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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光柔媚的地方难道曾经有湖匪出没？
我闭着眼听了片刻风的声音，然后回到房间，开始写日记。
我十分迷恋战争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一系列的战争，因为每每读着这些故事和想着那些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因为他参与了其中很多场战斗，也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这些事情，直到我十三岁时他去世。
现在我能够想像，父亲讲那些故事的目的和心情，因为我现在几乎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我面对死亡的邀请时，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位可敬的百岁老人，而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了。
在父亲34岁那一年，他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主刀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心外科专家，他说，手术成功的概率不高，但如果成功，病人最多能活20年。
54岁，父亲准时走了，像去赴一个约会。
那“魔鬼”医生的预言竟是如此之精确，连一点想像的余地都没有。
在跟癌症拚搏的岁月里，这个事实时时刺激着我，不知有多少次，我几乎愤懑得要喊出声：到底是什么附在我们父子两代身上，让我们在人生最精彩的乐章停顿，去开始死亡的倒计时！在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展开，在家庭经历了动荡驶向静静的港湾的时刻，要抛开这一切，抛开这种种美好，去为黑色的丑陋的死亡准备祭礼。
在我与父各自的年代里，我们都得到了社会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我们都真诚做人，极刻苦地学习，为什么上帝选中的是我们，这是一个实验吗？如果是，我发誓，哪天我上了天堂，我会把那实验室给砸了。
在父亲手术后数年，我方才来到这世界，度过了童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医生的预言。现在我是多么感激父亲给我的那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一点死亡的阴影，甚至没有一点仓促，父亲对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对于这个他得之于中年，寄于厚望的幼子，始终威严而平静却并不缺乏慈爱。要做到这一点，付出的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这世界经过这等考验的人并不多。
父亲的经历是我化了不少时间才陆续收集起来的，因为有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能讲的，讲了我也不见得能懂。
父亲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一个小镇，据说曾是大姓望族，但那一带几乎家家有这个说法，也不见得能当真，我相信小康是有的，因为那儿是真正的鱼米之乡。不过父亲并没有在那个富足的地方享受他的童年，家庭的变故，日本人的轰炸使得父亡母改嫁，他背着小包袱皮，只身一人去投奔上海的亲戚。
那一年，他6岁。
我的家乡离上海市区约40公里，前两年回乡扫墓，我开车用了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开着车，望着公路两边金黄色的油菜叶田，心中无限感慨：一个6岁的孩子，还要背着他的行李和作为给亲戚的见面礼的十斤大米，他是怎样走完这段路的，他走了多久？
亲戚也是穷亲戚，寄人蓠下的故事都是一样的，6、7岁的父亲竟然凭了他机灵找到了一份工，而且还是做咖啡馆的侍应，真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特殊才能。
十年时间，父亲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居不易的城市里养活了自己，二是他居然学会了看书报，记账，还能写一般的文案书信。
16岁那年，他决定不再呆在上海，他又一次“走”回家乡，在一个下着雨的冬夜，悄悄登上停在海边的一条小木船，当兵去了。
到了那里知道，那支部队叫新四军。
部队里的是我听父亲讲了很多，但留下最深影响是关于冬笋的事。父亲说，有一年，他们遭人围困，在浙江的一座山上转了两个月，几乎没有吃过别的，只有冬笋加盐。从此以后，父亲一辈子没吃过任何笋，也不怎么喜欢竹制品。而冬笋是当年的我心目中的美味，我记得当时好生羡慕那冬笋加盐。
解放时，父亲放弃了提职当团长的机遇，选择了回上海。而父亲那个团不久又整装出兵朝鲜，全团尽墨，无一人生还。
他带枪回到了曾经苦苦挣扎过十年的上海老城厢，一边等待组织安排工作，一边谋划娶妻安家。父亲选择了他当年的房东的大女儿，成份不好，但心地极善良的妈妈。
后来父亲进了一家造纸厂当领导，有一份颇优厚的工资，于是开始有了我们，先是两个姐姐，再是我。
尽管死亡的危胁早已高悬，父亲却仍然向我展示他是如何热爱生活的。我们父子俩几乎每星期天去一场电影，这在当时是奢侈的。父亲从不吝于饮食的开销，也许父母的工资在当时算很高，我印象当中总是吃得很好。有什么新的家用电器，父亲总是很热情的尝试者，50年代，我家就有配上10英寸喇叭的收音机，70年代，父亲买了一架9英寸的电视机，然后对我说：过十年，看19寸的，彩色的。
夏天，那是故事的季节，父亲一般不愿在大街上纳凉，于是我便在房间陪他，听收音机，听父亲讲故事。有一次我问父亲亲手杀死的敌人是否有一个连，父亲脸上那种痛苦和责备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他沉默了很久才说：“都是中国人，都是老百姓啊！”同时，他又对我讲了很多，想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武”是什么。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从哭泣的大街回到家中，已是点灯时分，但父亲依然在幽暗中坐着，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看见我回家，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大街上的情形，然后叮嘱我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话题和神情都像面对一个大人在讲话。从那以后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两个姐姐大我很多岁，所以她们对此的感受要更深一点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放弃了多次升职的机会，但我没看见他对命运抱怨过什么。对于病痛，他时时在用一个军人的毅力和坚强在抵抗，谁能想像，一个彻夜难以入睡的重病人，在每天早晨起床时，他的被子竟然是整齐得如无人睡过的一样……
而对于那个把6岁的他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的母亲，他依然月月寄钱赡养，从未有一个月的停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乎？
我们的悲剧似的命运何其相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一脉相承，对家庭的责任感一样使我们备感沉重而又勇气倍增，对于病痛，我们一样耻于退让。
我真想问女儿，老爸是否留给你足够的精神财富？但想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只能作罢。
因为，我也是在此刻才有了全部的答案，关于父亲留给我的财富。
母与子
2000年8月11日 天气：阴
母亲跟我同属相，大我三匝，36岁那年生的我。
以常人和小说家选择的标准，母亲的一生应算是风云变幻，历经坎坷的，但我作为她的儿子，却几乎从没感受到母亲对此有所表示，家庭生活受到什么影响，她只是极平和地与我二姐生活在一起，以她自己的方式。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身上绝大多数的气质来自父亲的遗传，像那种对环境的适应、对知识的领悟、和军人般对痛苦的承受力，但病痛折磨之下，我却越发明显地感受母亲给我的种种，像隐性的基因，在关键时候显现。
母亲一生的前二十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她的父亲既是上海帮会里有一定辈份的黑道人物，也是上海众多白手起家的商人之一，虽然他同时有几房妻子，但母亲大小姐的地位倒是无可憾动。
我的外公四兄弟在本世纪初就跑到上海了，那时上海的消防车是用马拉的。外公是老二，老大就是我前文提及的那个活了105岁的可敬的老人。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而发生了什么连母亲都一无所知。反正外公在上海买地置业，有不少的买卖，与黄金荣等黑道大亨过从甚密，还能说流利的英文、日文，而来上海之前，他是个文盲。
母亲很平和地做她的大小姐，读了一点书，能看会写，但除此之外，并未留下什么痕迹，唯有一点就是母亲从没有像其他上海妇女那样成为理家高手，很多家务活她是在退休以后学会的。
解放了，肃反了，外公跑去了台湾，昔日的大小姐一下子变成了衣食无着的社会青年。她平和面对，不像我的舅舅们要承受放弃德国狼狗和兰羚自行车的痛苦。母亲去街上扭了一阵子秧歌，便投入寻找工作的人流中。
挎着枪回到家乡的父亲与母亲结了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庇护了这个家庭，母亲也找到了正式工作。
但平静的生活没维持多久，母亲又开始为父亲的健康担忧和奔忙了。看着妻为我天天忙碌，我不难想象那时母亲的艰辛，拖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做饭用煤炉，出门无车，买菜跟抢似的，还要承受纺织厂三班制的工作。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母亲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倒是听说了她打了无数个入党报告，但没有如愿，即使她光荣地当上了上海市劳模，原因简单：成份不好。
台湾的外公不停地寄信来，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听到父母亲在半夜里争执：“这是家信”
父亲：“现在是家信，运动来了，谁知道是什么？我不缺钱，查无此人，退回去。”
外公每次寄的信里都有照片或几百港币，但他一定失望了很多次，因为我在箱子里看见一大堆退信退款的凭证。
几十年前，做一个中国的母亲真是不易啊，要用短缺的供应维持家庭的美满；要在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送他去当一个农民；要在读书人抱头鼠窜的世道里让孩子们好好念书；要在紧绷绷的日子里留出一小段松驰的时光，叫做过年……
好不容易这一切眼看着过去了，父亲又在预言中走了，母亲要独自负担念大学的儿子，好在那时柴米不如现在的贵，泡女朋友也不用去酒吧，母亲堪堪可能负担念师范的我。
很多事情是我现在才想起和体会到的，因为母亲平和的处世态度，使我们很少在当时就感受到那份艰辛和痛楚。
现在母亲不再承受生活的压力，除了我的病，她还是很安祥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极认真地参加老年大学、读报小组，对各种健身方法都很迷恋及精通，尤其是脚底按摩，母亲为我做过几次，我感觉十分专业。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必如其母。
我真的感谢母亲给了我平和的处世哲学，让我能够从容面对如此凶险的风浪。
姐与弟
2000年8月12日 天气：多云
昨天花时间整理了一下已经写完的东西和发表了的文章，因为有几个地方同时在连载，怕搞乱了对读者无礼。同时还整理了网友们的帖子。网友的文字我是不敢每天看的，每看一次，我都需要化很多时间平静自己，只有妻在一天的辛劳之后还每天看至深夜。
意外地，在网上，我看见了两个姐姐挂的帖，一个从上海，大姐在深圳。我们保持着经常的电话联络，但她们并没有说起会像其他网友一样跟帖的，尤其是深圳的大姐，在我写日记之前，她是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的，真不知她费了多大的周折才上网的。
姐弟情深。
照理说，家事只是家事，本是自家事，但有很多朋友提出，他们希望知道更多我的事，更深地了解我，我也觉得，我的家庭塑造了童年的我，其实也早已为我的一生定了型，不写我的家人，实在难以说清楚我是谁。
内心深处，我是不想打扰他们的。
三十多年前，父母亲雇了辆三轮车把我捧回家的时候，她们俩分别有7岁和8岁了，很记事的半大孩子了，身材也高大，这种优势保持至今，很多人说我们没有相似之处，她们也总气我，说我是她们放学途中从一个垃圾筒里拣来的，但如果仔细看，便知道垃圾筒一说并不成立，因为眉宇之间总有相像的地方。
我们三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大姐自从她14岁那年父亲为她买了一台当年凭票供应的家用缝纫机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针与线，一直在以她的手艺谋生，开厂开店，主题永远是服装，人也总是辛劳，但也唯有她常常过着简单和开朗的生活；二姐的经历更丰富，去过农村、工厂，也去过美国念MBA，现在是上海一家知名的大型国企的经理人，在阅读、时事、经营等话题上我们更多共同语言。
从小时候起，她们便似分了工一样地从不同方面照顾我，大姐管我穿衣吃饭之类，为我做新衣服，当然也拿我练手艺，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望眼欲穿地等来了大姐为我做的一件仿真军装，可两片很要紧的红领章怎么也凑不到一起，只得让我敞着领子，我小时候胖，再穿这么一身，小土匪似的。二姐管我玩和读书，没事我就跟她，我小学一年级能看长篇小说，她实在是居功至伟。
这样的家庭在我的年代是很平常的，三个孩子可能是个理想的数字，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说5口之家最稳定，最利于孩子成材。父亲很英明，没有根据他的工资决定生七八个小孩，那样生态环境可能就恶化了。
我学会了如何与别人相处，可能自己并不知道。
在我独立地与其他男孩一起玩之前，我可以说由两个小女孩带大的，这种经历使我细腻、敏感、具有洞察力和审美能力，这可能就是我一度成为文学青年的原因，也是我的表达能力的源头。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姐姐有意无意地教会我如何跟女孩子们相处。在我一生屡次的恋爱中，我从来没被女孩们难倒过，什么招术是我没见过的？套用简爱的语法：我知道我长得不美，也不高大强壮，更不富裕，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我是这世界上真正了解你的人。
这一招百试百灵的，对女孩说“我了解你”很有威力，男人没有了镜子头发会乱点，而女人则干脆没法活，因为女人像蝙蝠，是靠反射波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
老姐赐我良多，但却无以回报。
妻有一次问女儿，再生一个弟弟好不好，被女儿愤怒地拒绝了，我看得出，小家伙的愤怒很真实，没有丝毫掩饰，她的周围已极少两个孩子的家庭，尤其他的国内同学，她认为多一个弟弟，意味着她的一切将缩减50％。在一边旁观的我先是为女儿的自私而震惊，而后又觉得错不在她，继而被一种杞人忧天的心情笼罩：
若干年后，语文老师会费劲解释表妹、堂兄之类的名词，然后遭到学生的反问，为什么会有哥哥？
年轻人会因着孤独而急切地靠近，然后很快争吵着分开，他们不习惯共同生活；
在突如其来的生活风浪面前，他们伸出的手将无人接过，必须独自面对。
……
然而，最令人痛惜的是，他们再也享受不到父辈们曾经拥有的同胞手足之情、之谊、之爱。
孤独
2000年8月13日天气：多云
岛上生活平静而惬意，太阳岛的别墅有个很动人的设，它附一个小小的中西合壁的厨房，我们带了简单的电炊具，便有了很好的享受。上等大米熬成白粥，再到周边的小镇采购些瓜果野味什么的，这儿出产一种在上海都很缺乏知名度的美味，熏埃Ц蝮。粤四淹腥怂捣帕肆希家晕操踩皇翘镌吧盍恕�
这两天上海市区是警报频传，为了迎接台风，媒体在讨论过江难的问题，而仅仅几十公里的路程，这儿平静得很。
昨天下午，榕树下网站的瘦马先生和《北京晨报》的记者乇小星女士顶风冒雨大老远地赶来采访，其敬业令我‘感动，再说聊得也投机，令我欣然。
几天的日记写下来，体力的辛劳还是很强烈的，但从家人到故友，从网站的工作人员到京沪的一些媒体的朋友，无不对此表示热情的支持和真正的理解，让我感动不已，心中油然而生的是—种使命感。
这种感觉真好。
小时候我居住的弄堂里有一个做白铁匠谋生的老人，铁塔似的身材，显然不是江南一带土生土长，脸色黝黑，映衬着铁皮的白，老人每日在弄堂口摆个小车，闲时就做铁皮的家用器具，等着有人来找他为水壶换
底，或定做个什么小玩意。老一辈都说他自从抗战后期就在上海老城厢里谋生了，但没人知道他的详情，因为他几乎不说话。
近几年，上海人很少需要白铁匠的手艺了，水壶坏了就扔，上超市再买一个。老人的“知音”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最后走的是老人自己。
走得很寂寞。
我曾经想写一段关于这个大半辈子生活在江南烟雨里的关东大汉故事，虚拟一下他的情感世界，看那手指如何在剑刃般的白铁中成型自己的生活，但在他走的那一段，我怎么也写不好，就此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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