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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说的虽是武王灭纣，“颠覆既有体制”的故事，但这绝非“革命”，而是顺应“老天的意旨”。因为商纣“气数已尽”，而武王乃是“真命天子”（又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因此，整本书所涉及的命运问题，可以说是利用“心理因果律”来维系既有的社会体制，最少有维系明朝既有体制的功能（在演义小说里，朱元璋正是一个具有魔法的“真命天子”）。但此一功能可能不是作者陆西星刻意为之的，而是在古老中国这个君权至上的“超稳定结构”里，“不可违逆的命运观”得到它滋生蔓延的沃土，《封神榜》只是从这片沃土中长出的一朵奇葩而已！
几句感言
剖析到最后，《封神榜》中的众神喧哗、魔法与命运，竟变成一个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这实在是数天前笔者重读《封神榜》时始料未及的。我无法像《封神榜》中的神圣，在未下笔前，就已参透出本文“命定的结构”，所以写来东拉西扯，芜杂异常；但作为一个“文字魔法师”，笔者最大的心愿是尝试以自己现在的“心灵位阶”去重新诠释少年时代所迷恋的某些古籍，赋予它们以新貌。
《封神榜》是先人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般人常从文学观点来衡量它，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也一直难登大雅之堂。面对这样的文化遗产，我们若不想抛弃它，就必须从文学以外的观点来诠释它，丰繁它的样貌。笔者是文学界外围的“捡破烂者”，安份守己地做这种工作恐怕就是我的“命运”吧！
包公案中的欲望与正义
在民间，包公是一个家喻户晓，代表正义的原型人物，依附于他而产生的民间传奇《包公案》则是一组有着侦探趣味、伸张正义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正义所欲追讨的乃是“出轨的欲望”，这使它具有了令人感到震惊、魅惑与反省的永恒主题——“罪与罚”。
作为一种表达思维、发抒情感的工具，《包公案》中的案件是真是假？是否都是包公所破？包公是否真的是断案如神的青天？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包公”事实上只是编故事者心理的外射而已）。因为在作者和读者心中，它们都只是欲望与正义、罪与罚的“符号”，重要的是这些“符号”所欲传达的讯息，它们才是历久弥新的，就像穿越历史时空的长喟，里面隐含着来自汉民族胸中丘壑起伏与心头块垒纹路的回音。辨认这些起伏与纹路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它们多少刻画着一个族群暴露在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时，内心普遍的心思。
在“正义”登场之前，《包公案》所说的其实是“欲望出轨”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绣像龙图公案》（同治甲戌年孟春重新镌，姑苏原本）共计五卷一百则（坊间的《包公案》则只有五十七到六十则），稍加分类可以发现，其中涉及“色欲”者四十六例，涉及“利欲”者三十六例，涉及“仇怨”者只有三例，因世间不平而在阴间告状者反倒有十一例（传说中的包公是日理阳世，夜断阴间）。这个比例反映的恐非现实界的“罪恶舆图”，而是世人心中的“罪恶系谱”，由单纯仇恨等“攻击欲望”引起的罪行在这里被淡化了，受到凸显的则是“色欲”与“利欲”这两种“甘美欲望”的出轨。
但《龙图公案》强调这两种足以“熏心”的欲望，似乎并非像精神分析所说，是想借此提供读者“替代性的满足”（透过阅读而在心里犯了那种罪）；相反的，它所欲灌输给读者的毋宁是强烈的“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常会不自觉地仿同于故事中的主角，而这些主角都是“被害者”，是他人恣纵欲望的凌虐对象。
以下，就先让我们根据欲望出轨与正义追讨的“型态”，来展读《龙图公案》中令人忧惧的“罪恶系谱”：
关于色欲的幽暗意识
俗谓“万恶淫为首”，关于色欲，《牙簪插地》一案正可作为其“幽暗意识”的代表。包公年轻时任南直隶巡按，有一八旬老翁私通族房寡妇，寡妇之小叔屡次微谏不听，具状告于包公。包公暗忖“八旬老子，气衰力倦，岂有奸情”，拷问老翁与寡妇，都说“没有”。包公为此忘餐纳闷，其嫂汪氏询之，他遂将这场词讼告嫂。“汪氏欲言不言，即将牙簪插地，谕叔知之，包公即悟”，随即升堂，“严刑拷打”老翁与寡妇，结果两人终于将“通奸情由，从实招供”。
包公见嫂将牙簪插地，悟出的是什么大道理呢？评批《龙图公案》的听五斋先生说，此谓“男女之欲必至死地而后已”。我想很多读者在听了这种“解释”后，仍然是满头雾水，莫名其妙。以妇女束拢头发的牙簪插地来象征“色欲死而后已”，比精神分析以“上下楼梯”来象征性交更加隐晦，但“贞静贤淑”的汪氏却能想出这个象征，而“正义凛然”的包公更是一点即悟，这多少表示，“好人”对色欲原是具有“特别敏锐的执念”。就好像西方中古世纪教会中的“圣人”，以其“担忧的想象”描绘各种“罪恶的性行为姿势”，而逼问来告解的教友是否“犯了这些不可告人的罪”一样。越“正直”的人，越思及坏人“堕落的深度”，就越义愤填膺，但事实上“坏人的堕落”，通常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丰富”与“深邃”。这就是笔者所意指的“色欲的幽暗意识”：欲望是强烈而可怕的，自己勉力以“仁义道德”来压制它，而意志薄弱者必然是“男盗女娼”的；这种微妙的心理乃是精神分析所说“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与“外射作用”（projection）的产物。
在涉及色欲的四十六个案件中，有九件是和尚所犯，比例相当高。照理说，出家人是清心寡欲的，但《龙图公案》里的出家人却是：“小僧与娘子有缘，今日肯舍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德如天”（《阿弥陀佛讲和》），“（他）原是个僧人，淫心狂荡”（《烘衣》）。这也是“幽暗意识”在作怪：色欲是如此强烈而可怕，在这方面得不到发泄的出家人，“必然”会因此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结果，《龙图公案》里就充满了“性致勃勃”的出家人。
但这种“幽暗意识”是不便明言的，就像汪氏只能以牙簪插地来“谕叔知之”般，《龙图公案》的作者也巧妙地以两类案例来呈现他（或者替大家说出）对此的“忧患”。这两类案例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是“谋杀亲夫”，一是“试妻”，兹分述如下：
色欲的忧患意识之一：杀夫
《白塔巷》一案说包公一日从白塔巷前经过，闻妇人阿吴哭丈夫刘十二声，“其声半悲半喜，并无哀痛之情”，包公怀疑那丈夫“死得不明”，派仵作陈某“起棺检验”。陈某查无伤痕，认为病死是实。包公不信，要他再查个明白。陈某回家忧闷，其妻阿杨建议他查看死人鼻中，结果发现刘十二鼻中“果有铁钉两个”，包公遂将阿吴上刑审问，阿吴招供“因与张屠通奸，恐丈夫知觉不合，谋害身死”。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包公在知道查看死人鼻中的“灵感”是来自陈妻阿杨，而且阿杨乃再婚之妇人时，亦对阿杨的前夫“起棺检验”，结果亦有“二钉子在鼻中”，于是一举连破两桩谋杀亲夫的大案。
听妇人哭声即能想到她谋杀亲夫，除了在神化包公的“慎谋能断”外，更是要彰显前述对色欲的“幽暗意识”与“敏感执念”。而仵作从妻子处得到的“灵感”，跟包公从汪氏处得到的“暗谕”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次要传递的乃是忧患意识：妻子的欲望出轨，会使做丈夫的大祸临头！
在《龙图公案》里，一共有四个妻子因红杏出墙而谋杀亲夫的案例（《白塔巷》《临江亭》《龙窟》《壁隙窥光》）。《临江亭》里的一句话“古云家有淫荡之妇，丈夫不能保终”，道出了传统男权社会里丈夫心中的“忧患”。但即使妻子并非淫荡之妇，因她貌美受他人觊觑，而祸从天降，让自己死于非命的也有四例（《黄叶菜》《厨子做酒》《岳州屠》《狮儿巷》）。
不过，《龙图公案》里也有几个贞妇，所谓贞妇是在他人的欲望要对自己图谋不轨时，必须严加抗拒，“咬舌自尽”或被对方杀死的女人，这有六例（《阿弥陀佛讲和》《嚼舌吐血》《咬舌扣喉》《三宝殿》《绣履埋泥》《三官经》）。整体看来，在充满男性观点的《龙图公案》里，色欲当头，女人只有“贞妇”与“淫妇”两种，“贞妇”自己“死于非命”，而“淫妇”则让丈夫“死于非命”或惨遭其他祸害（譬如《阴沟贼》里的破财，《招帖收去》里的官司缠身）。在《招帖收去》一案里，包公说：“（她）既系淫妇，必不肯死，虽遭打骂，亦只潜逃”，这又是“幽暗意识”在发作，“不死的淫妇”是多么地令人感到忧惧啊！
色欲的忧患意识之二：试妻
《龙图公案》里唯一“杀妻”的男人是《死酒实死色》里的张英，但他是“先下手为强”。原来张英赴任作官，夫人与珠客邱某通奸，张英回家“见床顶上有一块唾干”，知是“某男人”留下的，遂暗中逼问婢女，得知奸情，乃将婢女推入池中浸死，复闷不吭声将夫人推入酒槽呛死，又巧计将邱某入罪，由包公审谳，而包公在查知真相后，竟对张英从轻发落——“治家不正，杀婢不仁，罢职不叙”。听五斋先生对此案的批评是：“张英之疑，是亦学问”。
怀疑与试探妻子的贞节在我国民间故事里是一门“大学问”，前有“庄周试妻”，后有“薛平贵戏妻”，但真正将这种“忧患意识”发挥到极致的当推《试假反试真》这个案例：临安府民支弘度“痴心多疑”，娶妻经正姑“刚毅贞烈”，但弘度不放心，问妻道：“你这等刚猛，倘有个人调戏你，亦肯从否？”妻道：“吾必正言斥骂之，安敢近？”弘度又问：“倘有人持刀强奸，不从便杀，何如？”妻道：“吾任从他杀，决不受辱。”弘度又问：“倘有几人来拿住成奸，你不肯却何如？”妻道：“吾见人多，便先自刎以洁身明志，此为上策；或被其污，断然自死，无颜见你。”但弘度依然不信，过数日“故令一人来戏其妻以试之”，“果被正姑骂去”；但弘度还是难放下“心头巨石”，过数日，他又托于某、应某、莫某三名轻狂浪子“试妻”，三人突入房中，由于、应两人抓住正姑左右手，莫某脱其衣裙，正姑“求死无地”，悲愤交集。在裙裤脱下来后，于、应两人见“辱之太甚”，不禁放手，正姑“两手得脱，即挥起刀来杀死莫某，不忍其耻，亦一刀而自刎亡”。于、应两人驰告弘度，弘度“方悔是错”，但恐岳家及莫某家人知之，必有后话，竟先具状告莫某“强奸杀命事”。包公审理此案，亲验现场，发现正姑“刎死房门前，下体无衣”而莫某“杀死床前，衣服俱全”，知事有蹊跷，严刑拷打于、应两名证人，始知“试妻原委”，结果弘度“秋季处斩”，正姑“赐匾表扬贞烈”。
较温和的则是因怀疑妻子“不正”而“出妻”，譬如《烘衣》一案，妇人宋氏在门首等候夫归，一僧人路过，只顾偷目视之而跌落沼中，浑身是水，宋氏请他在舍外向火烘衣，适丈夫秦得从外归，“心下大不乐”，即对宋氏说：“我秦得是明白丈夫，如何容得尔一不正之妇，即令速回母家，不许再入吾门。”
但不管是“杀妻”、“试妻”或“出妻”，和前面妻子伙同奸夫“谋杀亲夫”，可说是“忧患意识”一体的两面；后者是“消极的被害”，前者是“积极的自卫”。这两类案例当然不足以涵盖《龙图公案》中色欲罪行的全貌，但却是值得我们玩味的两个“罪恶系谱”，即使时至今日，男性沙文主义日渐走向它的末日，移情别恋的妻子已不必借“谋杀亲夫”来挣脱婚姻的锁链，这方面的忧患虽大为减少，但性开放却也使男人心中的“幽暗意识”大为增加，“积极自卫”的忧患意识恐怕是不降反升吧！
关于利欲的“第三种知识”
在《龙图公案》里，涉及利欲的案件虽也有三十六起，但远不如色欲案件那么“扣人心弦”，这些案件多半是船家、旅店、猎户、地痞等临时“见财起意”，对过往商旅下手的，以“无头公案”居多。这种杀人越货的案件，即使是在“科学办案”的今天，也很难掌握到足够的线索而侦破，但在《龙图公案》里，罪犯都难以逍遥法外，包公所凭借的，除了敏锐的直觉（诗知）与睿智的推理（科学知）外，主要靠的是“第三种知识”。所谓“第三种知识”是指“诗知”与“科学知”之外另一大类广袤而模糊的“知的方式”，它包括“天启”“魔法”“显灵”“占梦”“神秘主义”等。在三十六个利欲案件中，有十八个案例的侦破都用到这“第三种知识”，比例相当高（色欲案件的侦破，也有一些用到这种“知识”，但比例没有这么高）。
譬如《木印》一案里，包公于途中“忽有蝇蚋逐风而来，将包公马头团团了三匝”，包公暗忖道“莫非此地有不明的事”，派人随蝇蚋而去，结果在岭畔枫树下挖出一死尸。又如《兔戴帽》一案，包公至武昌府评览案卷，精神困倦，卧梦“见一兔头戴了帽，奔走案前”，包公醒来即思忖“兔戴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再如《鹿随獐》一案，包公回衙来至山傍，“忽怪风骤起”，令人各处寻觅，发现一无名死尸；包公回衙，“不知谁人谋死，无计可施”时，又“精神困倦”起来，于是梦见“一人无头，身血淋漓，前有一獐，后鹿随之”，包公醒来即悟凶手乃名唤“张（獐）禄（鹿）”者。
但最神奇的当属《乌盆子》一案，贼人丁千、丁万劫夺商旅李浩财物，将其尸体入窑烧化，捣碎灰骨和泥烧成乌盆，卖给王老。王老夜里起来对着乌盆小便，乌盆竟开口叫屈。王老大惊，带着乌盆向包公报案。第一次审问时，乌盆因为自觉“赤身裸体”见官不雅，对包公问话“全不答应”；第二天，在王老用衣裳盖住乌盆去见包公后，乌盆才将被丁家兄弟劫财谋杀、骨扬灰的惨事全盘托出。
一个人因他人利欲的出轨，不仅死于非命，灰骨竟被烧成供人便溺的乌盆；而这乌盆在见官时，仍坚持必须“穿上衣服”，才肯吐露冤情。这种将乌盆拟人化，侮辱与矜持的对比，不仅告诉我们商旅李浩的冤魂是多么的悲怨，而且告诉我们正义的追讨往往是一波三折的。
听五斋先生说：“必尽如乌盆之决，而天下始无覆盆之虞。”问题是，看来看去，普天之下似乎只有包公这种人才具备这“第三种知识”，而这“第三种知识”说穿了，其实是冤魂的“自力救济”，而且这种“自力救济”还需碰上包公这样的“青天”才有效！事实上，它只是一种渺茫的寄托，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地狱一样，是人类对世间种种冤怨与不义的一种心理补偿。
正义的追讨需靠亡魂的“自力救济”，这多少亦是前述“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的投射吧？
地狱中的最后审判
包公的正义事实上是表现在《黄菜叶》《石狮子》《狮儿巷》《桑林镇》等案例里。在这些案例里，欲望出轨的分别是皇亲赵王、驸马、国舅与刘娘娘。但包公不畏权势，一一将他们绳之以法，所谓“关节不到，唯有阎罗包老”，其中特别令后人广为传播的是《桑林镇》，也就是《狸猫换太子》、《夜审郭槐》等改编戏剧的原本。
《桑林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此处从略；令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夜审郭槐”一段。郭槐在严刑拷打之下，原已招认，但因此案重大，宋仁宗又当庭审之，郭槐翻供说：“臣受苦难禁，只得胡乱招承。”于是包公想出一个妙计，在夜里将张家废园翻成阎罗殿场，把睡梦中的郭槐抓来审问，“郭槐开目视之，见两边排下鬼兵无数，上面坐着乃是阎王天子”，在自觉接受“地狱中的最后审判”后，郭槐遂“一一诉出前情”，录写画押完毕，才发现阎王乃是仁宗乔装，判官原是包公假扮。
地狱的最后审判观念，在过去深入人心。它的“存在”可以说是世人在不公与不义的现实社会里渴求正义的“替代性满足”。“想象中的正义”是“绝对”的，因此，地狱中的阎王与判官不仅具有“第三种知识”而已，简直是“全能思想”者，任何罪恶的行为与念头，在这里都无法遁形。郭槐就是在这种观念的诱引下，从实招供，他接受的事实上是“良心”的最后审判。
我们似乎可以说，“地狱”是“集体良心”的产物，而“正义”乃是“集体良心”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地狱的最后审判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