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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而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想必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任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还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有关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的传闻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泛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者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无尽的探索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连小孩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8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我不知怎么听到有关太阳系和空间（无疑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我的父亲建议我去问他的一个兄弟，并告诉我他的兄弟非常善于解释这类问题。这位叔叔首先问我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我想象一堆叠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我有点犹豫地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回答，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当然我表述不出我仍然感到的疑虑：这就是潜在的无限和实际的无限之间的区别，以及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个问题是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一部分（空间部分），并且它是（尤其是如果加上时间部分的话）一个严重的仍然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宇宙是一个半径有限的封闭的黎曼空间来解决它的希望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当然，我没有想到，使我困惑的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我叔叔那样的聪明的成年人应当理解的问题，而我还太无知或许太年轻或是太愚蠢了，以致不能完全把握它。
我记得许多类似的问题——严肃的问题，而不是困惑——是在后来出现的，当时我才十二三岁。例如达尔文理论中悬而未决的生命起源问题，以及生命是否只是一个化学过程（我选择了有机体是火焰的理论）等问题。
我想，这些是任何一个曾经听说过达尔文的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的实验工作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们成为非哲学问题。我们最不应该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判定哲学问题不存在，或者判定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尽管也许是不可解决的）。
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直如此。我认为，那些使我伤脑筋的问题有哪一个很久以前没有得到过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这些问题之中有哪一个会是新的，就更不可能了。我不怀疑像伟大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那样的人——《一元论世纪》杂志的编辑——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我想我的困难完全是由于我的理解有限所致。
无尽的探索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摈弃认为词及其意义（或它们的“真正意义”）有重要性那种态度而引起的。
我想大约是15岁时，父亲建议我读几卷斯特林堡的自传。我想不起是书中的哪几节促使我在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所感觉的斯特林堡的蒙昧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某些词的“真正”意义中引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记得当我试图坚持我的不同看法时，我心烦意乱地、确实是震惊地发现，父亲不明白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我们的讨论持续得越久，就越明显。直到深夜，我们才中止了争论。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没有对父亲产生很多影响。在关于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我记得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力图使自己永远牢记：决不要争论词及其意义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争论是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而且，我记得，我不怀疑这一简明的原则必定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我觉得斯特林堡和我父亲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落后于时代了。
数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时我委屈了他们，因为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我后来称之为“本质论”的那种态度仍然流传很广，而我作为一个学童所感到的那种失败感在以后的数年中经常萦绕在脑际。
当我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一些哲学书籍的时候，这种失败感第一次重复出现了。我很快发现斯特林堡和父亲的态度是很普遍的。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并且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厌恶感。父亲建议我试读斯宾诺莎的书（也许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试读他的《书信》，而是试读他的《伦理学》和《笛卡尔哲学原理》，这两本书都充满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武断的、不得要领的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的定义。它使我终身厌恶关于上帝的推论（我仍然认为神学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我还觉得在学校里使我最为着迷的科目——几何学的方法和斯宾诺莎的超几何学的方法之间的相似是很表面的。康德就不同了。虽然我发现《批判》太费解，但是我能够明白它谈的是真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试读了（我想我不大懂，但是肯定很喜欢）《批判》第二版（班诺·埃尔德曼版〕的序言之后，我翻阅了数页，对二律背反的奇怪安排感到惊异和费解。我没有掌握要领。我不能理解康德（或任何人）说理性会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但我从第一对二律背反表中看到真正的问题得到了论证，并目从序言中我也看到要理解这些事情，需要数学和物理学。
但是，在这里我感到我必须转到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上，而这种讨论对我的影响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仍然分道扬镳，并只由于它对我作为一个哲学家以后的生涯竟是如此关键，所以我感到我必须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甚至不惜多说些离题的话。
无尽的探索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
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我把这个称为离题话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本节第三段中对我的反本质论的表还无疑是基于事后认识而具有偏向。第二，因为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与其说是描写我的智力发展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不如说是讨论一个耗费了我毕生精力去澄清的问题。
我不愿说以下的表述是我在15岁的时候就想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并不比我在前一节所提到的同我父亲的那次讨论中我在这方面所持有的看法陈述得更好：
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条座右铭当作我的反本质论的规诫。除了涉及大概属于更晚一些时候的理论和假说以外，这种规诫与我第一次意识到关于词及其意义的担忧或争论所造成的困境时所怀有的情感的表达不会相距太远。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条走向理智毁灭的必由之路：为了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放弃真正的问题。
然而，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被我那幼稚而自信的信念所纠缠，我坚信所有这一切必定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对于哲学家，倘若他们完全赶得上时代的话。这种信念导致我后来开始更认真地阅读哲学书籍，试图确认我的问题——词的相对不重要性——是一个标准的哲学问题。于是我判定它与普遍慨念（共相）的经典问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我很快就认识到我的问题与经典问题不是一回事，但我仍努力把它看作经典问题的一个变种。这是一个错误。但结果是我对普遍概念（共相）问题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久我就得出结论：在普遍的词和它们的意义（或含意，或指称）的经典问题背后，隐现着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普遍规律及其真理性问题，即规律性问题。
普遍概念问题甚至在今天仍然被看作仿佛是一个词和语言用法问题，或境况相似的问题，以及如何用我们的语言符号的相似来比较境况的相似问题。然而对我来说很显然，这个问题更普遍得多；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对生物学上相似境况作出相似反应的问题。由于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反应在生物学上都有预期价值，于是把我们引导到预期或期望的问题，并且因而引导到对规律性的适应问题。
在我一生中，我不仅相信被哲学家们称为“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我也认为相反的观点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未推敲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从未用例如“中立一元论”和类似的唯心主义观点作过试验。但我一直是一个实在论的拥护者；这就使我对在普遍概念问题的语境内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实在论”这个术语比较敏感；这就是指与唯名论相对立的观点。为了避免这种有点使人误解的用法，当我从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可能在1935年；参阅该书的“历史注释”）一书时，我创造了“本质论”这个术语用来称呼与唯名论相对立的任何（经典）观点，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及在现代派中胡塞尔的“本质的直观”）。
至少在我选择这个名称前10年，我已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作为与经典的普遍概念问题（及其生物学的变体）的对立面，是一个方法问题。毕竟，起初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要提倡用一种方法而不是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创造“本质论”和“反本质论”这些术语之前很久，我用“方法论的”这个术语来限定“唯名论”这个术语，用“方法论的唯名论”这个名词来代表我对规诫特有的态度。（现在我认为这个名称有点使人误解。选择“唯名论”一词是试图把我的态度同某种众所周知的观点等同起来的结果，或者至少是我试图在我的态度和某种观点之间找到相似性的结果。然而，经典的“唯名论”却是我决不能接受的一种观点）。
20世纪20年代初，我有两次对这些想法有一定影响的讨论。第一次是我与经济学家兼政治理论家卡尔·波拉尼之间的讨论。波拉尼认为我所描述的“方法论的唯名论”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而不是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第二次讨论是稍晚一些时候与一位很有创见、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海因里希·贡佩尔茨进行的，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在实在论这个词的两重意义上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实在论的”。
现在我相信波拉尼和贡佩尔茨都是对的。波拉尼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自然科学多半已从言词之争中解放出来了，然而咬文嚼字过去曾经并且现在仍然以多种形式在社会科学中泛滥。但是不仅仅如此。我现在应该说，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属于我最近所称的“第三世界”或更好地说是“世界3”，一个理论、书籍、思想和问题的世界；一个自从柏拉图以来——他把它看作“理念世界”——始终主要由本质论者进行研究的世界。贡佩尔茨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一个相信‘科在世界”的实在论者必然要相信宇宙不是混沌的存在，也就是相信规律性的存在。而且虽然我觉得与
其说是与唯名论相对立，不如说是与经典的本质论相对立，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在用对规律性的生物学适应问题来代替存在相似性的问题上，我更接近于“实在论”，而不是“唯名论”。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如我现在对它们的认识那样），我想利用一份第一次发表在《论知识和无知的根源》一文中的观念表。
观念
即
名称或术语 陈述或命题
或概念 或理论
用
词 断言
表述它们也许是
有意义的 真的
它们的
意义 真理性
可通过
定义 推导
还原为
未经定义的概念 原始命题
试图用这些方法确定（不是还原）它们的
意义 真理性
导致无穷倒退
这个表本身是极平常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的逻辑类比是得到充分承认的。然而它可以用来证明我的规诫，这种规诫现在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尽管这个表的左边和右边之间的逻辑类比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左手这一边在哲学上是不重要的，而右手那边在哲学上却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意味着意义哲学和语言哲学（就它们向词打交道而言）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智力而论，惟一值得努力的事情是真的理论或者接近真理的理论——无论如何比其他一些（与之竞争的）理论，例如比一种较为陈旧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我想，这是大多数人会承认的，但是他们会作出如下争辩。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的，是否是新的，是否在智力上是重要的，取决于它的意义；而某种理论的意义（假如它们在语法上是明确地表述的）是用来表述该理论的词的意义的函数。（在这里“函数”正如在数学中一样，是用来说明论据的序列。）
这种对理论的意义的观点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广泛持有这种观点，而且常常无意识地认为它理所当然。虽然如此，在这种观点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真理。我要用以下简要的表述来反对这种观点。
一种理论（或者一个陈述）与在表述它时所用的词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书面的词与书写这些词时所用的字母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词有“意义”这个意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