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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辆装有四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 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 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 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 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的松川 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 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多，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1．6万美元。我当 时的感觉犹如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
下午1点，我们抵达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 盂形钢盔、平端M—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 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 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 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 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 军用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 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里哇啦乱叫。阿米尔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 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 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 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 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隆，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隆，我说我 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 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4年，女子3年。否 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 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拳打脚踢地押进一间小屋。这里 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 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凯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 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可以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 恶战。街上看不到行人踪影。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 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四名以军兵士扑向 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 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里去，见我就是不动，摘 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 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 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 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的吉普车顶，用80～200镜头连按两张，3名 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个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 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 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我像个在刑场上突然被刽子手私放了的死囚， 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背后致命的一枪，可枪就是没响，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18．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
_——马克·吐温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里科（Jericho）后， 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 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 抓住，以擅入军事区名义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 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 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 拉伯记者证。从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以东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大胡子的村田无人不知， 甚至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Shinichi”（村田）而称他为“Mohanmed”（穆罕默德）。村田 自称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为钱，因为他爱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但女人一是 眼睛大，二是腿长”。可聘礼需要挺大一笔黄金首饰，再有两个月他就能赚够买黄金的美 元。可直到1993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见村田还赖在大马士革门前，拥抱、喝酒之后， 我问他“美目长腿”怎么样了，他苦叹道“一言难尽”就没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 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 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 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撤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 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 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 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 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 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 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 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 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 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到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 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但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 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 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里尔 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 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 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 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 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呆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 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 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 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 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 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 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 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 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 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 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 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 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 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 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 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 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 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 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 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 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 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 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 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 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 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 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 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 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 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 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 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 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 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 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 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 “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 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 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 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 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19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隆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 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 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 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 影师，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 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 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 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 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 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 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 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 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 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 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 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 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 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 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 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 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