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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明之世，京营经历过很大的变化。明初的京营指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为明朝初年对外作战的主力部队。但日久弊生，其后，在景泰三年（1452）成立十团营，天顺八年（1464），改建十二团营，正德年间，又改十二团营为东西两官厅，而至嘉靖中叶，重新恢复三大营，设立戎政府。其后，隆庆四年（1570）正月，又诏改戎政，收戎政府印，再分设三大营，各设总兵一人统领。京营的建制变来变去，但军事实力却越来越弱。如果说，明初至正统初，是京营兵的鼎盛时期，那么，“土木之变”则成为京兵由盛至衰的标志，演变至崇祯年间，京营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堪一击。
京营由明初的威风凛凛，武功盖世，蜕变成明末的“兵不足恃”［158］，甚至是“营军皆踉儿戏，人马徒费刍粟，实无用也”［159］，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宦官典兵，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尽管宦官典兵并不是明朝的特产，唐、宋时代便有宦官监军的设置，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像明朝这样，用宦官普遍、深入、持久地对军队提督、监察。据《山堂别集？诏令杂考》载，早在龙凤十一年（1365）、十二年（1366），当时只是吴王的朱元璋，已差内使朱明、李顺等前往军中，向大将军徐达等知会重要军令，这是宦官参与军事活动的开始。其后，宦官参与军事活动逐渐增多，而且不限于传递命令，如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即有内监王安坐任监察，三大营皆以内监为提督。所谓“正统中添设提督坐营监枪太监”［160］，更是英宗朱祁镇完成了宦官监军制度化的明证。英宗复辟后，更正式任命大太监曹吉祥总督三大营，由他一人独揽京营的大权。宪宗朱见深即位不久，恢复团营，由太监刘永诚总节制，并在各营派了宦官“监神枪”。计有：奋武营——周中，耀武营——王亨，练武营——唐顺，显武营——林贵奉，敢勇营——张温，果勇营——赵永，效勇营——郑达，鼓勇营——米童，立威营——高廉，伸威营——王璇，扬威营——张，振威营——张绅［161］。成化时，太监汪直得宠，宪宗让他总督团营，十二营仍以宦官分别监枪［162］。每三年由司礼太监一人主持阅兵大典，别的官员即使地位很高，也不能与之平起平坐。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正德皇帝，更加重用宦官。他一上台即命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显武二营。随后，又令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嘉靖时，世宗朱厚吸取了武宗的教训，对宦官专权有所警惕，撤销团营、两官厅，恢复三大营旧制，“罢提督、监枪等内臣”［163］。但是，这种历史局面，并没有能一直维持下去，天启时又恢复了宦官的提督职务。崇祯帝即位后，虽然大刀阔斧地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清算阉党，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1630）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又重用宦官。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都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164］。具体说，崇祯五年（1632）七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十年（1637）正月，以御马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十一年（1631）四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杜勋等提督京营。十六（1643）年八月，以司礼太监王承恩督察京营戎政。次年三月，农民军兵临城下，崇祯帝命王承恩提督全城，又召前内监曹化淳分守诸门。结果，明朝很快便灭亡了。
第39节：明朝宦官与军事（2）
弘治皇帝敕谕御马监太监邓原碑（碑
在福建漳浦县溪东村福寿院旧址。照
片是漳浦县文化馆王文径先生摄。）
宦官的监军统兵，开始于永乐年间，盛行于明中叶，在明末全面推行。正如《明史？职官志一》所概述的那样，“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例如：永乐八年（1410），朱棣派宦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到都督谭青等营，后又将王安派到左都督吴允诚营中。不过，宦官用正式监军的名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正统二年（1437）的事。这年十月，英宗朱祁镇命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讨伐阿台朵儿只伯，派太监王贵和兵部尚书王骥“监督之”。四年（1439），派太监吴诚、吉祥监督诸军讨伐麓川宣慰司任发。而正统十四年（1449）明军在土木堡的大惨败，更是太监王振亲自统兵的恶果。崇祯年间的宦官监军，简直是史不绝书。或监视、或监饷、或监制、或督理，名称不一，但都是监督军队，都是军队的太上皇。如：崇祯四年（1631）九月，命太监王坤往宣府、刘大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监视兵饷［165］。同年，太监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166］。崇祯十七年（1644），命司礼监随堂内监高起潜总监关宁、蓟镇中西二协，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等处；乾清宫太监杜勋监视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两协［167］。可以说，崇祯年间的宦官与军队，真是如影随形。虽然崇祯八年（1635），一度撤销宦官监军，但次年又很快恢复。当时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在奏疏中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授以大任”［168］。此疏却根本未报。
宦官监军，弊端丛生。已故史家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第三册述及“明季阉人掌军之弊”时，曾指出四点：侵蚀军实，避敌殃民，扼制大将，谎报军功。这是个很好的概括。但还需要补充一点：占役买闲。
侵蚀军实：如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朱由检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统率的诸营中。这些太监“多侵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69］。别的史料也记载：“会朝廷命太监监军，太监多侵军实，临阵则以精兵先遁。”［170］
避敌殃民：弘治十四年（1501）春天，宦官苗逵任监军，与大将军朱晖率兵至宁夏迎战小王子，不仅“畏怯不急赴”，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还纵兵殃民，致使边民在双重铁蹄的蹂躏下，“死者遍野”［171］。这次战役花去军费一百六十余万两，而不过斩敌首三级，平均以五十多万两才换回一颗区区无名之敌的首级，如此荒唐，在战争史上实在罕见。还是这个苗逵，在武宗即位后，他第二次监军，赴宣府督战，他竟然一箭未放，“徒闭城自守”，造成“边民被虏，破产荡业，哭声震天，僵尸蔽野”［172］。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起潜任总监，结果却是“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太监刘元斌监军南征，不但拥兵不战，班师回山东时，还“焚掠掳污，杀良冒功”［173］。
扼制大将：天启时，名将孙承宗战功卓著，魏忠贤先是派人去拉拢，承宗不为所动，甚至打算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锄奸，翦除魏忠贤，忠贤便施展种种阴谋，扼制孙承宗，使他动弹不得，只好请求免职。又如崇祯时清兵攻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正喝得酩酊大醉，被清兵杀死，京城的形势迅速严峻起来。名将卢象升奉命率军保卫京师，极力主战，给清军以迎头痛击，但监军的太监高起潜却伙同杨嗣昌高唱主和调，对卢象升处处掣肘［174］。卢象升既非三头六臂，最后只能是身先士卒，沙场捐躯。
第40节：明朝宦官与军事（3）
占役买闲：所谓占役，是指宦官将士兵私有化，随意指使，从事各种劳役。所谓买闲，是指吃空饷，花名册上士兵的名字，大部分不过是虚晃一枪，徒有其名而已。《明史？兵志一》指出，崇祯时“兵惟注名支粮，买替纷纭，朝甲暮乙，虽有尺籍，莫得而识也”。又说：“大率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这论述完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成化初年，宦官郑忠役占军伴，办纳月粮。弘治时宦官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175］。嘉靖时宦官占役，更形严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佥都御史翟鹏巡抚宁夏，发现边政荒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几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于买闲，嘉靖时蒋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马监并团营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团营的太监武忠，就曾经“卖放军人二千有余”［177］。诸如此类的吃空饷，显然是不可胜计的。
（二） 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一般说，总兵官担任镇守，而守备由参将担任。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此辈把持。追溯其历史踪影，永乐时已见端倪。据说，建文帝对宦官很严厉，朱棣起兵后，宦官纷纷倒戈，跑到他的大营里，报告朝廷的种种政治、军事的机密，作为投靠新主子的见面礼。朱棣即位后，这帮宦官邀功不已，朱棣便从中选了一批，与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的顾成、韩观、何福等同往，但“赐公侯服，位诸将上”［178］。永乐末年，各边镇守宦官日渐其多，作威作福，大有将总兵官取而代之之势了。史载：“自文皇任宦官监军分镇，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边镇总兵为所胁制，往往畏之。”［179］随后，镇守太监的头衔终于正式出现。洪熙元年（1425）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镇守太监王安”，王世贞指出，“此镇守之始见者也”［180］。宣德元年（1426），汉王谋反，宣宗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碹镇守淮安，这就表明了宦官已经开始担任内地镇守。正统年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一次就派出了多名宦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后，为强化封建统治，凡各地险要之处，都设立了镇守太监，连同总兵官、巡抚都御史，被人称为三堂［181］。成化年间，各地的镇守太监不仅统统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增加。当时的御史汪奎在奏疏中即曾指出，各地的镇守、守备宦官，比天顺年间多了好几倍。仅就京师附近而言，在蓟州、永平、山海关、密云、古北口、居庸关等处，都派了镇守内官；鲇鱼石等处、黄崖口等营、台头营、永平太平寨、青山营、峨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等地，都派了守备宦官。正德年间，又有所发展，边关隘口，几乎全部派了守备宦官。这些镇守太监直至嘉靖八年（1529）后始革。但十七年（1538），又复遣内侍出镇守。据《万历野获编》载，当时“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仍各设一人。”但比较而言，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嘉靖时期，是宦官不得志的时代。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新恢复的镇守内臣均被撤回。其后，隆庆、万历两朝，镇守、守备，虽恢复设置，但都很少，而万历时期的不断派到全国各地的矿税监，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镇守、守备太监的作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宦官势力最为嚣张，所谓“内阉纷纷出镇”［182］，表明镇守太监又恢复了设置。而至崇祯时期，虽然曾一度裁抑宦官，但很快又恢复重用，朱由检越是感到明王朝岌岌可危，越是乞灵于宦官，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分遣太监监制各镇：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蓟镇中西二协”［183］。宦官遍布各边和京畿一带的结果，只能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对崇祯帝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第41节：明朝宦官与军事（4）
除了镇守和分守外，在几个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还专门设置了守备太监。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孙都押来关在高墙之内，因此明王朝对凤阳异常重视，特设守备。天寿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故有天寿山守备。燕王朱棣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权，定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这里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设置守备太监，而且赋予大权。作为“三千里外亲臣”的守备太监，地位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时，守备太监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则只能侧坐［184］。此外，世宗藩邸所在的湖广承天府，亦设有守备太监。
镇守与守备，本来的职责，主要着眼于军事，起监视、震慑作用。当然，遇有地方不靖，镇守太监亦要令兵征讨，如镇监王嵩令兵镇压江西王澄二起义；镇监韦兴令兵镇压四川鄢本恕等。毕真则是上奏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时“不行会同镇守太监，诚非旧规”，可见镇监令兵征讨已是惯例。其后，随着宦官权力的日趋膨胀，镇监更是越出军职，进而监督民情，不仅干预地方的行政事务，而且俨然是雄踞一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如成化十八年（1482），凤阳留守指挥郭玉即揭发这里的守备太监“掣诸司之肘，决狱惟货，多不以情”［185］。浙江、四川的守备太监张庆、蔡用得竟然逮捕四品以下官吏，真是为所欲为。弘治二年（1489）右都御史秦在奏疏中说：“中官、武将总镇两广者，率纵私人扰商贾，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而天下镇守官皆得擅执军职，受民讼，非制，请严禁绝”［186］，充分表明了镇守宦官越军职，受理诉讼，干预刑名的普遍化。正德二年（1507）三月，武宗朱厚照“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187］，各地镇守太监便堂而皇之地成为所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镇守、守备太监的遍布国中，给百姓带来严重的祸害。
1。 敲诈勒索
宦官们都把镇守、守备看成肥缺，千方百计谋求此职，而主要伎俩，就是贿赂权监，所需代价，和所去之地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如去广东需付十五万两银子，浙江则需十万两，福建八九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时人林次崖在《罢内臣镇守以厚邦本疏》中所揭露的那样，“此何从得之？皆刻剥诸民也”，派宦官到各地，不过是“纵鹰犬鱼肉吾民”［188］。显然，各地镇守、守备太监到任后的大肆搜刮，可想而知。成化时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的贪酷卑劣，简直是骇人听闻，具体事例见于本书《钱能传》。正德时南京守备太监刘自陕西、河南镇守至南京，一路贪婪，变本加厉。他的钱已经多得数不清，仍异想天开想斗大元宝滚滚而来，竟然在家中造了一座玉皇阁，请了术士给他炼银。术士知道他迷信神异，动辄说是奉玉皇大帝之命办事的，骗了他无数钱财。术士见他系在腰上的玉绦环，非常昂贵，便谎称需献给玉皇，讨来后偷出，溜之乎也。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辛辣地嘲笑道：“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189］镇守浙江的太监毕真，骄横不法，其手下随员，经常在外诡称缉访奸弊，鱼肉百姓。有一次，他们敲诈唐栖一富家，未能得逞，遂设计报复。此时刚好毕真得到三尺余长的珊瑚树，沾沾自喜，向手下人炫耀。图谋报复富家的参随，连忙故意说：这不足奇，我曾见唐栖一富家的珊瑚有七尺多高，枝干扶疏可爱，其色如火，边上的一个小枝干颜色好像石青。不过，这家很富强，把这枝珊瑚看成命根子一样，很难得手。毕真一听就动心了，马上派人打着奉旨取宝的旗号，逮捕了富家的好多人，严刑拷打，但本来便是无中生有，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