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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了。但山姆说：三个女人？对我们两个？他有点犹豫不决了。我马上劝说他
这没什么，我们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形，相信我对女人的经验。况
且连凶狠的敌人我们都对付得了．何况三个日本女人，干吧？
我在巴黎时对“猎艳”就有一套，我能感觉到这三个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
们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卖弄风骚调调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枪，疯狂
一夜。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是在大厅里，从她们的气息中，我
还是能感到她们身上的雌激素在喷勃涌动。发情的女人。她们穿着都很不错，看起
来经验老到。
我问山姆是愿意做安顿·诺维克先生，还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
着说他想做个“会说流利日语的”诺维克先生。这个想法不错，他既可以用日语和
那三个骚娘们沟通调情，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吗，当然还是再当一回陈先
生啦。
我走近那几个女人，有礼貌地邀请她们“到我们的套间去喝点酒玩玩”。她们
竞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令我们“无暇理会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觉意外。
回房后，我和山姆悄声商量着策略。如果有人到访，山姆就和女人们一起躲起
来，让我一个人去应付来人。即使是从于这类事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失情报官的
特色。
我们于是打开名贵的威士忌，要大家一起玩“脱衣扑克”。两个女人马上迫不
及待地赞同，而另一个看起来较年轻、长得又最漂亮的则有些犹豫。我一眼就看出
她是那两个缝制高级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难怪她们穿得很好），而且，不是开玩笑，
一定还是个处女。另外两个则都是30岁上下，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了。
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对于那两个急于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来说，这种
游戏实在是太慢了。山姆于是用日语建议改玩“牙签”游戏。谁抽到五根火柴中最
短的那根，就脱下一件衣服。这个玩法虽然简单得近于荒唐，但效果绝对一流。两
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高兴得咯咯笑，而那个处女只勉强同意c 这纯靠运气，不久，
我和山姆几乎全裸，而那两个最想脱的女人却几乎没脱。这可不行。我们可是一流
的中情局情报官，绝不能在这样愚蠢的游戏中输给这些业余选手。我和山姆交换了
一下眼神，无须一言一语，我们就各自施展手脚，开始作弊。
也是运气，那位不幸的处女小姐最早输得脱光了最后一丝衣服。她哭着掩面跑
进了浴室。
那位处女小姐很漂亮，她无助地竭力想用手掩盖双乳的神态，酷肖希腊女神。
我和山姆绝无诱使她脱衣的想法。她哭着躲进浴室后，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后
又看了看那两个已经面似桃花、兴奋异常的女人。我们还等什么呢？上！
暴风雨过后，那位处女小姐静静地走出浴室，手里抓着一条大毛巾，遮着她还
全裸着的身子。她的双眼还红红的，面上带着难为情的微笑。她依然纯洁美丽。
我们发展的那三个特工都向我们提供情报，但他们的价值和获取情报的能力各
自不同。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是为中情局服务，或至少他们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我们案官并无必要告诉特工我们是什么人。很多人并不喜欢，甚至害怕中——
情——局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三个字。从另一方面来说，“被招募”的特
工也不想问他们是为谁提供情报，这有点像鸵鸟，埋头砂中装不知。他们有“评价”
他们自己行动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成功发展了三个新特工后，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欧洲。我则表面上到香港和其
它东南亚城市做生意，每隔两星期“回东京一趟”，分头与三个特工见面，拿取情
报资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触报告和我转交给他的情报资料写出情报报告。这样，这
三个特工实际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后来，“安顿·诺维克”又每两个月从欧洲到东
京，以加强对三个特工的了解和联系。人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兴
的事物，同时排斥和拒绝其它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种自我催眠。
我经常随身带着一板香港夜总会的纸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笺，和特工会
面的时候，我总是故意使用这两件东西。我发现这种小道具非常有效，于是一有机
会就随手收集这类东西。
每两周穿梭于香港和日本之间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从不喜欢和特工一起吃饭，
虽然这是由局里出钱，而且常常是在豪华的酒店餐厅里吃豪华餐。
我宁愿自己付钱，在便宜的餐馆吃饭，这样我可以使自己得到放松，不用为化
妆提心吊胆，也不会碰到熟人，还可以自在地喝酒和看我喜欢的杂志。而且，我发
现了满足我肉体上需求的新方法。
无论怎么说我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我的脊骨节原有些错位，有一次一位日本
按摩师帮我治疗，复了位，由于我患疵气的骨节已经基本上磨损了，以后疼痛就减
轻了很多。但是，由于长期紧张，我的脖子和后背肌肉很僵硬，几乎每晚都需要按
摩。
我听说，对顶级酒店里的女按摩师是不能“动手动脚”的。如果要她们于按摩
以外的事，她们会很反感的。但是，我用日语和她们亲切攀谈，加上我是外国人的
背景，不久我就发现她们也不能抗拒我私底下的诱惑。我早在巴黎时就是一个诱情
高手了。
我和她们攀谈，劝她们，有时甚至是用甜言蜜语诱惑她们，总能令她们心动。
在大约一年里，我和五六个年轻的女按摩师一起在床上嬉戏。我无须另付钱，只需
在超时时补上差价八当然我是用自己的钱给她们付费的，因为我不能把这些费用计
人房费中，然后到站里报销。）她们都很喜欢我，但她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别人也
和我私下有关系。
有一个很有礼貌的女按摩师被她们视为榜样，但可能只有我才知道，其实她是
一个女色情狂。
三个特工中，有一个头脑特别迟钝。一次他竟带给我一份瑞典红十字会给河内
一家医院的医疗用品清单。（把人道主义援助的清单给我有什么用？）我不得不委
婉而有耐心地对他说，我们所要的是“机密的、不公开的、很少有人能拿到的资料，
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人能看到的资料”。
上帝呀，救救他！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宣称：“你是说要像007 一样的材料？
间谍材料？”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那个中年人的脸竞亮了起来。
“哦，这太刺激了！晤！我要试试！”
快拯救这人的灵魂吧，上帝！
另一个特工则相反。他拿到他的“服务”酬金后，一定感到了不安。我相信他
已经知道了他在干什么。他决定和我摊牌，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就断绝和我们的关
系。
中国有句话：“人急要反，狗急跳墙。”
虽然我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但他却自己感到了压力。我和他一起在酒店餐厅里
吃午饭，点完菜开始谈生意时，他突然高声说：“你是说要我做你们的间谍？这绝
对不可能！你认为我是什么人？间谍？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干这种事？”
他说着说着，竞站了起来。餐厅里每个客人和传应都不禁转过头来看着我们。
我知道他是被吓坏了，他故意制造这样的场面，好使自己能在别人看我们的同时安
全离开。
他可能是害怕被毒笔刺中，或是害怕被无声手枪射杀，电影里说间谍都这么干。
但是他其实还可能不知道我的真正底细，因为我和山姆从未对他暗示过什么。
我做了一个很友好的姿势，请他坐下别急。但他却冲出了餐厅。我无奈地摊开
手掌，脸上一副被刺痛的表情，不理会旁人的目光，独自吃完了沉闷的午饭。我知
道，这个贪婪的胆小鬼再也不会回头了。
我们完全可以忍受。他没必要在这种场合这样离去。
在这三个特工之后，我们又开始对两个重量级的目标人选展开了工作。一个成
功了，一个失败了。
下一个目标很重要。非常有发展意义。我们要极其慎重地对他开展工作，以免
危及我们已经招募的特工。我们相信他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情报，但也知道，如
果手中没有他的把柄，而凭空对他展开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他是一个有信
念和人格完整的人。
他是个忙人，在多个圈子里为人所熟知。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和他一起喝酒吃饭
——这是我们的惯伎。在与他会面前，我们已经下了不少功夫，收集关于他的资料。
一起喝酒才知道，原来他的酒量也很大。
这时我已是有12年以上经历的酒鬼了，酒量很不小。我在喝醉后还能很好地控
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喝醉了回到家里，连和子都不知道我已经喝醉了。但糟糕的是
我一喝醉就想睡觉。山姆的酒量没我大，大概是我的一半，关键是他一喝酒情绪会
发生变化，有时兴奋，有时发怒。在日本，人们喜欢把啤酒、米酒和威士忌混在一
起喝，这样更容易使人喝醉。
第二次见面时，我和山姆计划要把他灌醉。我们准备轮番向他敬酒，这样我们
每次只有一个人喝，而他要陪我们两个人喝。
喝酒的气氛很好，不过我们离灌醉他还远得很，他一点要发软的样子都没有。
但是，他表面上已开始能接受我们说的话了，不再像在外国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了。
机会、“体质相和”和加上大胆，我们盼望的时机终于来了，可以对他发动攻
势了。我们发现，这位目标人选“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不
敢保证他会不会因嫌钱少而拂袖而去。
虽然我们已经是熟手了，但在最后向他摊牌之前，我们的神经依然绷得很紧。
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放走这条值钱的大鱼。只有在确认了他已落人我们撒开的网中，
我们才会全神贯注地开始收紧网袋，然后用手把他捞上岸。
我要山姆以感谢信的形式，准备一份稍微正式一点的收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
诱使他在上面签名。山姆对要这条大鱼在收据上签名觉得心里没底，怕被他正面拒
绝，过早地结束这个游戏。我让山姆放心，我比他更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只有在我
觉得没问题时，我才会让山姆拿出收据，给对方签字。
“勇敢一点，听我的指令行事。”我对山姆说。我奇怪自己竟然敢这样训山姆
c 晚饭后，我们又把目标人选带回酒店套间里继续喝酒。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一箱威
士忌。我偷偷地吞下一大块黄油，这样使小肠壁上沾满一层黄油，或许可以阻碍身
体对酒精的吸收。这是一种流传的民间方法，我以前从没试过，现在却指望能派上
用场。
我们用很大的高杯盛威士忌，半杯威士忌约有六指宽高，再加上一半水和冰块。
我和山姆轮番向客人敬酒：为健康干杯，为工作干杯，为未来干杯，为美帝国
主义的衰落干杯，为世界和平干杯，等等。
但我们的客人实在是厉害，我和山姆已觉得有点东倒西歪，而他还是面不改色。
我们只能再耍手腕了，在向他的杯子里倒酒时，仅放一决冰，再把威士忌加满。两
杯下去，他终于支持不住，醉了。
我们立即依口头协议进行交易，把事先经上级批准的钱给了目标人选。
山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他在征询我的意见，是否把钱给对方后要求在收据上
签名？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犹豫起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坚定而大声地对山姆说：
“诺维克先生，拿收据来。我们不能忘了生意上的手续。”山姆从他胸前口袋里抽
出收据，目标人选竟一言不发地在收据上签了名。我和山姆相视一笑，成功了。
目标人选走后，我和山姆相互翻着醉眼，又用抖抖索索的手拿起酒杯：“成功
了！太棒了！”我们祝贺自己。
这个目标人选的确有价值，虽然他的工作很繁忙，但依然信守诺言，同我们见
面并为我们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硬情报，极有价值。如此一直持续到我离
开日本。山姆后来只好让那个会说日语的美籍朝鲜人给他当“翻译”。
故事还未就此完结。差不多5 年后我回日本，山姆告诉我的事几乎令我难以相
信。
那个美籍朝鲜人是一位高级情报官，也能力出众，但我知道山姆一直和他相处
不好，他对山姆的脾气颇有微辞。
而那位目标人选，其实已是我们的特工，后来意识到他是在犯错误，觉得后悔，
想退出，脱离困境。
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所控制。
他知道肯定不会是苏联克格勃。首先怀疑的应该是中情局c 但是由于我们自我
保护和掩饰做得很好，又使他觉得糊涂，或许我们是英国情报部门，德国的，法国
的，还有可能是台湾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和所用的语言，使他费解，难以作
出肯定的结论。
正如我想象的一样，他宣称不再为我们工作，不再要我们的钱。我们可不干！
山姆告诉我，站里在认为这个特工极有价值的同时，也认为他一但反水，会引
发很大的风险。为防他反水，我们两次用摄像机录下了他接受我们的钱的场面、而
且，这些录像带也能对他起威慑作用，使他不敢向公众公开我们的“故事”。
但这些录像带并没有派上用场。
山姆虽然本身既不是律师，也不是生意人，但在准备第一份收据／信时，很细
心地在末尾加上了一句极为郑重的话：“此协议须经双方同意方向终止。”
任何一个律师可能都会认为这样的声明十分荒谬。但却没人注意。
在特工提出要终止不干的那个晚上，山姆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复印的收据，
煞有介事地给特工一份，给“翻译”一份，自己手持一份，口里嘀咕：“嗯，就这
样哪？”然后把剩下的几份放回公文包里。
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意思却很明确。我们可爱的山姆，或安顿·诺维克先生，
完全可以把成千上万份收据复印件贴满大街小巷，对那个特工而言，这无疑就是世
界的末日。
然后，山姆又像一个老练的律师一样，在桌边对收据上那最荒唐的一条发表意
见：“上面说‘要经双方同意’，我还没同意！你不能单方面撕毁协议！”
那个特工以后再也不说要退出了。
但对山姆而言，这还不算完结。
山姆对我说，他和那个美籍朝鲜同事从一开始就合不来。那时，那个特工约定
每个月和山姆会面一次，而且他每次都能带来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同他见面是一
件很重要的工作。
一天晚上，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山姆喝醉了酒，而且是烂醉如泥。而那个从不喝酒的美籍朝鲜同事竟然也喝醉
了。那个特工当然也喝酒，但我们知道他的酒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翻译”竟然发起呆来罢工不干，按山姆向我描述的，
“他说不出话来，走到窗口，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对我和那个特工置若罔闻。”
山姆既觉得狼狈，又觉得可气。在特工面前，山姆不可能打他的好像是突然哑
了的“翻译”，而在另一方面，山姆又的确不想失去这个特工，或每月获得一次硬
情报的机会。整个过程中，那个特工都一直在看山姆和“翻译”闹别扭。
最后，山姆采取了行动，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的行动：他走近特工，用自己流
利的日语向特工说：“请听我说，我最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了，我现在觉得
我可以不要翻译了。”
特工站在那儿，连眼皮都不眨，似乎是他早已料到。
山姆和特工用日语顺利地完成了交易。
五年后我回到东京办理第二次调动手续时，山姆忍不住要我帮忙，央求我回到
他所在的小组，再给他当“翻译”。
这滑不滑稽！你不是说你已经用流利的日语跟那个特工沟通了，没有吗？
“不，不。我们还是接着打哑谜好，这样对行动有利，而且你在场还可以做很
多其它事。”山姆没有告诉我，他和接替那个美籍朝鲜人的新搭档，也是他的好朋
友，又有了矛盾。他也没有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被那个官员无端伤害，并
彼此结下怨恨时才知道这一情况，但知道得已经太晚了。（后面的章节中对此事还
有详述。）
我有点勉强地同意继续和山姆合作。
我再次充当诺维克先生的“翻译”，而他也好像是完全忘记了他曾用流利的日
语和特工说话。特工绝口不提此事。他从不和山姆直接对话，一直要我翻译。他依
约仍向我们提供情报。我第二次离开日本之前，山姆对我说他想“放走”这个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