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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作准备。他去世时，谁在他的身边都可以提名他的继承人，因此江彬想让
他离开帝国的朝廷。但是皇帝感到虚弱，他的医生终于能够说服他，在他再
次旅行以前暂时返回北京休养。
１５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他进入北京。几千捆绑着的俘虏排列在皇城正门通道
的两边，每一名都用标帜予以识别。他打扮成一个将军，耀武扬威地骑马穿
过俘虏间的通道进入皇城。这是他最后的表演。三天以后，当他在北京正南
的天坛献祭时病倒了，被送回城里。
空位期
整个 １５２１ 年春天，他仍然病重，不能上朝或主持帝国的祭祀；他仍旧没
有为继位作准备。江彬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将占据皇城，拥立住在大同镇城
的代王。江彬只需要皇帝死时在他的身边。谁能对他所说的皇帝的最后命令
提出质疑？为了保证他能用武力作他的言词的后盾，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他
伪造了一道任命他指挥在北京的边军的命令。这个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但
是 ２９ 岁的皇帝在 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夜死于他个人的宫中时，江不在他的身边。
只有两个司礼监太监在场，他们记下了他最后的话：
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联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
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①
当管事的太监们来到时，他已经死了。
首辅杨廷和是最先知道皇帝去世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也已为这一可能发
生的事件作了安排。４ 月 ２０ 日晨，当官员们从司礼监给他带来皇帝的最后指
示时，他已经作好了行动的准备。皇帝在临终时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了大学
士们，但没有实际指定继位人。一段时间以来杨心中已有一个候选人：皇帝
的堂弟，兴王的 １３ 岁的儿子。他起草了一道遗诏，他在遗诏中指定这个孩子
为合法的继位人，吩咐司礼监太监把遗诏送呈太后批准。到中午这件事情就
已办妥，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满意。吏部尚书王琼（１４５９—１５３２ 年）反对杨
的专横的决定。他想向整个朝廷提出这件事，但已太晚。４ 月 ２１ 日清晨，已
有一批人出发去护送这个亲王来北京。只留下一个严重的威胁——江彬。
４ 月 ２２ 日，江彬进紫禁城去听宣读皇帝的遗诏。杨廷和在遗诏中命令边
军返回他们各自的防地，这实际上剥夺了江彬的指挥权。江的同谋者怂恿他
采取行动，但他犹豫不决。他派他的主要顾问许泰暗中监视大学士们。杨设
法使许相信，他并不想对江彬采取任何行动，那是由继位皇帝决定的事情。
江听到这些话以后，决定仍然退居住所。尽管许多朝廷官员想马上逮捕他，
杨廷和却反对。他担心，此事如果处理不慎，可能随即发生一场血腥的战争。
４ 月 ２４ 日，杨说服掌司礼监的太监们请求太后下令逮捕江彬。他发现很
难得到他们的合作。主要的掌权太监魏彬因婚姻而与江彬有亲戚关系；张锐
（他曾在江彬的帮助下设法掩盖了他和宁王谋反的牵连）也尽力包庇他。杨
最后对他们两人进行了威胁。他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将以他们拒绝
请旨逮捕江彬为理由使他们牵连进去。魏彬同意拘留江，但不让他个人承担
任何特定的罪行。杨则同意不把任何太监牵连进这一案件；只有江在军事上
的同伙将同他一起被捕。
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江彬再次进紫禁城，参加坤宁宫落成的庆典，坤宁
宫是寝宫之一，在 １５１４ 年的大火中被焚毁。杨廷和已经得到逮捕江彬的意
旨，命令皇城守门卫兵们在江彬试图离开时将他拘留。杨只担心，张锐可能
在卫兵们接到他们的命令之前，已把这个计划告知江彬。在典礼进行当中，
有一个太监走近江彬，向他低声说了什么，于是他向北门逃走。他试图虚张
声势地夺路而出，质问死皇帝怎么能够发布命令，但是卫兵们逮捕了他和他
的护卫。稍后他的主要同谋者也被逮捕，和江一道被送往锦衣卫监狱。继位
① 这一段所列的人及本章所列的其他大部分人在《明人传记辞典》＇191＇中都有传记。
不再有危险。
在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 ３５ 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
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
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
国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
船工被准许返家，浣衣局的妇女们被送还她们的家庭。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当
作正德皇帝遗诏的条款来执行，遗诏实际上是杨廷和写的。
与此同时，朝廷官员和太监们正就谁应迎接并在何处、何时、按何顺序
迎接新皇帝不停地争吵。他们全都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都想最先得到新皇
帝的恩宠。无论谁，即使是安排继位的杨廷和，都不能确定前途如何。
对本朝的评价
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初期进行著述的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正德皇帝有其特
点，是一个机警、聪明的人，精于诗歌、音乐和技击。这类评论也许透露，
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找出某些方面来赞扬，却不能找出其他的话来说；但是他
们的评论也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情况。即使他不聪明，至少他也狡猾而粗暴，
足以保存他自己和维持他个人的权力达 １６ 年。
１８ 世纪官修《明史》的编者们称道他的尚武精神和他制止明代军事力量
下降的成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军事力量从 １５ 世纪中叶以来就在下降。他们
认为他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大体上稳定，他的功劳在于在政府高级机构任用能
干的文官们；他们断定，如果他喝酒不是那么多，他可能成为一个中常的君
主。
他总是因他对待他的地位的态度，因他不肯像君主的权力把他置于高于
一切的位置上那样发挥作用，而受到非难。正德皇帝把自己想象成军人－统治
者，这与礼仪以及他的官员们期望他实行的官僚政治的准则是不相容的。他
自身的行为，他对朋友的选择，他对文官们的无礼，以及他的酗酒，都被认
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和皇帝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即使唐代和后来北方一些
王朝的皇帝（还有明代早期的皇帝）也常常骑马、打猎、参加战役，到了 １６
世纪大多数文官却觉得这类事情在一个皇帝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有关
正德皇帝纵情享乐的态度和对礼仪、习俗、规矩的蔑视的故事仍然很受欢迎，
到 ２０ 世纪已以多种书名出版。①
①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509 年；1964 年台北再版），114，第 7 叶。《明通鉴》＇210＇，38，第 1450
页。
第 ８ 章 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皇帝的选择和继位
明代的第 １１ 个皇帝朱厚熜 １５０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生于湖广省安陆（今湖北钟
祥县）他父亲的庄园里。他的父亲兴王朱祐杬（１４７６—１５１９ 年）是成化皇帝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 年在位）的第四子，邵贵妃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他爱好诗
歌和书法，不肯参与他同辈的其他许多消闲活动，而是纵情于艺术和文学的
消遣。未来皇帝的祖母邵贵妃被她的父亲卖给杭州的镇守太监，他训练她写
字和吟诵唐代诗歌，然后把她当作礼物献给成化皇帝。她的孙子于 １５２１ 年即
位时，她已是一个失明的老妇，退居于浣衣局，这是位于皇城以外的安置退
居或失宠宫廷妇女的院子。未来皇帝的母亲蒋氏妃是北京卫军一个军官的女
儿。她于 １４９２ 年与兴王成亲，１４９４ 年随他到他的安陆庄园。①
这个朝代的史学家们照例记载了与标志这个未来皇帝这样显要人物的诞
生相伴随的奇异的吉祥征兆。例如，他们写道，他诞生的这一年黄河水清五
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因为这类奇迹标志真命天子的出世。
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非凡的。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吟诵唐诗，
他经过几次尝试便常常能够准确地背诵诗句。他稍稍大点以后，在他父亲的
直接指导下，开始学习古籍。他爱学习，证明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①
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似乎很亲密。兴王除了亲自辅导他的独子以外，还
让他参加他自己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札，并且当他到北京觐见皇帝时，
也把他带到北京的皇帝的朝廷去。因此，这个未来的皇帝还是孩子的时候，
便已熟悉仪式和典礼的规矩，这种知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对他很有用。
兴王生病于 １５１９ 年 ７ 月死去时，他的儿子接手管理王府。王府长史袁宗
皋（１４５３—１５２１ 年）帮助他做这项工作，后来随他到北京。袁从 １４９１ 年起
就为王府效力，立下殊勋，证明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管理人。在嘉靖朝的最
初几个月里，他成了新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知己。
１５２０ 年 １０ 月，正德皇帝在他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在一次乘船游玩
的事故中几乎淹死；他的健康状况从此不断恶化。到了 １５２１ 年春，他已不能
上朝，他的医生报告说，他已不能治愈。他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
继一个；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他去世时，没有留下关于继位的明确指示。一切
事情都交托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作好迎接困难的
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皇帝年幼的
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
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 １３ 岁的孩子作已故
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
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在位）弟弟的独
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有
①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93 和 201。
① 实际日期是 1480 年 1 月 29 日；关于以下所引的奏疏的部分内容，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198，
第 2 叶。
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他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
位，并且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①
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
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
之一的江彬将军（死于 １５２１ 年）所统率的边防驻军的部队驻扎在京师，杨担
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
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
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
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
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①
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①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
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
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帝后，而这样
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
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
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
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
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
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
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
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诏书，这种
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
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兴王在他
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他的藩邸即皇帝位，作为新皇帝
接受这些官员的朝贺。１５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一行约 ４０ 人簇拥着皇帝从安陆出
发，不间断地旅行了 ２０ 天。在向北京行进时，年轻的皇帝表现极好，拒绝了
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他旅途的困难。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
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
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
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
贺。１５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
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５ 月 ２７ 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
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
① 例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于《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 年；台北影
印，1956 年），第 38 页。
① 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458＇（布鲁塞尔，1967 年），
第 526 页。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一代代的继承人，他们声称有权统治蒙古民族。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制：《元明时期》＇114＇（《中国历史地图集》＇114＇，第 7 卷，上海，1975 年），
第 38—39 页。这部地图集一般地来说反映了历史学和地图学的杰出成就。更早的舆地图，像艾伯特？赫尔
曼的《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坎布里奇，1935 年；诺顿金斯堡编，芝加哥，1966 年），即使没有那样
夸大，也同样未能把真实的和名义的边界区别开来。
场权力、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权力斗争
关于大礼的争论
１５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的负责官员们提
出适合于他父亲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大学士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依据两个
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他又说，谁不同意他就
是奸贼，应被处死。
杨廷和挑选了两个不寻常而又有争论的事例。公元前 ７ 年汉成帝（公元
前 ３２—公元前 ７ 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让他的侄子定陶王继承他，
延续他的世系。但是，这个孩子一掌权便不顾已故皇帝亲属的反对开始给予
他的家庭成员以封号、俸禄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 ４ 年，在两个朝臣的请求
下，皇帝把他的两个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庙，这项提议得到
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一心想尊崇他亲生父母的
皇帝也不大可能开的先例，因为这只不过证明皇帝最终能够为所欲为。
作为英宗皇帝（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年在位）而掌权的赵曙，是濮王的第 １３ 个
儿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远代子孙。没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１０２３—１０６３
年在位）于 １０３６ 年收养了这个孩子，随后又将他立为太子。１０６４ 年他一即
位，朝廷关于他父母的封号的争论就开始了。朝廷上高级官员们有两年忙于
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批人认为皇帝应当给他的父母上尊号，并继续
称他们为父母；另一批人认为他只应当承认他的前任的世系。这场争论很快
恶化成一场主要以皇帝权力的适当限度为中心的派系争吵。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皇帝承认他的亲生父母，并制定了对他们的祭祀
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写了反对的意见。哲学
家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 年）草拟了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大学士杨廷和向皇帝
送呈这个先例供他考虑时，附上了程颐对这个事例的议论。①
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
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