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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他回哈密重登王位。不幸的是，这个王颟顸无能，本国的人民痛恨他，
因此政治局势依然很不稳定。
中国和土鲁番争夺控制哈密的斗争在 １６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呈拉锯战形
势，但以后中国的地位逐渐削弱。②马文升在他仕宦生涯早期曾多年在西北边
境任职；也许是出于这种经验，他对蒙古政治的洞察力，多于其他中国政治
家通常所具备的。他在 １５ 世纪 ９０ 年代预言，蒙古人最终会在突厥斯坦占上
风；他说，那里不同民族的居民早就适应了蒙古的霸权，而不会加以抵制，
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的一名真正的后裔出现时更是如此。总之，在这种环境中，
蒙古的皇权象征比与之竞争的中国的皇权象征更有力量。
哈密的例子是说明问题的。前往哈密的中国使者和军队在离开长城西端
中国行政领土中最后一个前哨嘉峪关时，一直被描述为出塞，这说明中国和
亚洲内陆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地图显示的那一条。越过长城，就是离开了中
② 夏燮编：《明通鉴》＇约 1876 年，北京 1959 再版），40，第 1530 页。
国。但是这条界线以外的中国影响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与中国的关系对哈密
的王公和哈密与甘肃边境之间的蒙古首领们是重要的；这一事实就成了迤西
诸国关系中的一种力量。中国可以结盟，有时成功地让内亚诸国为中国而战
和把亲中国的首领扶上台。另外在少数情况下，中国会使用一种更加强有力
的武器，即贸易，去努力压制遥远的首领们，这种手法与它通常利用贸易去
诱使四面八方的国家忍受中国纳贡制度的约束完全一样。
使现代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没有一贯地和合理地利用它相当强的
经济实力去支持它的外交目标。司律思和其他学者争辩说，如果它这样做了，
它完全可能清除造成北方边境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个时期的中
国不能更充分地做到这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明代的贸易是作为纳
贡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作为国家对它有兴趣的一种独立的活动来管理的
（这个解释适用于整个明代，但不适用于它以前的朝代）。因此，贸易不受
财政思想和经济管理的制约；它的形式是作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与四海的礼仪
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由礼部制定的。
容许与纳贡相结合的贸易——也就是说一切陆上的对外贸易在法律上应
由国家进行和经营——是作为皇室的一种特权进行的。（一切法定的贸易决
不是只在陆地边境上存在；在沿海边境，政策同样有限制性，而且在 １５６７
年海禁解禁以前都知道是行不通的。）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
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军马和
兵器则是例外，它们的采购由兵部负责）。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
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
策。蒙古人认为明朝是一个被腐化和贪权的宦官所控制的国家；他们就伴随
纳贡活动的很不合心意的贸易而不断地与中国争吵、摩擦和交战，由此积累
的经验很容易说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
总之，中国试图通过外交去保持它在整个亚洲内陆的利益。可是，如同
司律思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在成化统治时期似乎已经停止向所有不同的蒙古
国家派出使团，以后也没有再派出。因此中国的外交变得依靠来到北京的使
团和使者的单方面的活动。在蒙古人眼中，这样做主要是要求赏赐和从贸易
中取利的机会。中国用来支持其外交活动的制裁有两种：一是军事惩罚，主
要依靠蒙古人去与其他蒙古人交战；一是利用贸易。但是中国人不能充分地
利用后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或者一种武器，因为不合常情的和不像商业经
营的管理操在为自己和为内廷服务的宦官手中。明朝与亚洲内陆抗衡的地
位，既不像许多优越条件使它应有的那样强大，也不是高度合理的，也不能
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灵活地调整，以便为中国的持久利益服务。
北方的边境战争
在整个明代中叶，蒙古人是中国的民族敌人。在北方边境与蒙古人的战
争是最持久、费用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北方边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可
以定在成化统治时期；这就是新建长城和改组利用长城的防御体系。
从 １５ 世纪后期的中国史料中可以认定的蒙古集团从东到西依次如下：所
谓的兀良哈三卫；山西北部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部；
在旧蒙古故土（今外蒙古）并向南延伸到从今之热河往西直至陕西和甘肃的
中国北方防区的、明代中国人称为鞑靼王国的虽然并非一贯团结却是庞大的
蒙古部落集团；西北长城内外的不同的蒙古领地，其中上述的赤斤和罕东两
卫是其代表。
兀良哈是一个笼统使用的蒙古部落名称；在兀良哈三卫治理下的人民并
不都是这个部落出身的蒙古人，甚至也许不全是蒙古人。三卫在洪武时期已
经设立，为的是给那些试图逃避当时整个蒙古普遍存在的内部纷争和接受强
大的新的明王朝的庇护以保持其自治的蒙古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稳定。
它们的基地是在西满洲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大兴安岭的东麓，正好是
１０ 世纪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的故土。
契丹人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多半已被吸收到蒙古民族之中。他们
的肥沃的牧地已被赠给有世袭卫指挥头衔的朵颜、泰宁和福余的王公们。在
中国的史料中，这三个卫被视为中国在东北的防御联盟中的中流砥柱。中国
人授予三卫以有纳贡国特权的保护领地的地位，以期促使它们脱离其西面的
所有蒙古人和充当防备其东面跃跃欲试的女真人的屏障。但是也先在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已经成功地压制住它们，使它们在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至少是半心半意地
与他的统一蒙古的运动合作，而中国人一直担心新的大蒙古运动将破坏它们
与中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它们是蒙古人社会中
最稳定的部分，中国的对蒙政策在那里执行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在行政上，整个东北，从大兴安岭西麓往东穿过满洲直至海滨，从辽东
往北直至在北极地方的一条模糊的界线，被称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根据《明
史》，奴儿干与三卫一起，共包括难以置信的 ３８４ 个卫，其中大部分是授予
小的女真部落首领的空头衔。③当时的战略思想是，必须使三卫的蒙古人继续
成为该区域稳定的核心。但是在奴儿干以西，变动的形势使蒙古社会的其余
部分在 １５ 世纪较晚的时期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它的中心部分，即中国人所称
的鞑靼王国，它的所谓的小王子们（他们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有权要求
领导全部蒙古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则很少）的命运正在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杰出的巴图蒙克（约 １４６４—约 １５３２ 年），他蔑视明朝
皇帝，自称大元可汗。他的 １１ 个儿子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重要的蒙古领袖的
前辈，而他正在促使统一的蒙古的力量重新强大。在他的孙子俺答的统治下，
这个运动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从 １４８３ 年起，当巴图蒙古成为中国
史料中记载的小王子时，蒙古人正向南进逼长城的防线，并且肆意袭击。巴
图蒙克诸子成了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可汗，即王公。一个全部东蒙古人
的强大联盟正在形成。
以这种形势作为背景，我们也许比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将军更容易了解
中国人为何能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整个十年中连续地在与蒙古大军作战时赢得
重大的胜利，可是在平定不断发生的边境袭击时却没有进展。一个有关的、
有时是合理的担心是，越来越坚持不懈地南下向山西、陕西和甘肃进逼的蒙
古集团的袭击将与定居在长城南面从而从内部威胁北方边境防御的蒙古人联
合起来。这种担心在 １４６８ 和 １４６９ 年强化了朝廷对固原起义的反应，并且无
疑地促使它采用了在以后十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反蒙姿态。
固原是北方的九边之一；当时明朝把它当作陕西西部的一部分来治理，
但是后来它被包括在甘肃省东南的突出地带内。它大致位于兰州和西安中
间，按直线计，在九边中的另一个边，即黄河河畔的宁夏以南将近 ２００ 英里
③ 《明史》＇41＇，286，第 7346—7347 页。
之处。明代史料称固原的蒙古人为土鞑，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北方几个省的蒙
古人，这些人在元王朝灭亡后已远在中国本土内部定居，并且保留了某些自
治权。固原起事的蒙古领袖在中国的史料中音译作满四（有时作满俊）。他
是世袭的部落领袖，又是把丹之孙或曾孙；把丹是一个杰出的蒙古领袖，在
１３７８ 年已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投降，并获准与他的部落在当时汉人很少的一个
区域——固原——定居。
明朝希望，这些蒙古人将接受和平的和定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拥有
肥沃的牧地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牧马、练习箭术和狩猎，保留了他们的武艺；
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必被迫去务农，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依然保留蒙古的传统。
现在还难以断定满四造反的原因。有种种迹象表明，鞑靼小王子的太师，即
刚健的孛来，煽动了“土鞑”去响应其边境以北的蒙古同胞。还有一些证据
证明，一些道德败坏的当地中国军官正在进行盗匪活动，并且用谴责本地蒙
古人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不管是什么压力促使满四在 １４６８ 年 ５
月造反，他把大批追随者带进固原北部崎岖的山区中的一个严密加固的要
塞。地方的官员轻率地进攻，在整个夏季笨拙地作战，最后惨败，损失重大。
当战果上报朝廷时，一个以项忠（上面已经谈过他是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
战胜荆襄叛乱者的将领）为首的战地指挥部成立，它得到了当时任陕西巡抚
的都御史马文升的协助。这支军队在 １４６８ 年晚期开进固原，包围了满四的山
区要塞，断其粮食，在 １４６９ 年初期攻占。
在军事上，这次叛乱相对地说是一件小事，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
危言耸听者不但认为蒙古民族可能联合起来，而且认为它可能与西面的西藏
人联合起来，这种观点引起了朝廷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不安。叛乱还
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战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
军，以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这一次，大学士彭时和商辂不得不
就西北的危机而与谣言散布者进行斗争。他们争辩说，已在战场的项忠和部
队完全有能力战胜固原的叛乱者。彭、商二人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打赌说
项忠会取得胜利，以便阻止不必要地扩大军事反应。但是在以后十年的边境
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可以看成是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
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
鄂尔多斯，中文称河套，与陕西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接壤，长期以来已
是中国和草原互相影响之地。自明代开始以来，陕西北半部这一块贫瘠多岩
的丘陵及沙漠平原的杳无人烟的地区，与较肥沃的南半部之间的往来已被一
系列军事战略要隘所切断。这些重兵防守的要隘旨在保护南部的中国居民不
受从边远北部通过鄂尔多斯这块不毛之地进入的掳掠者（即蒙古人）的袭扰。
这一系列把该省一分为二的防守要地成为北方边境的九边之一，根据陕西东
北边缘的要隘而得名，称为榆林；或者根据那里的两个最重要的府称为延
（安）绥（德）。山西和大同两边镇位于其东，宁夏和固原两边镇位于其西。
蒙古人在自己的内部压力下，在这几十年中正在逐步南移而进入长城边
境区。小王子麻儿可儿吉斯及其太师孛来在 １４６８ 年从满州的辽东袭击榆林，
下一年再次袭击，这时大同的总兵官王越在 １４６９ 年末被派去迎击。王越虽然
科举出身，却是军人集团中最能干的人；尽管与宦官和声名狼藉的朝臣有联
系，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战地指挥官和军事行政长官。他在 １４７０ 年初期宣布一
次胜利，这是他和其他将领在这一年夏季声称的一系列胜利中的第一次。虽
然这些胜利总的说没有宣告有大批敌人被杀，但它们是对大规模和顽强的蒙
古人进攻的决定性的打击。据说它们大大地提高了居住在边境区内的人民的
士气。
但是，由于敌人想长期居住在以往杳无人烟的鄂尔多斯的意图日益明
显，朝廷充满着危机感。主战派的反对者和对战地指挥将领不满的兵部尚书
白圭，派余子俊（１４２９—１４８９ 年）作为副都御史和总兵官前往那里。余子俊
是一名能干的行政官员，因监督大工程而政绩卓著。在以后十年中鄂尔多斯
稳定之得以实现，主要归功于两名比较年轻的文官，他们虽然在朝廷代表对
立的两派，却出色地完成了互补不足的任务。王越（１４２６—１４９９ 年）是明朝
仅有的四名因军功而被封为伯爵的文官之一。余子俊在 ２１ 岁时就早年得志而
中了进士，在 ４１ 岁被指定在鄂尔多斯任职时，已因在福建监督一项大水利工
程而赢得了名声。王越征战虽然残酷无情，却打得很出色；余子俊计划和执
行把鄂尔多斯与南面隔开的 ６００ 英里城墙的建造工作。当时他任该省巡抚，
直至 １４７７ 年，在此期间巩固了以城墙为基础的一个新防御体系。
１４７５ 年前在那里指挥军事行动的王越在 １４７１ 年和 １４７３ 年又宣布了几次
大胜利，但是蒙古人又回来发动新的进攻。１４７２ 年，余子俊又呈上一份奏疏
（以前的一份已在 １４７１ 年被驳回），为他的城防体系概括地陈述了一个全面
的计划。朝廷最初因费用而犹豫不决，但最后在 １４７４ 年初期批准。据说一支
有 ４００００ 名士兵的劳动大军在几个月内建造了 １７７０ 里（约 ６００ 英里）的平均
高度为 ３０ 英尺的城墙，另外还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支援性要塞、烽火台和栅
栏。城墙建于最后一条丘岭之顶，然后群山随着它们伸入其北面的沙漠而逐
渐平坦。城墙改变了防御战的性质，从此导致更广泛的筑城建设。其最后结
果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长城，它大部分建于 １６ 世纪。
在 １４８２ 年严厉地考验城防体系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后，鄂尔多斯的防御
被认为已经稳定。一个后世的历史学家写道：
方余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墙堑，不得出，
遂大衄。于是边人益思子俊功云。①
余子俊在榆林边镇建造的城墙远远没有解决成化和弘治时期的整个北方
边境的防御问题。蒙古人不断地考验城防体系，并且在防区的其他八个边镇
向南进逼。１４７５ 年以后，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得大规模的胜利，但是袭击和讨
伐战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如果说北方边境战争没有真正地威胁中国的存
在，它们仍占用了越来越多的防御预算的资金，并成为皇帝、政治家、将军
和北方边塞内外长期受苦难的人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
① 《明史》＇41＇，181，第 4813 页。
第 ７ 章 正德时期，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正德初叶
１５０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弘治皇帝死后 １１ 天，他的 １３ 岁儿子朱厚照登上
皇位，成为明代的第 １０ 个皇帝。在三代之中，在位皇后嫡出的儿子（实际上
是唯一的儿子）第一次继承了皇位。虽然谣传这个孩子是皇后的一个近侍宫
女所生，但这从未得到证实，很可能是不确实的。他的父亲非常疼爱他，１４９２
年立他为太子。据说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专心，勤奋，对他的师傅们彬彬有
礼。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表现很好，小心谨慎地亲自履行给他规定的职责。他
喜爱的娱乐是骑马和射箭。①
年轻的皇帝一继位就得处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三个难题。第一，没有足
够的收入；第二，西北诸卫不能击退蒙古人；第三，太监和文官们在应当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常持不同意见。靠太监即位的皇帝偏袒太监。他的大学士
们很难向他说明他们对于太监掌权的忧虑。
皇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三个大学士，他们当中最年轻的 ５６ 岁。他并不
特别喜欢他们或他们为他设想的职责。他从执政最初的日子起就不听他们的
劝告。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