家具和木制品、偶尔还
印书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在万氏的庇护下，他集合了一批制造春药和把有
趣的口头传说编写成书以供皇帝消遣的专家。梁芳把他的服务扩大，控制了
一部分对珍奇物品的采购，进而又控制了对外贸易，并垄断了给西藏和其他
外来僧人以及医药和异国技术方面的外国专家颁发执照的权力。他代表万氏
和皇帝的利益，有着许多有利可图的投机机会，但他本人似乎没有发大财。
他的事业直到皇帝死后才中止，而在当时，他也不过受降职的处分。
其他的宦官取得了种种任命去监督征收特种税，同时利用他们的权力去
掠夺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富庶的府。还有一些宦官主持京师和各省的寺庙的建
造。这些宦官专权的弊病有助于建立宦官及其卑鄙的同伙能够延续到以后几
代皇帝统治期的一些模式和定制。因此，成化皇帝由于不注意这些不正当的
行为，就让种种积累性地威胁王朝利益的邪恶风气得以产生。这些弊病把有
些能干的政治家赶出政府，并在有些情况下迫使人们在行政中在一定程度上
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破坏国家和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够
缓冲沉重的震动。
孝宗皇帝朱祐樘
１４８７ 年 ７ 月 ３ 日，万氏突然患病死去，终年 ５７ 岁。皇帝取消了朝廷的
一切会议，整整致哀七天，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姿态。９ 月 １ 日，皇帝本人
患病。４ 日，他命 １７ 岁的子嗣朱祐樘去主持文华殿中大学士集会的议政。９
日朱见深去世。朱祐樘于 ９ 月 １７ 日正式登基，宣布新年号为弘治，于下一个
新年 １４８８ 年开始使用。
年轻的弘治最初采取的一些行动反映了必须整饬腐败的朝廷和扬弃他父
亲的个性（他父亲以前容忍了，甚至助长了这种腐败现象）这两方面的紧迫
感。声名狼藉的道教术士兼春药专家李孜省被揭露和流放，然后被关押，他
死于狱中。同样贪婪的和尚继晓及其他几个人被处死。万氏家族成员和她的
几个主要的宦官同谋者也被夺官，但是其中突出的作恶者很少被处死，尽管
愤怒的官员们此时提出大批性质严重的指控。朝廷被禁止传布万氏本人的经
历。２０００ 名不合法地任命的官员被断然罢官，另外还有近千名原来受朝廷庇
护的佛僧和道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年轻的皇帝在他父亲的寝宫中发现了一本特别使他震惊的性书，上面刻
有“臣万安呈上”几个字。万安是一名善于奉承的官员，伪称与万氏有亲戚
关系，并利用她的恩庞在朝廷建立了他的权力地位。最后，他已成为权位较
高的大学士，并以此身份起草了新帝登基的诏书。在统治的第一个月内，年
轻的皇帝用尽心机，让一名非常笃实的大太监把此书带进殿内，在那里召集
一些大学士以此书质询万安；那个老人在羞辱之下匍匐在地，无言以对，最
后不得不奉命退隐。他再也没有被召回朝廷，并在一年内死去。朱祐樘正在
向人们发出信号，情况即将不同了。
他们父子二人在体质、心理和智力这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朱祐樘是一
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几幅皇帝的画像
表明，从朱祐樘起的几个皇帝有着不同的、更像南方人的外表；他和他的儿
子武宗（１５０５—１５２１ 年在位）是少数民族纪氏的后代。这大概可以从他们的
外表的长相看出，不过这与武宗以后的世系并无关系。
从心理上看，孝宗似乎与他父亲完全相反。在他登基前几个月，他已娶
张氏；这时他宣布立她为皇后。他对她十分宠爱。她生下二子三女；尽管谣
传武宗之母曾是一名侍女，但他显然与其他妇女未发生过关系。房兆楹推测，
他很可能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上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①他曾在万氏控
制他父亲和皇室的不祥气氛中被他的爱吵架的祖母周太后扶养；他自己的母
亲已成了万氏的受害者。他一定因失去她而深感悲痛。他登基后，宣布早已
不在人世的母亲为皇太后，并派官员到广西去寻找出她的家族。出现了冒名
顶替者，但被揭露，没有发现她的亲属。他命令在广西和京师建造纪念她的
祠庙，并以强烈的虔诚心照料京师的祠庙。
在思想上，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完全信奉儒家学说和伦理价值。在明代，
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关于君主身负重
任的传统主张。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如此努力去履行那些要求做到的义务。他
在上朝听政，执行各种规定的礼仪活动，重新制定和认真举行经筵，特别是
任命那些值得尊敬和体现儒家行为的模范人物为朝廷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等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深切地关心人民的福利。他探索执法的办法，
组织对刑法及贯彻刑法不力的一次研究。这就导致一部钦定的关于刑律及其
案例的重要著作《问刑条例》的问世。
虽然声名狼藉的西厂重新开设，但他把它及其地位相当的东厂的工作限
制在正当的调查活动方面。他任命领导这两个机构的人大部分是正直的官员
（在这些部门中这种官员确实很少），他们受到整个政府的尊重。锦衣卫的
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过去也是政府实行恐怖活动的手段。他削减朝廷的奢
侈品消费，撤掉许多宦官管理的采购机构。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们从未碰到如
此温顺的统治者，对他的报答是在他们写的历史中把他描写为一个完美的模
范人物。他给官僚们灌注了一种充满巨大希望的精神，明朝早期的某些活力
和责任感也得以恢复。
可是事实上他当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还不够格。他很注意帝国的问题，
但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
导。此外，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其
① 关于 1440 年前与瓦剌蒙古人关系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 46—
77 页。关于也先事迹，见他的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16 页。
中包括他过分地宠爱和依赖他的张皇后。她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
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需要贵重物品，轻信最花言巧语的和尚道
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的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
这两人就是张鹤龄和张延龄，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
金氏的持久不衰的支持，靠着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幸运地取得的高官的职权
而青云直上。他们的父亲张峦在他女儿选进宫时，原来不过是国子监的监生，
在 １４９０ 年已被封为寿宁伯。次年秋季，他的女儿生下了在 １４９２ 年春季被宣
布为皇太子的儿子，使张氏家族取得了有特权的地位。不久，也在 １４９２ 年春
季，国丈呈交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许多高级朝廷官员因
没有先例和不适宜而加以反对，但皇帝仍提高了他的爵位。三年后，当此时
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其爵位被他长子张鹤龄继承。他本人又被追封为
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官员们指责，他的一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
按照他的品位，这违反了礼仪的规定。次子张延龄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
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被封为伯，最后封为建昌侯。
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
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最后取得了土地和参与贪污腐化的机会。整个
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既证明皇帝对他妻子的依赖，又证明
他对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不能采取坚定立场。他的外戚屡次因具体和严重的不
法行为而受到指控，但是皇后和她的母亲，以及一个阉党和其他投靠张氏以
从中取利的心腹朝臣始终为之辩护。虽然他们不能操纵皇帝去恫吓他们的政
敌，他们却一直能向他求情，以致使他干脆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他统治时
期以后年代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说明他的进退两难的心情。
《明史》中张氏两兄弟及其父亲的本传告诉我们，皇帝听到张氏兄弟在
北京南部的故乡强夺周围农户的田地时，在 １４９７ 年②派高级官员中一名调查
坏事的无所畏惧的人，即刑部侍郎屠勋和另一同样大胆而正直的宦官萧敬前
去调查。他们带了一份指责二张的报告回京，报告中包括关于皇后家乡的民
众对她家族的行为的不满给皇帝造成损害的大胆的评论。他们坚决要求将田
地归还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以后限制再发生这类行为。皇后大怒，而据《明
史》记载，“帝亦佯怒”。但是他同意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后来他私下对萧
敬说：“汝言是也”，并赐给他一件金质的礼物。①
１５０５ 年皇帝去世前的两个月，著名的学者和文人李梦阳——当时是一名
年轻的户部郎中——呈上一份很长的奏议，批评了朝廷和政府的许多方面的
现象；他特别指出了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
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
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
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
的言词“狂妄”，但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①
②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 319—327 页及第 9、11 两章；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
系，1368—1549 年》＇549＇，第 60—64 页，及第 4、5 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第 367—381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330、334、348、365 页；又见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
迹旁证》＇541＇，各处。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 329、331、335、348、383、386 页；又见王崇武：《明
皇帝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经过了一阵犹豫后，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
取悦于他的几个女眷；他代之以罚李三个月的官俸，把李释放，于是李成了
朝廷和京城的一个英雄。后来皇帝又问另一个权位较高的官员关于老白姓对
此事的议论。答复是人民因皇帝的宽宏大量而非常高兴，并大受鼓舞。皇帝
说道：“朕知之。方朕询及宦者时，其所答反乎此。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
我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②
总之，官员们能够信任这个皇帝，因为明朝再也没有其他皇帝能像他那
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克制他的愤怒，和一心一意地去尽为君之道的更重的责
任。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赖他采取这些态度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行动。不管他
们多么严厉地批评时政，并且以明确的暗示批评他，他愿意耐心地聆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