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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偶不能参与你的工作，这是一个“秘密’的间谍世界，对不对？你只能自己一
人处于其中，对不对？你正独自与你的“隐形敌人”作战，对不对？
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直言不讳，以便本故事能准确地呈现给您。我完全认为自己
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承担责任。
但是不应该指责我虚伪。我欠她太多的妻子在过去26年里从没有抱怨过我不诚
实或虚伪，未来的26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在本章中，我要说的是有关间谍人员的妻子，尤其是非官方掩护间谍人员的妻
子的处境、发生的问题和可能的解释——不是探讨有关解决办法。当然我亦会加人
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它们可能不正确，但绝对是肺腑之言。
由于我对有官方掩护的间谍人员的妻子知之甚少，因此我很少写到有关她们的
情况。她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他们可以参加外交或官方宴会，而非
官方掩护间谍们的妻子却不能。（我曾参加过类似的宴会，有时和我妻子，因我有
过一个不同寻常的记者身份。）
我也将甚少提到女间谍或类似“夫妻店”的间谍生活，只是因为我对他们亦知
之甚少。当时以非官方身份作掩护的女情报官不多，也不太主张使用女性作这类间
谍。因此，除非她们和你在同一组工作，否则你不会知道和了解她们。在我22年的
情报生涯中我只知道两个非官方掩护的女情报官员。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已大不
相同。
请注意我要讲述的是情报官员，不是分析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
我相信，由于他们的分工不同，这些人和情报官员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看法也完
全不一样。
处于隐蔽战线的情报官员通常不能承认他们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大多数其它
的情报人员（行政。情报和科技人员）则可以。由于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可以为之
骄傲，尽管不为新闻界和公众认知，但其心理负担仍可大大减轻。他们的配偶也一
样。
在国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如不首先拧开收音机，我们就不能在家中谈话。在
过去多年里养成的习惯使我们成了类似于“巴蒲罗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
是缺乏灵活性？抑或感觉迟钝？
试着为某件事将你的生活和自由当筹码，试试绝对准时地做每件事，哪怕只是
几天，你或许就会理解一点被迫出来的习惯的滋味。想像一下从事秘密工作时没有
美国政府的任何保护，而政府也将断然否认你的存在或你与政府的关系，你的感觉
会怎样？按15－20年算，天天如此，你或许会相信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
的环境里的人是十足的傻瓜。
一个处理过去非官方掩护间谍记录的朋友告诉我，在中情局历史上只有6 个这
样有傻劲的官员。
随着苏联和其它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集团日趋温
和的政策，中情局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中情局对前共产党成员和新的、敌对的、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独立共和
国仍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那些不时出现的零星的独裁者的野心。中情局现将
注意防止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分子、跨国毒品走私以及经济和科技情报等方面。
这些任务比和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前苏联及其卫星国斗争更可怕。
70年代的中情局看到了非官方掩护的、隐蔽性强的情报官员的重要性，并开始
增加此类间谍的数量。
针对这些新的任务，中情局开始大量招募将要或能够成为“非官方掩护”的间
谍。据我所知，这些新的招募对象从未踏入过中情局总部大门一步。而且新招的女
性人数和“夫妻店”数目也在大幅增加。
至于少数民族情报员的招募，其需要和利益十分明显。据我所知，这样的行动
进行得十分活跃。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社会上已具丰富经验的和完全独立的人士，谁会心甘情
愿地为相对不高的政府薪水卖命呢？
任务肯定变得更复杂。更危险了。我以前提到的“情报人员不会相互残杀”只
适用于本要的、“文明”的国家，而不适于少数独裁政权，更不适于恐怖分子。犯
罪集团和毒品贩子。因此，这些危险的确使情报人员及他们的配偶变得很现实。
安排和使用非官方掩护且不易暴露的情报官员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资源。不
难理解，因为他们过的是情报官员和以某种职业为掩护的双重生活。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他们的身份要么是真正的有经验的人士，要么需经长期
的培训来达到。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需要为他们建立掩护身份、提供其子女的生活
和教育费用。其它消费和津贴等等，这需要大量资金。可以想象，由于需要有详尽
的计划或非常间接的方式才能使情报员隐蔽得更好，因此这又增加了后勤人员的工
作量。安全的住房和办公室也必须增加。当今高科技的通讯工具使得间谍及其相关
人员的工作比人们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然而，在这一行当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人类的本性。
由于人类本性难移，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也就显得很老套。
我们那个时候，女性情报员相对较少，而且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我听过一
个笑话说，一名男特工被安排和一名既能于又漂亮的女情报官共事，不知怎么地，
他觉得她——他的上司——是中情局给他的“小小的优惠”，是饭后的“点心”。
后来我听说他仍然认为她只是他的“点心”。
发生这样的事是很不幸的，但确有其事。
在使用一名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之前，行动组必须首先对候选人的不同能力
和专长进行甄别，到底是作一名间谍世界里的工作情报官，还是作一名在公众场合
出现的以真正的职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官。由于生活方式对家庭的影响，对其配偶
的情况亦应作通盘考虑。
我们那时，对“夫妻店”式的情报员来说，很难为他们安排任务，主要是因为
“职位”问题。在同一个城市为他们同时找到两个理想的职位是十分困难的。即使
有这样的一对夫妻，很可能一个是工作官，一个是以官方身份作掩护的，诸如办公
室工作人员或秘书人员。在当时，工作官绝对不可能以非官方掩护身份出现的。
当时，有许多人在等待被派往如伦敦、巴黎、拉巴特、内罗比、日内瓦、罗马、
东京、甚至夏威夷等地去执行任务。当然，令人垂涎的位置会随时代、当地的政治
和经济形势而变。日元的突然升值肯定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太诱人的地方，而30年前，
坚挺的美元是很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长期工作在很诱人的城市，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工
作环境或可以提高工作水平。相反，舒适的生活会使一个能于的情报员沉溺其中、
麻木不仁，而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更加勤奋工作并获得提升，最后达到令人羡慕的
地位。（当然，配偶和他在一起，一二人就可以荣辱与共。）因此，只想去一个听
起来不错或配偶要求生活的某个国家的想法并非是好主意。
我知道有个情报员在一个可称之为天堂的地方呆了三年之久。那里气候好，风
景迷人，没有危险也没有上司。除了在阳光下游泳，几乎无事可做。除了要考虑下
次的鸡尾酒会，享受实际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海鲜和免税美酒之外，没有任何压力，
等等。
他说在那儿的生活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也许是如此。但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
我相信会感到厌烦。我会为自己的事业担忧。我亦会为在这次任务中浪费光阴、一
事无成而担忧。那对我不会是什么天堂。
将我和妻子不断的争吵作为例外，放在一边暂且不论（因为按我的一些朋友的
说法，我们的争吵有些像体育锻炼），前往一个“天堂”般的国家生活，因工作压
力和挫折和妻子发生争吵将使“天堂”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夫妻和谐亦会葬送在那
儿。
我相信在潜伏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双方相互信任。没有完完全全的信任，
只是心理负担就足以减少你的作用。
在情报生涯中，让人最感辛苦的是夫妻分别，不管是三天、两周的短期外派还
是两个月或六个月较长时间的分别。不像军队生活，我们经常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
对情报员和他的家庭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因此一个人必须要学会调整并适应这种
生活方式。
我知道一对夫妻，每当丈夫的临时外派时间变得“难以容忍的漫长”时，他的
妻子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尽管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肯定对丈夫事业有害无益。
就我而言，我的妻子还是能容忍我。很幸运我从不需要为妻子有这样的感受而
担忧。完全没有戒意或对忠实的怀疑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长期的分离生活中，相互信任是克服这种困难的基础。必须始终保持对一个
人的信任、对他或她处理难题能力的信任以及情报局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并不完
美）。这是对他或她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的重要保证。
对为情报局工作的任何一个人或夫妻来说，信任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
需要，情报官必须能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他不应该为无谓的琐事所干扰。因此，
可以预见，大部分责任和义务在于妻子，她也必须学会处理这些问题。
为此，我相信最好的办法是立下一条规则，可以向配偶透露一点你工作的大概，
如果必要的话，记下细节，然后将其密封后放在某一安全的地方。如果发生了什么
小差错的话，其配偶可以和联络官联系，取得他的忠告和支持。
当然，说得越少越好。否则会增加配偶的精神负担，次次盼你安全归来。
就我而言，我总是时时帮妻子做一些可以想到的、妻子不得不处理的日常事务
：收人和支出、健康和医疗、学校、社交、联络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但我
只是向她简略地讲一下我的行动任务。她经常事先就能猜出，知道我在干什么类别
的事情，因此她并不太担心我。或许她已听天由命了。她甚至经常不知道我什么时
候在什么国家。她只是在我返回之前不久，才通过总部得知我将返回的时间。
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确实一直在为我祈祷。
我见过、也认识一些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的妻子，她们做得非常好。她们信任
她们的丈夫，尽一切可能、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家庭，
他们彼此之间必须隐瞒许多事情。但他们仍显得高兴，一如既往，至少表面上如此。
确实，在知道了他们的私下的感受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
有个同事的妻子，显得非常苦恼，因为不知向谁求助，于是来向我借钱。她丈
夫当时回国休假。正如前面所述，休假是半强制性的，而且花费很大依他的情况来
看，由于资金困难，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带家属到美国休假，事实是，要求情报员在
休假之前必须清算其资金帐目。同事们不得不为他募集7000美元将他“保释”出来，
以便让他能返还他所掌握的周转金去休假。他可能没有为妻子留下多少钱，所以她
在花完之后未向我、他的同事借钱。
顺便提一句，这种事并不少见，而且即使在当时，7000美元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即使严格地按规定执行，在一个国家的消费是相当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要失
去大部分所得到的津贴和补助（租金、设施和学费），通常来说，使用当地货币时，
情报官有时除了使用他的周转金外，别无选择。总部最终会对此进行重新调整并返
还津贴和补助的损失，但要等50——70天才能拿到。
我必须坦白，我做了一件同样的事：在我收到全部美元款项。但按当天汇率不
得不兑换成日元时，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我们的周转备用金（我们收到的是日元）
通常是大量的日元，我记得我从中转用了相当1 万美元的周转金。当然一旦从总部
收到补偿后，我就将总数还原了。
我听说我们的部长一次就短少了3 万美元。我想知道，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必
须突然清理他的帐目时他怎么办。
我曾试着和总部的一名官员谈谈这个问题，因她对类似的问题很了解。但当知
道我要谈的内容时，她马卜说：“不要给我讲任何可怕的故事。”
这是一种严重违规事件，她不应视而不见。但对此也没有什么容易的解决办法。
我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老朋友，很早就从事我们这个行当。有大，他从他手下
的特工那儿听说东道国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下令干掉他！这不是儿戏。那是一个野蛮
的国家。匆忙中，他不得不留下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逃命，由于不能直飞，只得沿路
不停地换乘飞机，用尽一切办法才到达安全的地方。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恐惧，被
留在那儿的亲人将是多么悲惨！
由于试图离开那个不友善的国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受到该国警察的折磨。
我们当地情报站获得的可靠消息表明，当局试图绑架他的家人，诱使他回去。
57天后，家人才和他团聚。由于高度焦虑，导致无节制的饮食，使体重增加了
57磅（在团聚后体重很快降了20磅．但回复到原来的体重却花了3 个多月）。
无论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在他退休之后，也无论已处于幸福的日f 里还是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那位美丽的、善良的妻子是从中学时代起的爱人，就一直爱
着他并义无反顾地支持他。这位前情报官尤其会讲幽默故事，他九死一生的逃亡故
事总是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间谍。军队或执法等职业中，对生命的威胁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或者说是注
定会有的，我相信置身其中的人并非是勇气使然，而是一种所谓优先顺序，一日你
加人了这样的职业，危险就伴你左右了，当要对一件事立即做出决定时．起重要作
用的因素是一个人的优先感，是他的责任感，而不是他的勇气。在危急时刻，他不
会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冒生命危险。然而他或许会考虑通过这样的冒险，是否可以达
到完成任务的目的。我们经常听到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讲述他们的行动过程。这很
少是勇气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回答了。“在我知道……之前”通常是对我们听
说的一次有巨大勇气的行动的描述。然而，对许多没有搞清优先感的人来说，恐惧
是主要原因。他们必须花时间来考虑，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犹豫不决导致
上下摇摆，美其名曰“有理性”，很快，一个懦夫就产生了。
不合理的行为在如此借口下，就变成了所谓“合理的”行为。
在我的生活和职业中，我见过许多显示巨大勇气的例子。很遗憾，我也见过许
多明显的现象：“合理”的推辞，“高度”的理性，“仔细”的考虑。不管怎样表
达，最明白、最简单的事实只是“临阵畏缩”而已。当然，加人中情局并不意味着
自然而然地在胸前挂上了勇气的徽章。
希望能做到的是加强责任感，从而克服恐惧心理。
我无论如何不是在鼓吹盲目的勇气。很自然，你必须仔细考虑其它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说在危机到来之前，你必须已经对你成年生活中一些可能性作出了一定的思
考。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没有钱或感到饥饿时，他就应该去偷吗？答案似乎再清楚
不过了。不对。如果当时他别无选择了呢？或者说，如果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呢？
因此，没有诸如“深思熟虑”的事儿！
如果在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期间，经常地担心死亡或其它与工作相关
的不幸事情，你就要尽一切努力，赶快全身而退。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加人中情局时，我知道并至少和两个同事交谈过，这
两个人从不来坐从华盛顿到例如洛杉矾的飞机，因为他们担心万一被绑架，就有可
能飞到共产主义古巴。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真是无人能敌。
他们其中一人最终再也忍受不了担惊受怕的日于。不要问我为什么。当时并没
有什么地动山摇的事情发生。他或许惶惶不可终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吧。他来告
诉我他“深深关注”的事情，问我对他到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忠告。当他告诉我他正
考虑申请去国防情报局工作，我不置可否。那有什么区别？真是天才！
在精神完全垮下来之前，他最终退出了。他研究过法律，于是去当了律师。当
然不是有关犯罪或诉讼类的律师，那样他就不能远离暴力、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