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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比较悲观。
六、不同阶层群体的预期
从不同阶层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层占100％，经理占859％，私营业主占961％，专业技术人员占864％，办事人员占724％，个体户占801％，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占884％，工人占734％，待业失业半失业者占750％。可见，管理层、私营业主占比例突出高。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更差的工人占比例最高。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几乎与现在一样的个体户、待业失业半失业占比例高。（表 118）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的职业层次相对低的占比例高。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预测5年后的生活，认为会变好的为大多数（好许多的占300％，好一点的占524％），认为变差的是极个别。反映出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是从不同性别群体看，认为会变好的男女不同性别群体占比例比较接近，男性群体评价生活好的程度高的多。评价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差女性群体占比例略高于男性群体。反映了男性群体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多，相比之下，女性群体没有这么乐观。
社会预期（2）
三是从不同户籍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非户籍人口占比例高，非户籍人口占比例高了5个百分点。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差的户籍人口占比例高，户籍人口占比例高了37个百分点。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非户籍人口比户籍人口更加乐观。
四是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的收入高的相对评价高，反映出绝大多数高收入群体对未来5年的生活更加乐观，而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人对前景并不看好。
五是从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与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占比例越高。预测生活会更差或几乎一样的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占比例高，特别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体占比例最高。反映出，高学历群体绝大多数人对未来生活更加乐观，而低学历群体有更多的人对未来生活比较悲观。
六是从不同阶层群体看，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许多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层（100％），经理（859％），私营业主（961％），专业技术人员（864％）。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更差的工人占比例最高。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几乎与现在一样的个体户、待业失业半失业占比例高。可见，预测未来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职业层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认为生活变差或几乎一样的职业层次相对低的占比例高。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预测5年后的生活，认为会变好的为大多数，特别是男性群体、非户籍人口、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职业层次高的群体占比例更高，反映出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从少数预测未来五年生活会变差或几乎一样的群体看，女性群体、户籍人口、收入低的群体、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职业层次低的群体占比例更高，反映了对未来生活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深圳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是深圳人对自己未来生活持高度
正面预期的主要原因，但是也要看到弱势群体对生活水平的评价与其他市民群体有着重大差异。事实上，经济的稳定发展才可能使公众对生活水平的正面感受有持续的提高。当今的深圳，尽管存在种种社会弊端，有些弊端甚至较严重，但毕竟仍是一个给人希望多于失望，兴奋多于沮丧，幸福多于痛苦的城市。
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的比较
对深圳居民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的分别分析，还不能全面揭示深圳人的心态，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
一、深圳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在深圳进行社会结构调查的同时，合肥市、武汉市进行了同样的调查，调查涉及的内容基本一样。借此调查比较一下深圳与内地省会城市在生活评价和社会预期方面的异同。
1、生活评价的比较
与1995年生活状况比较，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有所不同。总体看，深圳市民的评价认为好了的占比例高，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好的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占比例分别为：727％和622％、609％，深圳占比例高了118个百分点和105个百分点。其中在评价生活变好的程度上深圳人认为好了很多占比例高。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变差了合肥、武汉居民的评价占比例高，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占比例分别为：115％和218％、229％，合肥、武汉所占比例高了114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与1995年相比认为生活几乎一样，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基本接近。（表 119）可见，与1995年生活状况比较，深圳居民认为变好了的多。从实际情况看，深圳的经济状况比合肥、武汉的经济状况要好。从2002年中国部分大中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看，深圳排名第4，武汉排名第12，合肥排名13；2002年人均GDP排名深圳第1，合肥第82，武汉第104，反映了评价比较客观。与合肥市、武汉市的相关调查比较反映出，深圳市民对生活改善的评价远远高于合肥和武汉市民的评价。
2、社会预期比较
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的预测，深圳与合肥、武汉市居民的评价也有较大差异。总体看，深圳市民的预测认为会变好了的比例高，深圳所占占比例为824％，合肥和武汉的比例分别为572％和502％，深圳比这两个城市分别高了252个百分点和322个百分点。其中在评价生活会变好的程度上深圳人均占比例高。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预期几乎一样的，三市居民的评价基本接近，深圳所占比例最低，分别比合肥和武汉低2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的预测认为会变差的，武汉所占比例高了129个百分点，合肥所占比例高了89个百分点。可见，深圳居民对五年以后生活状况预测认为会变好的较多。相比之下合肥、武汉市民对未来五年的生活状况的预测比较悲观，而深圳市民对未来五年的生活持有乐观的态度。
表 120 目前对5年后生活状况的预期 （深圳、武汉、合肥三城市比较） ％
深圳
武汉
合肥
会好很多
300
169
167
会好一点
524
333
405
几乎一样
126
137
148
会差一点
41
138
97
会差很多
08
4
37
二、生活评价与社会预期的比较
从与过去五年和未来五年的生活评价相比发现，深圳居民对未来生活会改善的评价要高，高了97个百分点，主要是认为生活会好一点的占比例高。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会好一些有信心。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差或几乎一样的所占比例低。总体上看，与过去五年生活比较，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测更好。具体看：
第一，无论是与过去五年比较，还是对未来五年的预测，收入高的群体、文化程度高的群体、职业层次高的群体认为生活好了或会变好的所占比例高。而收入低的群体、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职业层次低的群体认为生活差了或会变差、几乎一样的所占比例高。
第二，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户籍群体有所不同。女性群体、深圳户籍群体与过去五年的比较，认为生活好了的所占比例高，但预测未来五年的生活时则比较悲观的多。而男性群体、非户籍群体与过去五年的比较，认为生活好了的所占比例低，但预测未来五年的生活时则比较乐观的多。
第三，与合肥、武汉调查的比较，无论是与过去五年生活的比较，还是对为了五年的生活预测深圳市民的评价都高。与社会现实比较，调查对象对生活的评价比较客观，实际上，个人的收入状况、职业状况越来越与文化程度挂钩。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越来越对女性、深圳户籍人口不利。
第八章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总结和前瞻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1）
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深圳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较完善、成熟，对外开放度最高的一座城市，因而，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上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一、适合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结构视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那么，它与环境之间有一种功能上的依赖关系。良好的环境，使社会结构变迁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向现代化方向顺利运行，而不是半途而废。深圳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之所以进行得较顺利，与它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
1、宽松的政治环境
为了充分发挥特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作用，中央赋予了深圳创新权。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特区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不断进行大胆的探索，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先干再说；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准了的就可以大胆加以试验，允许边试验边修改边完善，甚至允许失败。
深圳在超前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1980年中央就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1984年中央强调特区要按照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原则，跳出国内现行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改革特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邓小平两次亲临深圳，对深圳的经验给予高度评价。1994年针对特区要不要“特”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这无疑给了深圳一把敢为天下先的尚方宝剑。
2、优惠的政策环境
深圳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是在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展开的。特区建立之初，中央赋予了深圳许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基本上是经济政策，如在企业注册审批方面，实现限期审批登记制，在税收方面，特区生产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等。只有少数几条属于社会政策，如在劳动人事方面，外资企业的劳动用工，手续简便，费用低廉，企业劳务费用只占工业企业产品成本的10％左右；全面实行合同制，特区可自行招聘职工，也可以试用‘解雇和开除；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尽量搞计件工资；不搞计件工资的，可以搞计时、计日、计月工资，奖金可以不受限制；特区企业的工资，只定一个最低标准。
这些优惠政策所起的社会效果是不可低估的。只要深圳能够用好用足中央的各种政策，深圳就等于在不同于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制度环境中活动，可获得由引入新制度规则所带来的潜在效益，如比其他地区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有助于产生新的激励机制，逐渐使深圳成为一个比较开放的、对各方投资者都有很大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吸引内地的人才等经济资源向深圳流动。所以说，这些优惠政策在当时就是一个象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深圳才会有特殊的体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3、良好的人文环境
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人文环境下下发生的，文化是城市的魂。深圳人率先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向传统的阶层结构和流动秩序制发起了冲击， 一项又一项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一条又一条陈规旧律被无情打破 。在这些敢为人先的行动的背后，是新观念的涌动，是一种不同于我国任何其他城市的文化氛围的营造。
第一，不竭的创新精神。深圳是一座年轻城市，年轻人的思想较少僵化和较少守旧心理，有较强的开放、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深圳又是一座主动型移民城市，移民们追求卓越的主观能动性，是出于主动改变自身命运和追求个人理想的愿望以及获得新生活的冲动，与其说移民是在寻找外面的精彩世界，不如说更是在寻找自己，看自己有怎样的智慧，怎样的体力，怎样的能力，这就生成了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一股生生不息的内生推动力。这股内生动力， 推动深圳的决策层把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鼓励全社会创新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主动地进行规则的变革，能对来自民众的变革要求，作出良性回应，形成一个官民互动的维新格局：洞察现有体制问题之所在，敢于触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于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于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对此，邓小平同志精辟地作了概括：“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2）
第二，较强的自我价值实现欲和自我完善的追求 。在特区，人们更容易通过努力实现个人价值，所以深圳人强调个人成就、个人奋斗，期望掌握个人命运，曾经在内地是碌碌无为吃大锅饭混日子的人在深圳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深圳人是务实主义者， 他们最早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注重实利，轻蔑清淡，强调以自主、自强、自立的主体性姿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认为通过竞争，以能力和业绩换取的收入，体现了人的价值，收入越高说明你的能力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当然也就越光荣。因此，在深圳，收入多一般不会引起嫉妒，兼职行为是公开的、普遍的。比如在划分社会阶层的若干因素中，深圳认为金钱财富占的比例为536％，远远高于权力因素（157％），可见，深圳多数人对阶层的认同主要依据经济因素。这一现象反映了经济因素已经大于权力因素的影响，体现了社会进步。这与增加经济收入是迁移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有关。至1993年止，深圳经济特区的迁移流动人口来自全国28个省市，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都带着共同的目标…通过寻找工作的方式来增加经济收入，以此为目的迁移流动人口约占686％，这一比例在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迁移流动者中都是占第一位的（2） 。
自我完善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提高自我素质，扩大自我的适应面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才能不断增加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和质量，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平等精神。在深圳，一开始抱怨的声音就很少，因为大家都是移民， 不管你过去是强者还是弱者，你都不得不把它置于脑后；在内地原有的待遇、地位、关系都失去了， 深圳是新的起点，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犹如在竞技场上，起跑线是一样的，机会是均等的。只有在各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能，实事也的确如此。大部分移民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拚搏，打工的可以搏成老板，老板破产则还原为打工者，每一次置换都是源于自身的能力，你抱怨谁呢，所以移民中流行一句话：英雄莫问出处，只论素质才能，体现的是一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才观。
第四，敢冒风险的勇气。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为了改变现状抛掉铁饭碗而流动，但流动充满变数，流动的成本很高，极可能达不到改善现状的目的，甚至流动失败得不偿失，变成向下流动者，这样的事例在深圳比比皆是，创新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承担风险成本。深圳人对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变故，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多数人对炒鱿鱼等新鲜事件能坦然对待，很少出现过激的行动，这无疑为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开展，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五，效益观。深圳最先引入了利益、竞争、契约、风险等观念，在参与分化过程，最早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比如，深圳人大都摒弃平均主义观念，如对您认为一个社会存在收入差距是否合适的？问题的回答，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