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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派给事中张衿等，御史房瀛等十四人分头到各地查盘。各地方各部门为此加紧搜刮，以充实库金。刘瑾派出的人为了讨好他，专门充当打手，弹劾了尚书顾佐、侣钟、韩文和他们以下的几十个人。给事中安奎等，御史张等因为没有重大的问题可弹劾，也被关到监狱里。安奎、张受枷刑濒死，李东阳上疏营救，才被释放，削职为民。其余的人分别受到杖打、申斥。官员即使对刘瑾稍有不满，也要遭到申斥、降职、流放等处分。
刘瑾还假造圣旨，抄了已去世的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的家。凡刘瑾逮捕的人，一家犯法，邻里均受牵连。在河边住的居民犯法，甚至株连到河对岸。刘瑾屡次制造大案，使冤号遍道。《孝宗实录》编成，参加编纂的翰林都应该得到提升，刘瑾却恨翰林们从来不来巴结自己，把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全部调到南京的六部去。
这时内阁的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都是刘瑾的心腹。刘宇首先献万金，开重贿刘瑾的先例。曹元对将校的升降任免，全部听从刘瑾的意旨。杨玉在考选军职时擅自决定去留，滥派旗校侦缉，成了刘瑾得力的帮凶。石文义是太监石岩的养子，负责北镇抚司事，被捕官员凡纳贿数量未能满足刘瑾要求的，他都不予审理。
第66节：刘瑾（5）
刘瑾这一伙人还改变关于官吏考选、升迁的制度，打破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一次的制度，准许吏部不定期考核。有司粮未完时，升迁或调动者不能离任。在举人、监生选官时，增试时务策及行移告事［58］。因为满剌加国使臣亚刘原系江西人，曾企图谋反，便裁减江西乡试五十个名额，又增加陕西乡试一百个名额，河南乡试九十五个名额，以拉拢他自己和焦芳的同乡士人。对翰林的考核，则除翰林院本院的考核外，还要会同吏部考察［59］。
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刘瑾假传圣旨，令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员，先要到刘瑾处议论通过，才准上奏本。于是官员公开进行贿赂，有些今日升职，因谢礼太薄，明日又革职或强迫退休的；也有因送了贿赂而起用或滥加提升的。如都督神英因重贿刘瑾，自己上报边功，得以提封为阳伯，给予诰券，俸禄增至八百石。武状元安国应任用为指挥使，赴陕西三边立功，但因为他与同年六十人均无钱行贿，刘瑾便将他们编入行伍戍卒中。平江伯陈雄不送贿赂，被刘瑾诬为贪污，不仅夺了先朝赐给的免死诰券，而且削爵抄家，全家被押送到海南充军。边境的将官违法，只要送来厚礼，便不予追究，甚至反而被提升。又令全国各地巡抚均要到北京来接受敕封，以便勒索他们。延绥巡抚刘宇拒绝进京，被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到迟了，几乎获罪，赶快送厚礼给刘瑾，才让他作为试用人员上任。
二年（1507）三月，刘瑾又下令裁革各衙门官员数百人。但各处镇守太监、总兵、巡抚、副参、游击等官，只要是由他门下出身的，不论贪污、年老、有病，一概保留。都指挥以下一级官员，只要刘瑾写个“委任××为×官”的纸条，兵部就立即照办，不敢再奏。因为谢迁是浙江余姚人，因而不准余姚人担任京官；因为焦芳讨厌江西人彭华，亦不准江西人担任京官。
在刘瑾权势极度膨胀时，他连皇帝宣布的大赦都不予理会，严刑峻法如故。刑部尚书刘无所弹劾，遭到刘瑾痛骂，只得赶快弹劾自己下属王尚宾等三人。给事中郗夔查核榆林战功，刘瑾托他徇私，被他严词拒绝了。次日，刘瑾又派使者在途中威胁他，遭到郗夔的痛斥，使者立即出示逮捕令，以致郗夔气得自杀。许多官员因此更加奉承、讨好刘瑾。兵科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曾先后请求将刘瑾处理各种事情的文件，按六部的顺序编集成书，作为法令，在全国颁布。王云凤被刘瑾斥为“何物祭酒，一口猪毛”后，不仅惶恐谢罪，而且请刘瑾到太学视察。刘瑾之兄，后军同督府同知刘景祥死时，不仅武宗赐祭葬加等，公卿百官更是争先恐后前往吊唁，至第宅前车马拥塞，道不通行。将要下葬时，百官们又往设祭，重致钱帛，称为“辞灵”，以讨好刘瑾。
刘瑾还派党羽清丈土地，尤其注意清丈各边的屯田。从正德元年（1506）十月至四年（1509）二月，对庄田、屯田等分别进行了九次局部的清丈。四年（1509）八月更大规模地遣官四出丈量屯田，涉及的地区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蓟州、沧州。大规模的清丈屯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屯田的控制，查出了一些被官豪势要侵吞的土地，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有关人员溢额邀功和敛银送给刘瑾，任意劾治官员等问题，甚至拷打边军的妻子。给事中高在沧州丈量，劾治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了他的父亲高铨。以致不仅蒙受损失的官豪势要反应强烈，屯军亦发生骚动。辽东锦州、义州的屯军焚烧官署，殴打官员，而宁夏武官则参与安化王的变乱。因而宁夏变乱发生几天后，只好把丈量的官员撤回来。
明代宦官都十分迷信，刘瑾亦不例外。为了炫耀富贵，表示孝顺，祈求长生，刘瑾在陕西原籍大兴土木，为父母兴建了有碑亭石器的祠堂、坟茔；建义勇永安王庙，请得武宗赐额“忠义”，令地方官每年祭拜，并颁敕加以保护，立石碑刻上祭器、房屋的数字，以防止被侵占偷盗。又于京师朝阳门外霸占了几百顷地，用数十万银子盖玄明宫，供奉玄天上帝。玄明宫规模极为宏大壮丽，时人记为：“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这里“九仞为台十仞池”，“两观悬朱日，三梁架彩虹。蛟螭蟠楝赤，琥珀挂帘红。凿水规溟渤，为山象泰嵩。千门迷紫雾，十阁概玄穹。丘垅围丹竹，祠堂列锦枫。深林游鹿豕，仙域守罴熊”。这浩大的工程耗去无数人力物力，起盖时“千人举杵万人和”，“千人力尽万牛死”；“南国樟尽，西峰土石穷”［60］。盖好后，武宗又赐给祠额。以后，又奏请朝阳门外猫竹厂地以供香火。所谓猫竹厂地，原系堆放猫竹木料的五十多顷空地，后陆续有官民在那里居住、营生、庐墓。为了取得这地，刘瑾拆毁了官民房屋一千九百余间，发掘了民坟两千五百余冢。居民虽已他迁，但力能徙葬骸骨者无几，以致白骨垒垒暴露于野，冤号之声沸于郭外。
第67节：刘瑾（6）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以诛刘瑾为名，起兵造反，在文告中宣布了刘瑾的种种罪状。地方官员由于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把这事上报，刘瑾自己则赶快把文告藏了起来，只奏报朱造反，并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前往讨伐。当刘瑾独揽大权时，“八虎”中内部矛盾重重，其他人对他有什么请求，他都不太愿意答应，所以马永成、谷大用等都怨恨他。张永势力较大，对刘瑾又不大恭敬，于是刘瑾伺机调张永到南京，通知要立即起行，不准再进宫门。张永大怒，冲到武宗前与刘瑾争辩，并挥拳殴打刘瑾，被谷大用等劝住，才免了外调，所以深恨刘瑾，张永的这种情绪在征讨朱的过程中，时时在杨一清面前流露出来。杨一清乘机煽起张永的勇气，给他出了点子，张永遂决心除掉刘瑾。
平定朱后，张永在报捷的奏疏中，提出在八月十五日向皇帝献俘，刘瑾要他推迟一些。当时京师风传刘瑾要在八月十五前后造反。张永恐怕会发生事变，便提前入宫。举行献俘仪式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刘瑾等都在身旁侍候。晚上，刘瑾先回归自己的宅第，张永拿出朱的文告给武宗看，同时把刘瑾犯法的十七件事告诉武宗。皇帝这时已有醉意，低着头说：“刘瑾辜负了我”，张永说这是大事，不可拖拉。于是在马永成等的支持下，连夜逮捕了刘瑾，把他关在菜厂，并派官吏、校尉查封了他在宫内外的住宅。次日晚朝后，武宗把张永的奏疏出示内阁，并下令把刘瑾降职为奉御，发放到凤阳。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以至满城官民惊骇，衙门街巷喧嚣如沸，好几天才得平静下来。
刘瑾被捕后，仍窥测武宗心意，力图挽回败局。他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给武宗上白帖，哀诉自己赤身被绑，无一衣，乞给予一两件敝衣盖体。武宗心软了，立刻下令给刘瑾故衣百件。张永得悉此事，大惊［61］，他恐怕武宗会饶恕刘瑾，便极力怂恿武宗亲自去抄他的家。在刘瑾家里，武宗亲眼见到搜出私刻的皇帝印一颗，穿宫牌五百个，以及盔甲、弓箭、皇帝穿戴的龙袍、玉带等各种违禁品，还发现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武宗勃然大怒，说：“刘瑾这奴才果然要造反！”立刻下令把刘瑾关到监狱，由法司、锦衣卫押他到午门外，会同众多官员审讯。当审讯时，刑部尚书刘惊到不能作声，旁列的众公卿亦害怕刘瑾，不敢上前。刘瑾则受棍刑后仍神态自若，大言不惭地要大臣们不要忘记他提拔的恩德。只有驸马蔡震上前厉声斥责他，命令官校打刘瑾嘴巴，拷打讯问。审判结束后，武宗下令把刘瑾千刀万剐，凌迟三日，然后砍下头颅示众；将刘瑾的招供和判决书、处死他的图形在全国各处张贴；并处死他的族人和同党。按例，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日先剐357刀，剐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刘瑾受刑那天，过去有人被刘瑾杀害的人家，多以一钱买下从刘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生刘瑾的肉以泄愤的［62］。
刘瑾处死后，张彩死在狱中，尸体被乱刀斫得粉碎。内阁大臣焦芳、刘宇、曹元以下，尚书毕亨、朱恩等一共六十多人，分别被降职或流放。不久，武宗又按朝臣建议，下令把刘瑾所变更的法制：吏部二十四项，户部三十余项，兵部十八项，工部十三项全部按原来的规定改正过来。
抄没刘瑾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这些财产全部被送到豹房。正德六年（1511），新进士柴奇上书，请以抄没刘瑾的家财修理白茆塘、瓦浦之水利，被朝议通过［63］。
十、 孙洪
孙洪（1459—1523），御马监太监。河北涿州人。其家世代务农。成化十三年（1477）被选入宫，先后做长随、监工。又曾到裕陵（英宗陵墓）司香。
第68节： 孙洪
弘治时，选侍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武宗）。一年后升奉御。弘治十八年（1505），升御马监左监丞，在乾清宫侍候。不久，升太监。
正德初，调茂陵（宪宗陵墓）神宫监，后转调南京司设监。正德七年（1512），诏取回京，代理上林苑监事。十二年（1517），再任御马监太监，监督京师仓场。十四年（1519），升为总督仓场。监督仓场这是个肥缺，历来为宦官所垂涎，但孙洪在任期间，能清廉奉公，所以得到户部官员的好评。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嘉靖帝即位，革除旧弊，实行新政，认为宣府是京师的藩屏，一定要由老成稳重的人镇守，于是派孙洪前往。先是正德年间，武宗曾几次巡幸宣府，扈从人伍大肆扰民，边境官吏疲于奔命，镇守难于奉承，加上连年大旱，农业歉收甚至无收，以致公私俱困，流民处处。孙洪上任后，为政简净，注意抚恤百姓，戒谕隶役仆从虽一菜不得取之民，还减自己的俸禄，用来救济饥民。有人把前几任镇守如何搜刮自肥的事例告诉他，他说：“我是内臣，无内顾，无外交，一个人的生活用不了多少钱，祸害百姓来供奉自己，这是损阴德的事，我决不会那样做。”听见的人都很敬佩。
一年多以后，孙洪患病，请求返回京师。提督军务刑部右侍郎臧凤、巡抚右佥都御史李铎分别上疏，推荐孙洪办事公平，不骚扰地方，百姓得以过比较安稳的生活。于是嘉靖帝下诏，谕：“孙洪廉静不扰，方膺委任。既有疾，写敕取回。”但孙洪未等到圣旨，已先病逝。
孙洪去世时没有遗下什么财产，丧事都是他的名下、内官监左监丞马玉出资承办的。
人“性相近，习相远”，历代宦官久居宫中，耳濡目染奢侈腐败的生活，很少有不追财逐利的，而孙洪始终自我约束，过俭朴的生活，实在难得。
注释：本传资料源于李时：《明故御马监太监孙公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
十一、 毕真
毕真（1461—1521），尚膳监太监。进宫前曾娶妻周氏，并生有儿子毕鉴。后来与商忠、许满、刘、刘、杜裕、卢明、赵秀、秦用一起，各自私自净身后，被收入宫中。以后各人分别被陆续提升为少监或太监。
正德二年（1507），毕真与刘瑾勾结，由刘瑾传批圣旨，派他往山东担任镇守太监。毕真在任期间，越权擅自受理诉讼案件，并借此敲诈勒索军民财物；又听刘瑾的指使，索取海货，侵夺商人的利益，“侵牟巨万”。［64］
明代，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是由镇巡官和三司官管理的。正德初年，市舶太监熊宣力图参与满剌加等各国商船的抽分，并奏请兼理。礼部认为市舶司的职责是只管进贡方物，不应越权，从而否决了他的请求。正德四年（1509），暹罗国船遇风飘至广东，熊宣奏请征其税。“旨以熊宣妄揽事权，令回南京管事”，而派内官监太监毕真接任［65］。毕真又提出要兼理各国商船抽分等事，刘瑾便支持他，谎称这是旧例，竟然得到了武宗的批准［66］。
正德十二年（1517），毕真被调为江西镇守太监。上任时，他带着宝石、玉带、各色绫丝纱罗及马、羊、酒等礼物，进送给宁王朱宸濠，以拉拢关系，从此和朱宸濠勾结在一起。
十三年（1518），御史范辂到江西清军，当时宁王令政府各部门官员穿朝服拜见自己，范辂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范辂把情况上奏，宁王亦上表力争，武宗把这事交付廷议，结果是肯定了范辂的意见，宁王非常不满。范辂又劾奏了毕真15项贪酷肆虐的事，武宗把他的奏疏压下，不予处理。于是毕真与朱宸濠合谋，诬控上奏范辂罪名。范辂竟因此被逮到诏狱，直至十四年（1519）四月，才被放出，但仍谪降为龙州宣抚司经历［67］。
与此同时，朱宸濠为了取得虚名以取信朝廷，又和党羽致仕都御史李士实、王春等合谋，由他们捏造孝行上奏。毕真便让他们写成呈文，并胁迫南昌府、县学的教官、生员，里老人等联合上来，呈递给三司官签署后，封呈镇守太监、巡抚会奏。这样，毕真便和巡按御史正式会本上奏了宁王的“孝行”，为他谋反作了掩护。
第69节：毕真
朱宸濠为了让毕真准备兵马助他谋反，又共同设法，疏通宫内太监帮助，把毕真调为浙江镇守太监。
浙江当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富庶繁荣，毕真到任后，一方面大耍威风，搜刮财物，把监察御史当作佐贰一样支使，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员，都得不停地奔走侍候他。他的参随等人恃势横行，收集里巷中一些琐碎的事向毕真报告，说是缉访奸弊，这对老百姓是极大的祸害。如有个参随，向唐栖一富户勒索未遂，刚好这时毕真得了一枝三尺来长的珊瑚，向他的下属夸耀。这参随便假装不满意地说：“这还不算珍奇，我曾见到唐栖某家那枝珊瑚，有七尺来高，株形很可爱，颜色像火一样鲜红，旁边还有一枝小点的，有些像石青。不过这个富户很珍惜它，所以不容易搞到手。”毕真听说后心痒难耐，立即称奉圣旨取宝物，把这家几代人都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一定要他们交出这件宝物。这家人被打得奄奄欲毙，无法解释。后来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参随在捣鬼，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问题还是得找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