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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比如，深圳人大都摒弃平均主义观念，如对您认为一个社会存在收入差距是否合适的？问题的回答，有100％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722％的经理人员、50％的私人企业主、67％的专业技术人员、567％的办事人员、708％的个体工商户、55％的商业服务业员工、396％的产业工人、472％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选择了完全合理或有点合理，平均率574％，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较少平均主义的影响。在很多地方强调分配的公平时，深圳人普遍认为，人才能力的发挥及所创造的绩效与其分配相称是最大的公平。
第六，乐观和居安思危意识。深圳人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各阶层对未来个人生活的预期普遍看好，认为会好很多的占305％，认为会好一些的占514％，而且，改革受益大的阶层预期更好。另一方面，面对激烈的竞争，深圳人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并由此形成了好学的城市风气， 对深圳人来说，学习不仅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现实生存的需要。
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经过融合、升华，逐渐形成了深圳精神：开拓创新，诚实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这种完美的时代精神是深圳过去、现在和将来社会分层和流动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案例：博士后在深圳下岗之后
有关深圳市博士后肖拴锁下岗的新闻，在广东乃至全国掀起了一片涟漪，难道深圳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多到这种程度，连博士后都得下岗且８个月后仍无法找到工作？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深圳人对博士后下岗的看法与内地人有很大区别，他们并不认为博士后下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下岗了再上岗啊，没什么奇怪的。”
传奇的人生在深圳遭遇突变———博士后在双向选择中落选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3）
肖拴锁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来到深圳科技工业园工作，先后在发展部、创业中心、法律部门任职，是一个工作责任心强，有能力、有技术的高层次人材，在今年３月份总公司首次推出的岗位双向选择中落选了！理由很简单，创业中心早于３年前因其科技孵化功能不成熟而关闭。而法律部门只需２人，除肖外，已有两个学法律的专职人员。
肖博士看自己下岗———“希望有个专门机构调配”
肖博士又怎样看待自己下岗呢？“刚开始，我还真是不习惯。读了近２０年书，从来都是最优秀的。正当年富力强，却遭下岗风波。而令他体会最深刻的，是下岗后不知去哪儿找工作。“我登过小广告，发过电子邮件，找人推荐过，但整整８个月了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肖博士的就业问题是直到新闻媒体关注，才有了转机。现在，有四五十家企业和他谈过，为了慎重，他正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肖博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社会上应该有一个机构专门从事人才的调配，特别对高学历人士，更应该在政策上和流通机构上给予关注。
用人单位说———要建立一种能进能出的制度
总公司办公室杨主任坚持认为，肖博士等人下岗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说，国营企业要破除计划经济观念，不能再人浮于事了。肖博士的专业很偏，我们公司目前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人事部邓副经理对记者说，在公司９１名员工中，大专以上文化占了６０人，其中博士、硕士有１１人。除了在公司工作１０年以上、工龄２５年（女２０年）以上的员工可以签长期合同外，其余一律一年一签。虽然大部分员工都是只签了一年合同，但下岗先例还从未有过。按编制，即使９人下了岗，公司仍然超编。如果说按合同办事的话，公司不聘合同期满的员工，是合情合理的。
深圳各界共识———“市场不会要闲人”
除了科技工业园总公司的员工存在专业不对口的情况外，整个深圳市也存在不少这样的情况，但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深圳市人才市场郑主任告诉记者，深圳市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脑力劳动者进入深圳市人才市场找工作，远远超过其它城市的人才市场。去年，通过人才市场在深圳找到工作的有１６５万人，今年将突破２０万人。深圳目前人才市场潜力还十分大。在全国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中，深圳的科技干部总数排倒数第二名。深圳目前最缺的是高科技人才，包括计算机、营销、机械一体化等方面的人才。至于博士后的需求，郑主任说，深圳所有研究所都是企业自己设立的，包括博士后流动站，这和内地的情况十分不同。企业要人都必须与企业的利益挂上钩。所以现在出站的博士后基本上都能找到合心意的工作，或者说双方都满意。至于是否一定得对口，郑主任认为，学校给的只是基础教育，相当知识得靠社会积累，特别是科技知识，５年就会换代。只要本人敬业、兴趣浓，就会迸发智慧火花，能量惊人。
深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处李处长介绍，深圳特区为引进人才，制定了一系列对高学历人士的优惠政策。深圳的博士后站现有１０个分站。目前出站有９个博士后，有５人留在深圳。连同外地来的博士后，共有６７人。至于博士，大约有一千多，硕士几千人，应该说，在全国占了很可观的份额。李处长认为，深圳是一个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城市，干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因此，根据个人意愿，很多高学历人士确实在从事学非所用的职业。按新观念，也不一定要求专业对口，只要能发挥所长就好。肖博士是深圳最早来的３个博士后之一，对于他的下岗，我们也准备为他联系对口的工作，但我们只能起牵线作用，不能强迫企业收人。就算是专业对口，如果满员，也不可能要。天地那么大，不一定非要留在深圳。
从湖南汽车机械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小陈，在深圳工作一年了，他的感受是，深圳是个“人才贬值”的城市，但正因为“贬值”，才逼得你不敢有丝毫自满，时刻都得保持状态，随时准备上阵搏杀。这里不会因为你从什么特殊的地方来而对你另眼相看，公司不会要一个闲人，而只会把你“榨”尽。尽管他认为这里“人才贬值”，但却认为深圳是一个很有机会的地方。
博士后们看“同类”下岗———“不要让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清华大学博士后谢如贤今年３６岁，已经是深圳六大超百亿集团之一的莱英达集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出站才二三年，若在其它地方，他相信像他这样毫无背景的人，是不会这么快有机会让他坐上这个位置的。他认为，博士后都是很有毅力的人，但是学历不能代表社会经验、与人交际的能力、各方面协调的能力。而这一切，在工作中是多么重要。作为一个博士后，应该很清楚把自己定在什么位置，不要让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深圳这个地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4）
方，如果没有对今后５年本人的预测，很难说得上有作为。浙江大学的博士林天毅现正在深圳中美合资的安科公司博士后站内工作，他认为博士后转行并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发展更重要。如果行业不适合，前景不好，应当机立断考虑转行，毕竟学校给的只是综合素质，才能是要靠自己在社会上建立的。
在深圳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心中自应有一杆秤。让自己改造企业而不是企业改造自己，这是一个强者、也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原载［新闻周刊1999年李小瑛］
二、体现“三性”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
这里所说的“三性”指的是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它们概括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公平性是指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业绩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开放性是指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合理性是指政府要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和机会，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
1、建立体现“三性”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平等性。市场不承认主体社会地位的差别，不承认任何超越市场平等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只承认价值规律所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而等价交换是以双方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为前提的。第二， 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在各各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展开的，而市场主体间的竟争则是由它们对自己的利益的追求所引起的， 竞争引起社会资源的流动，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动，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第三，开放性。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开放，市场自身的开放和市场主体自身的开放。
深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领先一步，1997年便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意义在于，一方面， 在市场上，那些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因素其意义开始下降；另一方面， 那些与个人相联系的地位标准或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也因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而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甚至市场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人们对市场机会的把握，这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占优势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原有的行政权权力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2、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
在深圳，人们已承认市场的权威，习惯于按市场经济规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企业把眼睛从瞄准政府转向市场，政府逐步学会了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职能，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用工、分配极少干预，而由市场说了算。
深圳建立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运作机制，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包括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个人收益与企业效益紧密结合的激励机制、自我约束的监督机制和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中， 不断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较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的路子，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人力资源的引进、交流和流动上，改变了由劳动部门统包统配的传统做法，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 调配部门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宏观调控方面，微观方面主要依靠用人单位自己择优挑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人才竞争和使用机制，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完全由董事会自主决定；企业在当地录用员工时，可以自行招收，劳动部门不做任何干涉，完全实行市场调节，企业不再聘用你了，你就得跑市场，而不是去找市长；允许企业自主选择用工形式，如固定工、合同制工、临时工、轮换工、时工、日工等； 深圳的企事业单位大都确立了市场决定工资的观念，基本上是以人才的市场价格来决定其工资水平的。
3、公平竞争机制渐显神威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能创造高效率的公平竞争机制，以竞争来挖掘人自身的潜力，以竞争来获得社会的承认，这种机制已在深圳初步建立。
（1）自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深圳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属于政治主宰型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不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获得，而是取决于人们出身于什么家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身份，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和具有什么样的行政级别等先赋性因素。一些人靠这些先赋性因素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身份是凝固的，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自主地获得某种身份或改变某种身份。这样的流动机制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5）
改革开放开始了深圳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各种改革使得利用先赋性身份优势获取利益的机会不断减少，使得公平的市场规则对各种类型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市场配置。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认同靠自身的后天努力、靠个人的能力以及业绩来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位置。
（2）在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上基本体现了公正公开和公平原则。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文化性的经济形式。劳动者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个人收入分配，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挂钩紧密，低素质的劳动力知识面窄，技能单一，能力很有限，只能从事某种简单的工作，在激烈的竟争中很难立足，改革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现象在深圳逐渐消失，知识越来越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读书年限与收入的关系系数R Square由1997年01％提高到2000年的06％。有一句口号在深圳很流行：知识能改变命运，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
高知识群体参与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深圳市近二十年来不断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科技，给大批大学以上的专业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知识分子可以办公司，搞发明，卖专利，可以被大的公司、企业高薪聘用；也可以参与政府部分的工作，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从事专业工作的有机会成为教授和研究员等。虽然在社会政治舆论领域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管理领域，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得到了参与社会的机会。
（3）公平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成为新的用人标准。企业取消了行政级别，在许多非公有制企业，既无行政级别，也无职称等级，仅仅以能力和业绩作为分配和待遇的依据。各种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越来越趋向于以个人的能力等基本素质为依据；人们在提职提薪方面，也逐渐变成以能力和业绩为重要依据， 如私营企业对于有特殊才能者给予技术参股，已上了一定规模和档次的企业，为了规范化管理，减少裙带关系等消极因素，对亲戚朋友一般不使用，华为公司依据员工能力和贡献大小等因素实行员工持股制，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几年来，该公司员工的流动率不足5％（1） 。
较早在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中引进竞争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坚决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改变了单一的委任制，实行了选任、考任、聘用、招考、竞争上岗等多种形式。从1980年开始，率先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后来又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经理或厂长聘任制，行政事业单位对新晋升职务的干部全面实行试用期制度。从1986年至今，已先后11次公开招选局级领导干部83名。从1999年开始，积极开展处、科级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试点工作，截止2001年10月，有教育局、口岸办等6个政府部门进行了缺位竞争或全员竞争的试点，89名竞争者通过竞争走上处级领导岗位。通过竞争，市政府办公厅产生了33岁的处长和29岁的副处长，具有硕士学位的由原来的55％上升到703％；市司法局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从原来的近47岁下降到415岁，其中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464岁下降到354岁。2001年10月开始的机构改革定岗定员工作中，规定凡是提拔处级领导职务必须竞争上岗，截止2002年6月底，在定岗定员中，通过竞争上岗提拔正、副处级领导职位公务员各128人、177人。
1993年9月颁布实施《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考试录用制度。截止2001年底，深圳市共招考公祭员10140人，说明将近半数（公务员总数为25111人）的公务员是通过考试录用的。 公务员考试录用敢于打破人员身份和地域限制，从1995年开始，将科员以下职位的招考范围扩大到工人及社会待业人员，当年公开招考340名公务员，有3000多名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前来报名咨询，符合资格条件准予考试的500多人；同时还打破地域界限，将44个市内紧缺专业的职位面向全国招考，有550名寄送报名材料，其中符合条件准予考试的236人。实行“两个突破”的做法，为拥有真才实学、有志机关工作而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