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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的小酒馆、饭店。还去夜间旅行，包括一间脱衣舞夜总会和著名的丽都夜总
会。
即使是卖票给我的法国姑娘也觉得小彼得看这种全裸的脱衣舞是不是太早了点
儿，我向她保证没关系。我们在里面确实见到了和彼得一般大的小男孩。
事后，在与我进行“男人间”的谈话时，彼得严肃地宣称相对于丽都夜总会令
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他更爱看脱衣舞。我也同意脱衣舞更好一些。
一年多以后，我从工作的新英格兰到总部去，听说在梅巴尼眼皮底下，东京站
陷入了巨大的慌乱，有12名官员和12名特工被卷人。
梅旦尼非常信任一名特工，他甚至例外和特殊地在领取每月津贴时不用签字。
而这名特工却一直在向日本等其他国家提供情报。
我不敢相信，我竟是12名被暴露的情报官之一。虽然情报官员都使用化名，但
可以确信日本公安部门能够辨认出来。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那名特工。他属于没有架子令人愉快的那一类人。但有一点
我不能理解，不是出于空想而是出于常识：即使和那名待工在一起，我也很小心，
没有放松自己对盯梢者的警惕，但我从未发现任何盯梢者。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
和一群格鲁乌成员住在一幢大楼内，受到监视将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的安全随时
受到危胁。
只有日本公共安全部门能解开这个谜。
我相信自己能够发觉最出色的跟踪队伍。我有一次甚至发觉了错跟踪我的一队
联邦调查局密探。我不信有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可能跟踪我，我认出他们并且通
过报告上级取消了他们的任务。后来就这次误会我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梅巴尼向我介绍那名特工“绝对可靠并且少见的沉默寡言，除非被逼，否则他
不会讲一个字”。奇怪的是我发现他和平常人一样健谈。他用日语和中文与我自在
地交谈。我有时也通过电话与他的妻了交谈，她同样很友好，很吸引人。
在移交给另一名极密情报官之前，我曾经掌握过这名特工几个月。那名极密情
报官同样认为这名特工并不少言寡语。可能，他只是没兴趣与梅旦尼交谈。这可以
理解，任何直觉好的人都会这么做。
我读了事件发生以后梅旦尼写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梅巴尼暗示那名特工是在
由我控制时被策反的。那特工已经承认，他在饭店里与梅日尼会面之前已经被策反
了。那是在由我控制之前，况且我从未与那人在任何饭店里见过面。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那名特工在梅里尼面前会保持沉默。
即使手中有如此明白的证词，梅里尼仍然想将他自己嗅觉不灵的事实栽到我的
头上。这是他常用的诽谤别人的方法。
这件案子非常混乱，以至梅旦尼在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又被召回东京去帮助清理
烂摊于。但据我所知，案子后来弄得更加复杂，梅旦尼被命令离开东京，而换上一
个专家小组到东京与日本公安机关合作，用测谎方法调查那名引起极大混乱的特工
内心深处的想法。
很容易想象：那名特工向三个国家的安全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甚至他自
己都可能是混乱的。
在一份报告中梅里尼写道：“于是我发现……”。一名生气的高级官员用讽刺
的口吻写在其上的评论是：“太迟了！”
我可喜欢这个。
一般来讲，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终止一些情报官员的职业生涯。想象一下被泄
露的12名特工，可能他们的真实姓名都已经被知道了。这可能是日本警方与中情局
间的一场游戏。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那件案子。相同的故事在中情局继续发生，总是听不到结局。
梅巴尼曾经向我夸口他以前同时掌握过24名特工，以致他的站长为了确信不得
不亲自去验证。这是典型的梅里尼武牛皮。
我曾经读过关十一名苏联“色情”间谍（有时被称为“乌鸦”）的故事。他掌
握了分布在西德几个不同城市的七八名女间谍。他不知疲倦地驾车从一个城市到另
一个城市，每周见一个女人，满足她们中的一人的性欲并取回她们的报告。因为一
周只有七天，所以他不得不每周做一次甚至两次双头列车。我认为这个疲劳但具有
献身精神的爱人兼情报官比用其“技巧”欺骗24名特工的梅旦尼更可信。掌握特工
需要梅巴尼缺少的同情心。
与大多数了解这场“东京大混乱”的官员预料的相反，梅旦尼在中情局里的职
业生涯与那位部长一样，莫名其妙地蒸蒸日上。
但是，如果考虑到九年以后埃姆斯案件引起的灾难，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组织和
人一样也有缺陷。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总部和新英格兰
在中情局总部工作，令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非常愉快。
对我来说，总部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的心情与以往相比，却更加
放松。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办公室的门上大多没有标志，里面的人也就显得更加
神秘，每次我都要敲好几扇门，才能找到我想找的人。我第一次迈进了中情局的总
部大楼，并可以深入它的机枢，成为名符其实的一分子。
在总部，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对于这里的工作程序和安全规定也一无所知。
虽然我早已通过“高度机密”的安全清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这里“应
知原则”是处理各项机密事宜的最高准则，谁都不能例外。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好
在这里的秘书和情报助手都很友善，非常耐心地为我引路，使我能一步一个台阶地
学习这里的一切。
我察觉到我们科长对我有些惧怕，他认为我会给他带来麻烦，这可能是因为东
京站的二司给我的坏名声似乎让我先到。20年了，他的发型还是那样，而他的幽默
感也如他头发一般短。他戴着眼镜，不敢前面视人，从他的眼睛里我看不出任何光
辉和荣耀。
我仍然喜欢呆在办公室和自助餐厅里，除非得到邀请，我也不太敢探头看或走
进其它办公室。（我相信几年后中情局的大部分办公室都会使用一条“关门规则”。）
我还有一件紧要事：要参加最近才实现的所谓戒酒复原计划，虽然我已顺利地
戒酒五个月了。我还被约诊，去见一位专门研究嗜酒者的心理学家，说我要么参加
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的戒酒共进会（AA），要么保证自己在两年内滴酒不沾。
在这期间，我将不获外派，也不执行临时任务或调动到下一站。只有在经过严
格的评估确认我已经戒酒后，才有可能再出外执行任务。
从五个月前我发誓戒酒的那一日开始，我就已经彻底摆脱了酒精的诱惑。但这
还不行，心理学家说我可能只是“紧张忍耐”。绝非如此，我表示反对。在家中我
随时可以很轻易地拿到酒，但酒瓶已引不起我一丝的喝酒欲望了。
具讽刺意味的是，突然有一桩只有我才能扮演重要角色的案于需要处理。我是
唯一能挽救局面的人，因为这项案子最初就是由我启动的，只有我才能接上线。
案子非常重要，区局长亲自致电那位戒酒心理学家，请求暂时让我离开，出外
执行临时任务。但这一请求未获允许，按那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因为我的健康原因
（和相关规定）。
他于巴巴地说我“一定是一个很出色的情报官，所以区局长才会亲自打电话，
提出贯例的中断请求”。
但那时中情局对于嗜酒者的规定已相当严格，要求须先经治疗，在酒瘾尚未得
到完全控制之前不得离开，并认为酗酒会对情报行动的安全性产生威胁，带来风险。
我们只能放弃那个案子，对于局里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搁置而不重新启动那个案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
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如果是太相信这种感觉，准会一事无成。但我如果去执行
这项任务，可能就会以锒挡入狱而告终。冥冥中上帝正在保佑着我，而我却一无所
知。
我参加了戒酒共进会。我非常同情参加共进会的人。虽然我也曾有和他们相似
的体验，但对我而言，一旦戒酒，就永远戒除了。老实说，我已经无法理解他们难
以拒绝的诱惑来自何方，他们痛苦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
状态，对他们来说，我无疑已成了外人。我觉得不好意思。
最近，我了解到很多酗酒的人其实能拒绝酒精的诱惑，我一定是属于这类人。
因为我再也没想过再喝酒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喝了20年的酒，其中有18年几乎每天就要喝掉一瓶强酒，确实是喝得太多了，
几近于自杀。我曾戒过五次酒，每次都是医生要求的。但因为当时我认为喝酒对我
来说是一种享受，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惬意感，所以每次都没打算真心戒酒，如此犹
犹豫豫、意志不坚，当然每次戒酒都以失败告终c 我的确曾是一个典型的酗酒者。
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从不因嗜酒而引起情绪的大波动、丧失理
智，也从未因嗜酒而完不成任务。
我从1975年开始开车，每次如果要驾车，我都会保持自己滴酒不沾。而如果我
喝了一点酒，就会让和子代替我开车，绝不铤而走险。
我对那位心理学家说：“我现在压根就没有想喝酒的想法和欲望。事实上，我
现在只有在戒酒共进会上听到他们谈喝酒时，才会想到原来还有喝酒这回事！
“这就像禁止我穿我喜欢的蓝色衣一样。如果确实不能穿那种颜色的衣服，那
就不穿好了。我可不会死心眼非穿不可。”
那位专家固执己见，对我的解释完全无动于衷。他说在他20年的工作经历中，
从未见过什么例外情况，现在也不例外。
除了戒酒外，我在总部还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我还要求局里为我彻底恢复名声。在东京三年，我的名声完全被败坏了。我知
道不少人在暗地里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说我曾“差不多被中情局开除”。
特别是，有两个我以前不认识的女人用非常刻薄的语言诽谤我。她们长得又老
又丑，臃肿不堪，也难怪一肚子坏水。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解释／申诉信。但没有一位上司认真对待
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别搅事儿。”“木已成舟，现在你还能说什么。”
“没准你确实曾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要不然别人怎么会这样胡乱指责你。”等
等。
不顺心的事还不止于此。科长显然不愿意有效安排我的工作，而是想逐渐冷却
我，想使我处于低调，了无声息。
虽然我此时已经是GS－13级了，但科长却指派我帮一个GS－7 级实习生整理文
件，这通常不是熟手是不能做的事。
我本身对这项工作并不熟悉。新加人情报局的人忙乱了三五个月，留下一个烂
摊子，然后又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科长就常常要我接手整理。因为我也需要学习
此类工作，所以我也就只好接手了。
我和科长工作时桌子相距每每不到十尺，但相互之间却缺乏沟通。我觉得他是
一个有板有眼、极平凡的人。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跟我往来。
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哪怕有时是要完全改变给我的任务时，也总是叫其它人转
告我，而不对我直说。
虽然我想我已经很明白地向他作了说明，但他紧张的脑筋无法接受我从未在总
部机关工作过这一事实。年尾时他会在我的工作鉴定书上写道：虽然“有在总部工
作的经验”，但没有尽到“一个高级官员应尽的义务”。
什么是“高级官员”？他难道是把我当高级官员对待的吗？
什么“经验”？难道他不知道很多官员从未在总部工作过吗？
我再次提醒他我一直是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故而从未在总部机关工作过。他
只删掉“已有总部工作的经验”一句，说来更加荒唐。
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有时还是应行动工作局其他部门之邀参加的。对于
一个多年像孤狼一样生活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来说，这些工作是很新鲜的。
一方面，我要将我所掌握的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基本情况，向准备外出的国防部
高级军事官员作简介；另一方面，我也向局里的行家里手请教，了解他们如何处理
特殊事件和相关国家的事务。我充满好奇心，获益匪浅。
我还见到了我在东京时的一些上司，这时他们已官居高位了，在他们的办公室
外，都有一间“秘书及助手办公室”。有时我也会去和他们聊天，他们对我都有感
情，非常友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毫不
理会外面对我的流言飞语。我从心底感谢这几位老上级。
我和机关里的大部分同事都相处得不错。局里也有个别人跟谁都合不来的——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对人对事都充满敌意。我想在任何大机关里都少不
了这号人。在人面前表现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已经是客气的了，更糟的是背
地里暗箭伤人。
我还是对他们客客气气，想尽量搞好关系，刚开始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磨擦。
其中有一个，据他人相告，我是目前为止唯一对她客气的人。
有些同事开始要我帮忙，为他们做些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同我，鞠敬
待人终于有了回报c 有一位女士原先就已经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纽约读过我的接触
报告及联络电报。在总部大楼里，我们开始都未意识到是对方，说着说着，竟发现
我们曾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工作。她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讶，说我和她看到电
传所想象中的我完全不同。
有一度少数民族的呼声很高。他们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亚高职员联谊会，我去
过一次，但以后没有再参加。
这样的联谊会，对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无疑是有支持作用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
什么事，最后还是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实力和聪明才智，通过奋斗方能成功的，
而不应指望他人的帮助。
至少我的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信念，藉此我才能屡涉难关而终得幸存。虽然这样
有点像是理想主义或经验主义，但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局里，我的确都曾
受到过歧视。
大多数情况下，对我突施冷箭、恶意中伤的人，竟是局里的中国“同胞”——
小气、猜疑和嫉妒无处不在，或是受他们的流言影响的人。既然这样，组织少数民
族联谊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抗议多数民族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吗？
多年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就好像他们广袤的土地一样，大度慷慨，无私奉献，
有中央之国的气派。中文里喜用“大人”这个词，可能正是这一美德的写照。我仰
慕祖先们的气度。从后来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言谈中，我也时时可以领略到这种
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磨难、贫穷和悲怆之后，这种美德已
经日渐式微了（我希望还没有绝迹）。团结和合作已成了奢侈品，并正日益被极端
的利己主义所代替。这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写到此处，我要说明我也有很多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国朋友。他们真
诚、大度、尚礼。一句话：雍容大度。
从早年求学时期一直到进人中情局从事非官方掩护情报工作，我都是独立生活，
因而也养成了自强自立的习惯。我始终认为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无须以什么组
织作靠山。尤其从事我这样的职业，在美国的制度下工作，更是如此。在中情局里，
不分种族、不分男女，想要获得成功，人人都要展露自己的才华。遇到困难时，更
需要不懈奋斗，唯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
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在当时的总部机关里，还非常明显。
1979年圣诞节，我们华裔职员参加的圣诞晚会就被谑称为“中国佬晚会”，所
有的白人高级上司自始至终都这样戏谑我们。
一位华裔官员被评为“年度最佳中国佬”——奖品为三粒金色玻璃球——比睾
丸还多一个，以表彰他出色的工作成绩。
我们这些中国佬——还有中国女——一直不得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幽默。我对此
也不太在意，因为我已见过太多的种族歧视，甚至还有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而这
帮白人说我们是中国伦，也并不意味着是恶意贬低我们，或蓄意伤害我们的自尊心。
但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在讨论升职的时候还用这种称呼，就是心怀恶意了。这
位被评为“年度最佳”的中国佬，肯定因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