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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艺术是自我表现这种学说只不过是浅薄的、笨拙的和空洞的学说——虽然不一定是恶意的，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就会导致自我中心的态度和妄自尊大。但认为天才肯定站在他时代前面的学说几乎都是虚假和错误的，而且开辟了与艺术价值毫无关系的艺术评价领域。
在智力上，这两种理论水平都这么低，以致认真对待它们也使人惊讶。第一种理论根据纯智力理由就能作为浅薄的、糊涂的而不予考虑，甚至毋需更仔细地看一看艺术本身。第二种理论——认为艺术就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天才的表现——可以用他们时代艺术的许多保护人真诚赞赏的无数天才的事例来反驳。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伟大的画家是受到高度赞赏的。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也是如此。巴赫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赞赏——除此之外，他显然不是站在其时代前面的（也许，像泰勒曼一样）：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认为他过时了，并且常说他是一个“大惊小怪的老人”。莫扎特虽然死于贫困，却得到了整个欧洲的赞赏。有一个例外，也许是舒伯特，他只受到维也纳小范围内朋友们的赞赏；但甚至在夭亡之际，也正越来越享有盛名。贝多芬没有受到其同时代人赞赏的故事是一个神话。然而让我在这里再说一遍（请参阅上述第10节中注「47」和［48］之间的正文），我认为生活中的成功主要是一个运气问题。它与功绩几乎无关，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总是有许多功劳显赫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可预料到这种事也发生在科学和艺术中。
艺术随站在前列的伟大艺术家而前进的理论不只是一个神话，它导致了派系和压力集团的形成，这些集团加上它们的宣传机器几乎类似一个政治党派或教会宗派。
人们公认的是，在瓦格纳之前就有一些派系存在。但并没有什么瓦格纳派（除非是后来的弗洛伊德派）：一个压力集团，一个党，一个有仪式的教会。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将不再多讲了，因为尼采对这点谈得更好。
我在勋伯格的私人音乐会阶会附近地区看到这样一些事情。勋伯格开始被看作瓦格纳派，就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一段时间后，他的问题以及他的学派里的许多成员的问题成了像他们中间一个人在一次讲演中说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接替瓦格纳呢？”或甚至“我们怎样才能接替在我们之中的瓦格纳残存者呢”？再后来便成了：“我们怎样才能够仍然站在所有人的前面，并且甚至不断地接替我们自己呢？”然而我感到要站在自己时代前面的意志与为音乐服务毫不相干，也与真正献身于一个人自己的事业毫不相干。
安东·冯·韦伯恩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音乐家，并且是一个朴素的、讨人喜爱的人。但他却是在自我表现的哲学学说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不怀疑它的真理性。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写他的《乐队曲》的：他仅仅听到了传入耳中的声音，他就把它们写下来；当声音不再传来时，他就停下来了。他说这是对他的乐曲的最简要的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够怀疑他的心地纯洁，但是在他朴实的乐曲中，找不到太多的音乐。
要写一部伟大作品的雄心也许有点意义；这种雄心可能确实有助于创造一部伟大作品，尽管许多伟大作品的产生并无任何雄心，除了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外。但是要创作站在时代前列并且宁愿不会很快就得到理解——使尽可能多的人感到震惊——的作品的雄心与艺术毫不相干。即使许多艺术评论家已鼓励并且推广了这种态度。
我认为，时髦在艺术中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应该是明显的：那些不仅是自己的艺术领域的大师，而且具有独创性天赋的极少数艺术家很少急于赶时髦，并且决不想做时髦的领袖。不管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是莫扎特、舒伯特，在音乐方面都没有创造新的时髦或“风格”。然而，有一个人这样做了，这就是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有才能和有魅力的音乐家——而创意曲的独创性却比伟大的大师要差、这对于所有的时髦都是适用的，包括原始主义的时髦——虽然原始主义也许部分是以对简单性的偏爱为动机的，而且叔本华有一段极为明智的评论（虽然也许不是他最独创的一段）：“在一切艺术中……简单性是基本的……至少忽视它总是危险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要力求简单性，尤其是我们在伟大的作曲家的主题中发现的那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例如《闺房》中所看到的那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复杂的；但莫扎特仍然能够骄傲地回答约瑟夫皇帝，乐曲中没有一个音符是多余的。
但是虽然时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新的风格可能出现，我们还是应该蔑视赶时髦的企图。这应该是明显的：“现代派”——那种牺牲一切代价都要标新立异，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要写出“未来的艺术作品”（瓦格纳一篇论文的标题）的愿望——与艺术家应当重视并且应当努力创造的事情毫不相干。
艺术中的历史决定论恰恰是一个错误。但是人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它。甚至在哲学中，人们也听到哲学探讨的新风格，或者“新键的哲学”——仿佛重要的是琴键而不是演奏曲子，仿佛重要的是琴键的新旧。
当然我并不是指责某个试图说出一些新东西的艺术家或音乐家。我真正要指责的是许多“现代派”喜乐家，他们不热爱伟大的音乐——伟大的大师以及他们非凡的作品，也许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品。
无尽的探索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5．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1925年，当我正在从事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工作时，维也纳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名叫教育专科学院。这个学院与维也纳大学有松散的联系。学院是独立的，但其学生除了要上学院的课外，还要学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大学里的一些课程（如心理学）是学院规定的必修课，其他课程则由学生选修。这个新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和支持维也纳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小学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会工作者作为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终生好友如弗里茨·科尔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奥地利驻巴基斯坦大使）和罗伯特·拉梅尔也是，我曾和他们俩进行过许多引人入胜的讨论。
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短暂时期结束之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工作。（没有失业救济或其他任何收入——就我个人而言，除了有时辅导美国学生外。）但我们热心于学校的改革，热心于学习——即使我们教育无人照管的儿童的经验使我们其中一些人对我们不得不囫囵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论产生了怀疑。这些理论主要来自美国（约翰·杜威）和德国（乔治·凯尔欣斯坦纳）。
从个人的和智力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学院的这些年对我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那里我结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学，并且是我工作的最严格的鉴定人之一。从那时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样努力发奋。确实，如果没有她，我的许多工作是决不会完成的。
我在教育专科学院的这些年进行了研究、阅读和写作——但是没有发表。那是我（非正式）学校教学的最初几年。在这几年中，我始终为一组同学举办讨论会，这些讨论会都很好，尽管在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们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岛度假时进行的。在学院里，我从我的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却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尔·布勒那里得益匪浅。（虽然教育专科学院的学生们都去听他讲课，但他却不在这个学院里教课，也不在那里任职。）
我除了给讨论会上课外，还要非正式地为我的同学应付我们必须进行的无数次考试中的一些考试作准备。其中心理学考试是由布勒安排的。后来他告诉我（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位大学老师进行的私人交谈中），这是他曾考核过的准备得最充分的一批学生。那时布勒刚受聘来维也纳讲授心理学，而就在那时，他的《儿童的智力发展》一书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之一。对我的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他关于语言的三个水平或三种功能的理论（上面注「78」已提及：表达功能（Kundgabefunktion）符号功能或发放功能（Auslosefunktion），以及更高水平上的描述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他解释说：那两个较低水平的功能对于人类和动物语言来说是共同的，并且总是存在的，而第三个功能则仅仅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并且有时甚至在人类语言中（如在感叹语中）也不存在。
由于许多原因，这个理论对我很重要。它肯定了我的观点，即认为艺术是自我表现的理论是空洞的。它导致我后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艺术是“交往”（即发放）的理论同样是空洞的，因为这两种功能都微不足道地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甚至在动物的语言中。它导致我坚定了我的“客观主义者的”态度，而且它导致我——几年以后——以我所称的论证功能去补充布勒的三种功能。我认为语言的论证功能尤其重要，因为我把论证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维的基础。
在教育专科学院的第二年，由卡尔·波拉尼介绍我结识了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教授。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是提奥多·贡佩尔茨的儿子（提奥多·贡佩尔茨是《希腊思想家》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朋友和译者）。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希腊学者，并且对认识论也极感兴趣。他是我仅遇到过的第二位专业哲学家，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大学的哲学教师。在这之前，我已结识了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汉诺威人，我的一位远亲，是列奥纳德·纳尔逊的学生），后来他成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哲学和社会学教师；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60年他去世为止。
像列奥纳德·纳尔逊一样，尤利叶斯·克拉夫特是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之间进行的讨论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我们的争论一半是集中在我对马克思的批评上，另一半则是关于认识论的，主要是康德的所谓“超验演绎”（我认为它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作为论据），他对二律背反的解决方法，以及纳尔逊的《论认识论的不可能性》。我们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从1926年一直持续到1956年，在他于1960年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接近一致的看法。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海国里希·贡佩尔茨对我总是很耐心。他以尖刻和挖苦闻名，可是我却从未碰到过。虽然在谈到他的一些知名的同事，如布伦塔诺和马赫等人物的故事时，他可能是最诙谐的。他不时地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并让我发表看法。通常我给他看我的部分手稿，但他很少发表评论。他决不对我不得不说的看法进行批评，但他却常常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对我自己的论题有影响的有关论点、书籍和文章上。直到若干年后，我把我第一本书的手稿（仍未发表，见下面第16节）给他时，他才表明他发现我所说的是重要的。后来（1932年12月），他给我写了一封高度评价我那本书的信，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对我所写的作品如此高度评价的信。
我读了他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就它们的历史方法来说是杰出的：他能够把一个历史问题探究到底，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胡塞尔并且（在谈话中）一直到奥托·韦宁格，他本人认识韦宁格，并认为他几乎是一个天才。我们在心理分析方面看法不一致。这时他相信心理分析，并且在《意象》上发表了他的看法。
我与贡佩尔茨讨论的问题是知识心理学或发现心理学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把这些问题换成发现的逻辑问题。我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任何心理学方法，包括贡佩尔茨的心理学主义。
贡佩尔茨自己曾批判过心理学主义——只是后来才陷入心理学主义。主要是在和他的讨论中，我开始强调我的实在论，我相信存在着一个实在的世界，认识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我开始确信，如果我们要论证这一点，而又不跌进心理学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现象论甚至唯我论——所有我拒绝认真对待的观点的陷阱中，我们就不能从我们的感觉经验（甚至从我们的感情，如同贡佩尔茨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出发。我的社会责任感告诉我，认真对待这类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背叛，就是滥用我们应该用于真正问题上的时间。
自从我进入心理学实验室以来，我做了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很快使我确信感觉材料和“简单的”观念或印象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它们是虚构的——是基于把原子学说（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见下文）从物理学搬到心理学的错误企图的发明。格式塔心理学的支持者们也持有类似的批判观点，但是我却觉得他们的观点不够彻底。我发现我的观点与奥斯瓦尔德·屈尔佩及其学派（符茨堡学派），特别是布勒和奥托·塞尔茨的观点相似。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并不用意象来思维，而是用问题及尝试性的解决方法思考。我想，发现我的一些结果已被别人抢先达到，尤其是已由奥托·塞尔茨抢先达到，这是使我离开心理学的一个次要动机。
放弃我花费数年时间研究的发现心理学和思维心理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下列顿悟而达到了顶点。我发现联想心理学——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心理学——不过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翻译为心理学术语而已。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讨论“人是必死的”之类的陈述。这里是两个“术语”和一个“系动词”把它们连接或联合起来。把这译为心理学术语，你将会说思维在于把人的“概念”和必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只需记着这一点去读洛克的著作就会看到是怎么回事：他的主要假定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有效性，并且它描写了我们主观的心理学的思维过程。但是主谓逻辑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东西。（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与一小部分朴素的集合论不适当地混在一起的一小部分布尔代数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竟仍然会把它错认为是实验心理学。
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把一个含糊的逻辑学说翻译为一种所谓实验心理学的机制仍在运转，而这种机制甚至对布勒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有危险。
因为，在布勒同意并且大为赞赏的屈尔佩的《逻辑学》中，论据被认为是复杂的判断（这从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错误）。结果在判断和论证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区别。进一步的结果是，语言的描述功能（它与“判断”相对应）和语言的论证功能是同一回事；因此，布勒未能像他早已分辨言语的三个功能一样，看到论证功能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
能够把布勒的表达功能与他的交往功能（或符号功能、发放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或人即使没有被刺激作用的“接受器”也能自我表达。能够把表达和交往功能与布勒的描述功能区分开来，是因为动物、人类都能传达恐惧，而毋需描述恐惧的对象。而后我发现能够把描述功能（按照布勒的意见，是人特有的高级功能）与论证功能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存在着像地图一样的语言，它们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顺便说一句，这使得地图与科学理论之间大家熟知的类比成为一种特别不幸的类比。理论基本上是论证的陈述系统：它们的主要点是它们用演绎法说明。而地图则是非论证性的。当然，每一个理论也是描述性的，如一张地图那样——正如它像所有的描述性语言一样是交往性的，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行动；并且也是表达性的，因为它是交往者的“状态”的征候——这个交往者也许碰巧是台计算机。）因此有第二种情况，即逻辑上的错误导致心理学上的错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语言学倾向的心理学和先天的生物学需要的心理学是人类语言的使用和成就的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对逻辑的研究要优先于对主观思维过程的研究。并且它使我非常怀疑我那时接受的很多心理学理论。例如：我开始认识到条件反射的理论是错误的。不存在像条件反射那样的东西。必须把巴甫洛夫的狗解释为在获得食物方面寻求不变量（这方面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