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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经验论。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尽可能扼要地和直截了当地表述的这个陈述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看来他们把它当作笑话，并发出了笑声。其次，我提出整个困难是由于错误假定科学知识是知识的一个种所致，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是：如果我知道天在下雨，那么天在下雨必定是真的，因此知识包含着真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是假说性的，往往不是真的，不管肯定是真的还是可能是真的（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听众又认为是笑话或悖论，他们又鼓掌大笑。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人不仅想到我认真地坚持这些观点，而且想到一定时候这些观点会被广泛地认为是常识。
正是伍德格尔建议我响应新西兰大学（在坎特布雷大学学院，是现在的坎特布雷大学当时的称呼）招聘哲学教师的广告。有人——也许是哈耶克——把我介绍给瓦尔特·亚当斯博士（后来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埃丝特·辛普森小姐，他们正在主持学术救援委员会，该委员会那时试图帮助许多逃离德国的难民科学家，并且已经开始帮助一些逃离奥地利的人。
1936年7月，我离开伦敦去哥本哈根——恩斯特·贡布里希为我送行——参加一个大会，并且与尼尔斯·玻尔见了面，我在第18节已描述了这次会见。我从哥本哈根回到维也纳，途经希特勒的德国。11月底，我收到A·C·伊文博士的一封信，以剑桥大学道德科学学院的名义给我提供学术客席职位，并附有一封学术救援委员会瓦尔特·亚当斯的支持信；之后不久，在1936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一份电报，让我担任新西兰克里斯特彻奇坎特布雷大学学院的讲师。这是一个正式的职位，而剑桥提供给我的客席职位本意是给一个难民的。我的妻子和我都愿意去剑桥，但想到这个客席职位是可以转让给别人的，因此我接受了新西兰的邀请，要求学术救援委员会和剑桥邀请维也纳学派的弗里茨·韦斯曼代替我。他们同意了这个要求。
我的妻子和我辞去了学校教学职位，一个月内我们离开维也纳去伦敦。五天后我们在伦敦乘船去新西兰，在1937年3月第一周到达克里斯彻奇，正好赶上新西兰学年开始的时间。
我肯定地认为，我的帮助对于逃离希特勒的奥地利难民是迫切需要的。但又过了一年，希特勒侵占了奥地利，救援的呼吁也发出了。在克里斯特彻奇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难民获准进入新西兰；由于新西兰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R·M·坎贝尔博士的努力，把一些人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营救了出来。
无尽的探索23．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23．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在去新西兰以前，我在英国待了总共约九个月，这是一次启示和感悟。人民诚实正直、彬彬有礼以及他们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甚至我遇见的大学教师都对希特勒的德国一无所知，并且痴心妄想十分普遍。当对国际联盟的普遍忠诚破坏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也许本来会阻止墨索里尼同希特勒联合）时，我在伦敦；当希特勒进入莱茵兰地带（一个为高涨的英国舆论支持的行动）时，我在那里。我也听到内维尔·张伯伦发言支持重整军备的预算，我试图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他只不过是财政大臣，因此他并没有实际需要来理解武装起来反对什么，或这一切是多么迫切。我认识到民主——甚至英国式民主——并不是一种预定来反对极权主义的体制；但是我发现显然只有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确实没有人对地说一句好话，那是十分可悲的。
在新西兰情况类似，但有点言过其实。人民没有恶意，像英国人一样彬彬有礼、友好、心地善良。但是欧洲大陆无限遥远。在那时新西兰除了通过英国（五星期的路程）外，与世界没有任何接触。没有空中联系，一封书信来往得三个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遭受惨重的损失，但是一切都已忘怀。他们很喜欢德国人，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印象是新西兰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也是最容易治理的国家。
那里的工作气氛是异乎寻常的宁静和愉快，我很快就安顿下来，继续已中断若干月的工作。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对我有很大的鼓励。首先来到的是物理化学家休·帕顿、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怀特、地质学家鲍勃·艾伦。接着来的是经济学家科林·辛金、律师艾伦·里德、辐射物理学家乔治·罗斯以及当时学古典文学和英语的学生玛格丽特·多尔齐尔。在南部的达尼丁、奥塔戈是哲学家纳翰·芬德利和神经生理学家约翰·艾克尔斯。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终身的朋友。
我的精力首先集中——除了教学以外（我只教哲学）——于概率论，尤其是概率演算的公理方法以及概率演算和布尔代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且我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压缩到最小篇幅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心》杂志上，这项工作我继续了许多年：每当我患感冒，这项工作就是我的很大支持。我也读一些物理学，进一步思考量子理论。（除了别的以外，我还在《自然》杂志上读到哈尔班、约里奥和科瓦尔斯基关于铀爆炸可能性的激动人心而令人不安的来信，《物理学评论》上关于同一主题的一些来信，以及卡尔·K·达罗在《史密斯森研究所董事会年度报告》上的一篇论文。）
我长时间思考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毕竟，正是部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在1919年使我走上了通向《研究的逻辑》的道路。我在哈耶克的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讲演，这篇讲演包含着（或我认为包含着）将《研究的逻辑》的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我同休·帕顿和H·拉森博士讨论过这些思想，后者那时在经济系教书。然而我最不愿意发表任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存在，他们毕竟是仍在抵抗暴政的惟一政治力量。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应该发表任何反对他们的东西。即使我认为他们的政策是自杀性的，认为他们能因一纸空文而革除弊端也是不切实际的。发表任何批判只能削弱他们。
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消息传来。现在迫切需要帮助奥地利人逃离。我也感到再也不能压制我从1919年以来获得的任何政治问题知识了，我决定发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其结果是两个多少互相补充的部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最初我曾想把它称为：《虚假的先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
无尽的探索24．《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4．《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起初，我只是想详细阐述我在哈耶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并把它译为可发表的英文（讲话最初是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家中用德语发表的），更为周密地证明“历史决定论”如何激励法西斯主义。我看到已完成的论文清楚地摆在面前：颇为冗长，但是合并为一篇当然更容易发表。
我的主要困难是用可以接受的英文来写这篇论文。早先我已写了一些，但是语言上很糟。我在《研究的逻辑》中的德文文风对于德国读者来说，是轻快得体的；但是我发现英国的写作标准是全然不同的，比德国标准高得多。例如没有一个德国读者会计较多音节词。在英语中，人们必须学会避免多音节词。但是如果人们仍然在为避免最简单的错误而斗争，那么更高的目标就更加遥远得多了，不管人们多么赞许这些目标。
我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我的著作中最为烦琐乏味的一篇。此外，在我写了10节形成第一章以后，我的整个计划打乱了：第10节是本质论，这使我的朋友如此困惑，以致我得将它加以详尽阐述，从这种详尽阐述以及我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极权主义倾向所作的一些评论——连我的朋友（尤其是亨利·丹·布罗德海德和玛格丽特·多尔齐尔）也认为这些评论晦涩难懂——中，既没有任何计划又与一切计划相反，发展出或探索出一个真正意想不到的结果：《开放社会》。在它开始成形以后我就把它从《贫困》中分离出来，并把《贫困》缩减到它多少是原来设想的内容。
还有一个次要的因素促成了《开放社会》：我被有关希腊哲学中的“一和多”的一些考试问题的蒙昧主义所激怒，并且我要把与这些形而上学思想有联系的政治倾向公开化。
在《开放社会》脱离《贫困》后，我接着完成了《贫困》的头三章。第四章直到那时还只有一个梗概（一点也没有讨论我后来所称的“境况逻辑”），我想只是在《开放社会》的柏拉图卷的第一次草稿写毕以后才完成了第四章的。
无疑，部分是由于我思想中的内在发展，这些著作才以这种有点混乱的方式写作的，但我想部分也是由于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和战争的真正爆发，以及由于战争的奇怪进程所致。像每个人一样，我担心在法国陷落以后，希特勒会侵入英国。当他转而侵入俄国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又怕俄国会垮台。然而正如丘吉尔在他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中所说的，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希特勒坦克攻入俄国和日本轰炸珍珠港输掉了。
《贫困》和《开放社会》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又可能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统制主义”）的思想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的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作为防止迷信历史决定论的危险的警告。这两本书，尤其是《开放社会》（无疑是更重要的一本书），可以说是关于政治哲学的书。
这两本书都是从《研究的逻辑》的知识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从我的这种信念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在知识理论及其中心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无疑的？”）上往往不自觉的观点，对于我们对待自己和对待政治的态度是决定性的。
在《研究的逻辑》中我试图表明，我们的知识通过试验和排除错误而成长，在知识的前科学成长与它的科学成长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科学水平上我们自觉地搜索错误：自觉采取批判方法成为成长的主要工具。大概在那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批判方法——或批判法——一般地说乃是搜索困难或矛盾以及对它们的试验性解决，而实行这种方法的可以远不限于以批判性检验为特征的科学。因为我写道：“在这一著作中我已把解决矛盾的批判方法——或者‘辩证方法’，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降为第二位，因为我关心的已是努力发展我的观点的实用方法论方面了。我在一部尚未发表的著作中已经试图采取这种批判路线……”（指的是《两个基本问题》。）
在《开放社会》中我强调，尽管批判方法要尽可能地利用检验，并且更可取的是利用实际的检验，但可以把它概括为我所描述的批判态度或理性态度。我论证说，“理性”和“理智”的最好意义是对批判开放——准备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并且，我试图论证这种理性的批判态度应该尽可能地加以扩展。我建议可把这种尽可能地扩展批判态度的要求称为“批判理性主义”，这个建议后来得到艾德丽安·科赫和汉斯·阿尔伯特的赞同。
在这种态度中含有以下认识：我们总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即使十分善良的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显然也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够因而常常犯错误。比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可解决的价值冲突，有许多道德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冲突而不可解决。
不可能有没有冲突的人类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不是友好社会而是蚂蚁社会，即使这种社会可以达到，达到后也会破坏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人类价值，因此这些价值会阻止我们试图去实现这种社会。另一方面，我们肯定应该减少冲突。因此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价值冲突或原则冲突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表明价值冲突和原则冲突是有价值的，并且对于一个开放社会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
《开放社会》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旨在反对道德相对主义。道德价值或道德原则可以发生冲突这一事实并不使这些论据归于无效。可以发现甚至发明道德价值或道德原则。它们可与一定的境况有关，而与其他境况无关。它们对于一些人可以接受，对于另一些人则不能接受。但是所有这一切与相对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就是说，不同于那种可为任何一套价值作辩护的学说。
在我的这本学术思想自传中，《开放社会》中的其他许多哲学思想（有些与哲学史有关，其他与历史哲学有关）实际上应该提及——确实应该比这里能讨论的更多地提及。其中有第一次相当详尽地论述的反本质论观点，我认为这是既非唯名论又非观测主义的反本质论的第一次陈述。与这种论述有联系的是，《开放社会》含有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某种批判，这种批判几乎完全被维特根斯坦的评注者忽视了。
在类似的背景下我又写了论逻辑悖论，并且表述了一些新的悖论。我也讨论了这些悖论同民主悖论（这个讨论已引出了大量文献）和更一般的主权悖论的关系。
在我看来，对问题鲜有建树的大量文献是由于对我的历史说明思想的错误批判而涌现的。在《研究的逻辑》第12节，我讨论了我所称的“因果说明”或演绎说明，J·S·穆勒在先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也许有点模糊（因为他没有区分始初条件和普遍定律），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我最初于布鲁塞尔宣读“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时，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卡尔·希尔弗丁博士作了一个有趣的发言，哲学家卡尔·亨培尔和保罗·奥本海姆也作了发言。希尔弗定指出我关于历史说明的一些评论同《研究的逻辑》第12节的关系。（这些评论最后成为《贫困》一书［1957（g）」版的第143－146页。希尔弗丁根据《研究的逻辑》所作的讨论阐明了现在［1957（g）」版第122－124页和133页上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部分同说明和预见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关，部分同历史说明所常用的普遍定律没有多大意义有关；这些定律通常没有意义完全是因为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特定的分析对于历史说明特别重要，而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还需要一些年才成熟。那就是理性问题（或“理性原则”，或“零点法”或“境况逻辑”）。但是多年来这个不重要的论点——以曲解的形式——在“演绎模型”的名称下却招来了大量文献。
问题更重要得多的方面，即境况分析方法是我在1938年头一次补充到《贫困》一书中的，后来又在《开放社会》一书第14章加以充分说明。这个方法从我以前所称的“零点法”中发展出来。在这里主要之点是试图概括出一种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以便应用于其他理论社会科学。在我后来的表述中，这种方法的组成部分是建立一个社会境况模型，这个模型尤其要包括一个人在其中行动的体制境况，这样就可说明这个人行动的理性（零特征）。因此，这样一些模型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尤其是那些“单称的”模型，就是（原则上可检验的）单称的历史假说。
在这方面我也许还可以提一提我首次补充进《开放社会》美国版的抽象社会理论。
对我来说，《开放社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使我去写历史（有点思辨的历史），而历史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一个写历史研究方法的口实。以前我作过一些哲学史研究，但没有发表成果，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论文。我认为至少可以说它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问题——事实上是一堆马蜂窝似的问题。
上面已提及，我称之为《柏拉图的咒语》的《开放社会》第一卷是由《贫困》第10节扩展而来的。在这种扩展的第一稿中，有一些段落论柏拉图的极权主义，论他的极权主义同他关于衰落和退化的历史决定理论的联系以及论亚里士多德。这些段落是基于我早年阅读过《理想国》、《政治家》、《高尔吉亚篇》以及一些《法律篇》，基于我中学时代起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希腊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