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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珍珍会意地说，“我叫妈妈。”
“不，我说的是妈妈不在家的辰光。”
“那我不吃早饭吗？”
妈妈觉得她问的对，低着头告诉她：
“每天晚上，你自己买好面包，早上起来，用热水瓶里的水泡了吃。”
“妈妈，你啥辰光不在家？我今天要不要买面包？”
“今天不要，等我不在家再买。”
从珍珍懂事的时候起，妈妈一直在家里的，妈妈上街买东西，或者是到外婆家去，总带她去。现在为啥要把她丢在家里？她不懂，问道：
“妈妈，你不在家，你到啥地方去？”
“到啥地方去？”妈妈给问住了。她不愿把心里想到的那个不好的兆头告诉孩子，怕伤害了幼小的心灵，可是她总觉得有许多事要预先做好，便支支吾吾地说：“啥地方也不去，——但不能一天到晚都蹲在家里，总有时要出去的。”
“你不回来吗？”
“回来，”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支持着她。她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可是最近到医院去做了心电图，医生的眉头有点皱起，好像治疗上很棘手，还是那一句老话：要她在家里安心休养。休养到啥辰光？别人休养一天天好了，自己休养却一天天坏了。她强打起精神说，“当然回来。”
珍珍抱住妈妈的腿，生怕妈妈马上就出去似的，说：
“你出去，我陪你去。”
“有的地方……你……你不能去。”妈妈的声音喑哑了。
“啥地方我不能去？”珍珍愣着两只小眼睛望妈妈。
妈妈伤感地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等你大了就明白了。”
“妈妈现在告诉我……”
“不……”
“告诉我，妈妈……”珍珍的头在妈妈的怀里揉来揉去。
猛的，有人嘭嘭地敲门。妈妈推开珍珍，说：
“快去开门，大概爸爸回来了。”
珍珍飞也似的去开门，走进来的不是爸爸，是个女的。珍珍一把抱住她的两条腿，愉快地叫道：
“余阿姨！余阿姨！”
余阿姨把珍珍抱了起来，一边亲着她红红的脸蛋儿，一边走到戚宝珍面前，劈口问道：
“你生我的气吗？”
“你说呢？”
“我晓得会生气的。”
“你也太狠心了一点，我已经进了厂，为啥连铜匠间也不让我进去一下呢？”
“你一进了会场，我晓得你更不肯走了。还是回家休息的好。”
“厂里轰轰烈烈进行‘五反’，和资产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我在夜校里兼的课虽说不多，也算是一个教员，哪能安心在家休养呢？你不让我参加会议，老实说，我思想上是不通的。那天晚上钟珮文要我回来，说是你的意见，你是支部书记，我只好服从组织。”
“你的心情我是晓得的。我关心的是你的身体。那样激烈的会议，你一定支持不了的。我们要从长远着想，等你病好了，要做的事体多着哩！”
“这一点，我也晓得，可是一想起厂里五反运动，我的心就静不下来了。”
“这两天好些了吗？”余静改变话题说。
“唉，”戚宝珍叹息了一声，隔了半晌，才说，“这个病，我看，难了啊……”
余静一听这口气不对头，她从来没有听戚宝珍这么悲观过，暗暗看了戚宝珍一眼，不禁大吃一惊：她的身体表面上虽然还保持着丰满，但是脸上皮色显得青紫，眼睛有点浮肿，乌黑的眉头里隐藏着忧愁，眼睛的光芒也失去过去的光彩，不过从头到脚整整齐齐，这又说明她心情十分宁静。她泰然地注视着未来。余静安慰她：
“休养休养总要好的，慢性病要慢慢来，不能性急……”“我何尝不晓得。我这病，和别的病不同，休养好久了，”她摇摇头，话到了嘴边，看到珍珍站在床边凝神地听，她没有说下去。
半晌，她想了想，对珍珍说：
“阿姨来了，你哪能忘记倒茶了？”
“哦，”珍珍转过头去拿热水瓶，里面空空的，她抱着热水瓶上老虎灶泡开水去了。
戚宝珍这才接着说下去：
“静，这两天我感到心里不舒服，从来没想过的事，这两天都想了。我看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她又说不下去了，余静宽她的心，说：
“听组织的话，在家里好好休养，别胡思乱想。我听人家说，多休养一个时期就会好的。”
“你没有我自己清楚。”她的眼睛注视着余静，对她的健康的身体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停了停，说，“看样子，我以后夜校去不了啦。你以后多上我家里来走走……”
余静没听懂她的话，满口答应：
“我有空一定来看你。”
“不是看我，你看看珍珍……”她的眼睛有点红了，小声地说，“还有杨健，我对他的工作很少帮助。他在外边一天忙到晚，回到家里来还要照顾我这个病号，实在是对他不住……”
余静怕她伤心，有意把话题岔开，问她：
“要不要叫我娘来住两天，照顾照顾你？”
“不要。姑妈来了，你的孩子谁管？”
“一道来，好不好？”
“也用不着，我这个病不会拖很久了……”
“你讲这些做啥？”余静设法打断她的话头，说，“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
她没有吭气，眼光停留在余静脸上。余静在找话题，说：
“你想吃啥小菜，我给你做点送来。”
“用不着了，我啥也不想吃。”
“那么，要不要啥唱片，买两张来给你听听？”
“我啥也不要，你以后常来来，我就安心了。”
“别讲这些话，好不好？”
“见一次少一次了……”
一片新月挂在明净的深蓝色的天空，从窗口射进微弱的光芒。房间里静静的，可以听到院子里习习的风声。弄堂外边传来赤豆汤的叫卖声。余静焦虑地征求她的意见：
“我打电话叫杨部长回来，好不好？”
“他？”她想了想，说，“还是让他在厂里吧，‘五反’工作重要……”
“他在厂里写汇报，写好了，要到区上汇报‘五反’检查总结大会准备情况，现在可能在区上。我打电话叫他回来……”
余静站起身来要走，一把给她抓住了，说：
“他讲今天要回来的，要晚一点。别妨碍他的工作。让他忙吧，做完工作，他会回来的。”
她恳求地望着余静。余静也望着她。两个人默默地没有说话，静悄悄中，门外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接着是爽朗的谈笑声，出现在房门口的是杨健和珍珍。他左手搀着珍珍，右手提着热水瓶。他一进门，把热水瓶往桌上一放，首先问余静：
“怎么，你还没回去休息？你有三天没有很好睡觉了，要注意身子。健康是我们革命工作的本钱。”
“出了厂，想起好久没看宝珍了，你也有两天没回来，就弯过来看看她。刚才正要找你，恰巧你来了。”
“有啥事体吗？”
余静把眼光对着戚宝珍。戚宝珍打起精神，勉强露出愉快的样子，望了余静一眼，遮掩地说：
“表妹给你开玩笑，——没啥事。”
杨健从余静的眼光里已经知道一切了。他问戚宝珍：
“你这两天身体哪能？”他过去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注视她的脸庞。
“还好。”她只说了两个字，话便哽塞在嗓子眼里了。她有无数的话要对他倾吐，可是见到他由于过分忙碌而显得疲惫的神情，往往就不说了。今天更怕引起他的忧伤，便忍住没有说下去。
余静不了解她细腻的用心，站在杨健身后，口直心快地说：
“好啥？你刚才怎么给我讲的？……”
戚宝珍用眼睛望了望她，又指着他说：
“忙了一天，在厂里也不得好好休息，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吧。”
余静没有再开口。戚宝珍一时也不知道说啥是好。杨健没有吭气，但他感到今天戚宝珍和往常不同。他回过头去望了余静一眼，好像问：你为啥不说下去呢？
珍珍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在谈论啥。她听妈妈的话，在泡茶。她先送了一杯绿茶给余静，接着又送一杯给妈妈，妈妈笑着说：
“先给爸爸喝。”
珍珍把最后一杯又送给妈妈。余静在杨健和戚宝珍两人眼光之下，感到自己说话也很困难，她便把话题转到珍珍身上：
“珍珍真不错，在家里帮助妈妈做事了。”
“小孩子从小要养成劳动习惯，不然，长大了就变坏了，看不起劳动。”杨健对余静说，“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呢？”
没等余静开口，戚宝珍代她说道：
“你哪能强迫人家说话！她要是有话，早就讲了。”
余静感到有一种责任：应该很快告诉杨健，可能他有办法把她治好。她不管戚宝珍祈求的眼光，坦率地把刚才谈的告诉他，最后建议道：
“你看，要不要送到医院去？”
“你为啥要隐藏着自己的痛苦？你早就应该告诉我了，宝珍。”
“唉……”戚宝珍轻轻叹息了一声，有点怨艾的情绪：怪表妹终于透露了自己的病情，又恨自己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这病，到医院去也没啥办法……”
她的心怦怦地跳得很乱，仿佛有啥说不出来的但是感觉到的东西堵在那里，呼吸有点急促，感到气喘没能把话说完，赶紧用手指一指枕头。他会意地连忙放下她的手，过去给她垫高枕头。她的呼吸好一点，心还是跳得很乱，可是她没有告诉他。他低下头去，小声和她商量：
“我看，还是到医院住两天，那里照顾比家里周到。我这两天厂里又忙，要开‘五反’检查总结大会……”
“没有关系，你忙你的，我在家里休养也是一样的。”
他抓住她的手，用着恳求的声调说：
“宝珍，你听我的话。”
她摇摇头，但脸色变得青里发紫。他不再征求她的意见，回过头去对余静说：
“你赶快打电话到医院去，请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
余静出去打电话。
珍珍倒了茶以后，就懂事地站在床边，静静地谛听他们的谈话。听爸爸刚才急促的声音，和余阿姨匆忙跑出去，妈妈又闭着嘴不说话，她两只小眼睛焦急地望着妈妈。
妈妈对爸爸说：
“健，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生活在一道，我感到十分愉快。”她在心里想了很久的话，像是一条热情的激流，终于越过理智的闸门向他倾泻了，“叫我遗憾的是我为革命工作太少，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想初步实现了，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可是疾病拖着我，使我不能把全部精力献给党。我对你的工和帮助也很少，有时还要累你来照顾我，影响你的工作，我心里常常过意不去……”
她心头不舒服，涌到嘴上的语言不能顺畅地说出来，不得不闭上眼睛，稍稍停顿一下。他抚摩着她的手，安慰她：
“不要急，工作的时间长得很哩……”
“这个病根难治好了啊……”
“不要这样想，宝珍，听我的话。”
珍珍见妈妈闭上眼睛，低低地叫唤：
“妈妈……”
半晌，她睁开眼睛，又说：
“我啥都安排好了，家里许多事珍珍也会做一些，一些物事她晓得搁在啥地方，我没有别的牵挂，只是劳累你一些，又要在外边工作，又要管家，珍珍这孩子很聪明，希望她将来也学教育，当人民教师……我很……想你啊……健……”
她的语言有点乱，但是蕴藏在心底很久很久了，虽然是断断续续，但他完全懂得。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可是他激动得竟不晓得说啥是好。她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像这样可以不让她离开这个充满了希望和灿烂前途的祖国。他的眼眶有点润湿，视线也显得模糊了，怕哭声会给病人带来沉重的不幸的预感。他忍住泪水，低声说：
“你不要焦急，我想一切办法给你医治……”
房间里的电灯光这时也失去了光彩，显得有点黯淡，但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陈设摆得井井有条，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外不知道啥辰光落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增加了深夜的寂寞，一阵阵呜呜的海风拍打着窗户，房间里越发感到寒冷和阴森。他用深蓝色的花毛巾毯子给她盖上。她的两只手放在外边，眼光还在房间不断望来望去，最后落在房门上。他以为她在寻找啥，便问：
“要啥？”
她摇摇头。
“要喝点水吗？”
她摇摇手。他发现她的眼光望着房门，立刻意识到是找人，问：
“找余静？”
她“唔”了一声。他刚要站起来去叫余静，余静轻轻从外边走进来了，怕惊扰病人，附在他的耳朵上小声说：
“救护车马上就到。”
“她在找你哩！”
余静屈着身子，冲着戚宝珍的面孔，轻轻地问：
“这会好些吗？表姐！”
表姐没有答她，只是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
当当……当当当……救护车的清脆的铃声划破了雨夜的沉寂，一声紧一声的从弄堂口外传来。余静陪杨健一同把戚宝珍送到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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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纱厂的饭堂今天变成了会场。
汤阿英和谭招弟来晚了一步，会场里已经挤得没有一点空隙，黑压压一片，到处是人。后来的人没地方坐，干脆贴墙靠门站着。谭招弟站在门口发愁，后悔来迟了，没有地方坐。汤阿英倒不愁，也不忙，她要谭招弟和她一同走进去看看。谭招弟跟着她挤进去，里面比外边宽绰一些，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汤阿英一眼看到秦妈妈和郭彩娣坐在那边，谭招弟和汤阿英挤进去坐下了。汤阿英的眼光对着临时高高搭起的主席台：在毛泽东主席大幅画像两旁，挂着两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钟珮文很吃力地找到的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给碧绿的叶子一衬，显得特别娇艳。主席台后面放了一排椅子，杨健坐在第三张椅子上，余静坐在杨健右边，眼光不时向台下四个角落扫来扫去，在看场子上的人是不是到齐了。她看了看表，和杨健低声讲了两句话。台前挂了两幅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上联写的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联是：巩固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上面一块横幅，也是红底白字，写着十四个大字：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台前左右两旁各放了三盏水银灯，工作人员在试验灯光距离，六盏水银灯同时打开，把主席台照得雪亮。台下的人的眼光都和汤阿英一样：注视着水银灯下的主席台，只有坐在右边第一排的徐义德和梅佐贤他们低着头，不敢看主席台。
徐义德在铜匠间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伤透了心。他没料到秦妈妈和汤阿英提供那许多线索，检举了那样多重要的材料，更没想到他的攻守同盟瓦解得那么快。他根本没想到勇复基这样胆怯的人，居然也跟共产党走，并且挖了他的底牌，把黑账当场交给杨部长。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他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胆怯的人变得勇敢了，心腹的朋友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了。那么，天下还有啥事可以相信的吗？还有啥人可以依靠的吗？当时梅佐贤虽然还没有开口，但从勇复基身上看出梅佐贤最后一定会开口的，郭鹏当然是更加靠不住的人物。徐义德对一切人都怀疑了，连他家里的三位太太也是一样，林宛芝更加危险，不知道和余静谈了些啥。他心里想：那还有好话，一定是揭徐义德的底。他把过去认为最可靠的人都一一想了想，认为都不可靠了。唯一可靠的不是别人，是徐义德自己。他感到杨部长带着“五反”检查队到沪江纱厂来形成一种瓦解他的巨大力量。他感到陷在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里，自己十分孤单。他这才真正想起杨部长第一天到沪江纱厂对他说的那些话的意义和分量。他清清楚楚地看出只有坦白才可能挽回他将要失去的一切，再坚持抗拒下去，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会给他带来不幸和莫大的损失。上海解放以后，他对共产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讲到做到。共产党既然讲坦白从宽，他相信决不是骗人的假话。如果能够不坦白，自然更划算；到了非坦白不可的辰光，那坦白比不坦白要划算。
他从铜匠间慢慢回到家里，认为一切都完了。林宛芝见他神色不对，问他是啥原故。他隐瞒了铜匠间说理斗争大会那一幕，只是说头有点痛，心里不舒适。她劝他早点上床休息，睡一个好觉就会好的。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说：
“唔，很容易，睡个好觉就好了。”
她听他的口气不对，连忙低下头问他：
“要不要请医生来？”
“医生治不好我这个病。”他摇摇头。
“那是啥病？”她歪着头问他。
他认为今天晚上是他一生最丢脸的一次，不愿意让她知道，也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徐义德在一切人面前都是一个有魄力有手腕办事无往不胜的能手，只有今天晚上败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