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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评为“年度最佳”的中国佬，肯定因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难以正常升迁到某
个特定的职位。
我相信这一说法。在我看来，他的能力甚至高于他的老板，非常杰出，完全有
资格胜任更高层的工作。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问这位心直口快、知名度很高的“获奖”官员是否认识
梅旦尼时，他回答说：“认识。但只是认识，不是朋友。仅仅是认识而已。”他又
强调。他的观察力很强，能看透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招募专家。
那时，中情局里还很少使用电脑。有一天，我要找一个人的名字，就去翻卡片
库，一个卡片库里几乎有50万张卡片。我碰巧翻到了我最早的上司的卡片，那位350
磅重心脏有毛病的上司。
我想，他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这个卡片库里，这样想着，我又查了与之有关的其
它卡片，发现这位胖上级与我们华裔下级在一起时用的竟是假名！他的妻子和儿子
过去常常和我们一起在他家里玩牌，和他一样，在我们面前也用假名。
可见在1966年中情局对我们这些华裔雇员还是很不信任的。直到现在中情局才
在可能的程度上公开了一些。以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概念一直就是：越秘密，就越
安全，越可靠。
现在除了那些非常敏感的职位和被人们认为是执行007 式特殊任务的行动局外，
大多数中情局雇员都可以使用真名，说自己在中情局工作。
多年以后，一位官场失意的高级女官员评论我“令人失望的业历”说：“有两
个因素影响了你在局里的发展，第一，你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第二，你是少数民
族。”
遗憾的是，这的的确确是对我最恰当的评语，也为熟知我的人所认同c 大约就
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对特殊制作的刀子感兴趣。我碰到了一位很有交情的猎人，他
也是一位刀迷。他约我去看刀具展览。因为在用刀和磨刀方面我可说是具专业水准，
所以，我很喜欢刀。我从见到的制刀匠和刀具收藏者那儿买了很多刀。
我见过一位著名的制刀匠，雷蒙德·比尔斯先生（RB），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
名的十来个刀匠之一。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又喜欢动脑筋，所以买了他做的刀后，就向他提了不少
建议。不久，我开始依用途自己设计刀，并请RB按我的要求加工制作。
刀制成了。我欣喜地看着我自己设计的刀。刀锋质量极佳，寒光夺目；刀柄上
用了罕见的材料，绚丽无比；刀身外形美观、大小适中2 使用起来，更是效果一流、
得心应手。RB非常讲究自己的手工，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令我钦佩万分。
我们合作制作的刀在刀具展览时，博得多人喝彩，刀迷们都喷喷称奇。
做刀和收藏刀是一个耗费不匪的癖好。因此，我只能让RB制作很少一部分我的
设计作品。大部分制作出来的刀最终都作为礼品送了人。
我的儿于彼得对刀毫无兴趣，这令我很有点失落感。值得我庆幸的是，我爱刀
的癖好虽然只使我博得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声，却也给我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奇
遇：在耶酥会导师的安排下，我得以在梵蒂冈单独拜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并以
私人的身份，赠送他一把我自己精心设计的刀。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
想，令我终生难忘。我从此走进了罗马天主教。
在总部工作一年，我越来越觉得每天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难以忍受，对这种毫
无新意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耐烦。曾一度是新闻记者和情报行动官员的我，早已习惯
于每天都有新意、每天都不同的生活。与大多数中情局行动官员一样，我喜欢行动，
喜欢刺激，而不喜欢总部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
我常和我在东京时的一位老上级聊天，他当时已升为国内区局的副局长。一次
我向他谈及我的苦恼，他当即说出三个国内大城市，让我从中选择一个。每个城市
都很大，但作为居住城市却各有利弊：住房、学校、消费水平、交通等等。
我和和于以电话商量了十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同和子商量和我的工作有关的
问题，最后选择了波士顿，我要执行的任务涉及到整个新英格兰。我连走带跑地告
诉老上级，去波士顿！
对新英格兰，当时我们还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中心，气候寒冷。但
是，我们也听说新英格兰人待人很亲切，富于同情心，至少当他们不小心踩到你的
脚时会说“对不起”，而不会毗牙咧嘴地反咬一口说“你瞎了眼啦”！
我了解了波士顿基地负责人的情况，得知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有闯劲而又精明
的情报官。这很对我的胃口，我宁愿在这样的上级手下工作，也不愿被胆小怕事、
官僚气十足的上司领导。
中情局的国内工作有好几个方面。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中情局在国内也有好多
基地。我被分派主要从事人员招募工作，也附带做一些其它工作。这正是我的长处。
因为我只进行了一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定期参加戒酒共进会的活动，
因此，在调到波士顿之前，我还得通过医学评估，以确认我是否戒了酒，戒酒后身
体和心理是否正常。但是，我的心理学家这时已开始相信，我已经彻底戒除酒瘾。
国内区局长亲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他证实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也不会再染上
酒瘾。
事后，他还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区局长会亲自过问我的事，他又自间自答地说
我以前一定是个很与众不同的案官。在第二次到东京的悲惨之旅后，还有高级官员
认可我以前的工作，这一点很令我感到欣慰。
我真诚地回答：“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官。”
波士顿是个大都会，由200 多个市镇组成。我们幸运地在一个市镇上找到了一
间合适的公寓。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基地负责人（基地长）。他是一位充满自信和行动力的人，
性于火爆，但十分赏识能干的下属。据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说，如果事情办砸了，
他会“咬掉你的头”。他还对报告上的英文要求苛刻。不论如何，我自信自己的能
力会得到他的重视。
到波士顿地区（不是波士顿市）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投入工作，承担一了几个
项目。我第一次单独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是在卡耐
蒂卡特州。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过去有一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地盘问题引起的。大部分情
况下，国内事务属联邦调查局管辖，中情局“如有必要”在国内开展工作，应先知
会联邦调查局，并在后者的协作下进行。“如有必要”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由于
各自立场的不同，解释起来也就有分歧，从而导致两个部门间的磨擦。不过，总的
来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本人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官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卡耐蒂卡特，我和
一位精于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官密切合作，进行了多次反间谍行动。
他总是嬉皮笑脸的，非常幽默。我和基地长可算是中情局里较为好斗的人了，
但与这位rpl 特别调查官相处以后，我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官比我们中情局的人
还要粗野c 他处事的惯用手法，往往令我吃惊和羡慕。
他们身上总是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徽章和身份证件，或贴或挂在身上显眼的地
方，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挂得更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我们中情局的人身上，最多只带个真实身份证（常常是驾驶执照）或商用电
话卡。如果带有两个身份证，我们就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不会用错——这已经违反
了不能同时带多个身份证的规定，但我们都喜欢这样做，因为在真有急事发生时，
我们很难立即从所谓的“秘密文件暗藏处”拿出“正确的”身份证明。
打个比方，如果家族长老去世，举行葬礼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参加时会有一种
荣耀子孙之感；而我们中情局的人却像是个私生子，没名没份的，只能偷偷溜进去，
还要遭受他人的白眼，我们一出现，在场的人就会噤若寒蝉。
有一次，我和调查局的那位调查官分头驾车，急匆匆地赶路去一个地方。他在
前面，我跟在后面。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新奥迪5000轿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的速度，
但是，在卡耐蒂卡特拥挤的收费公路上，我还是无法跟上他。
我只能放弃。他身上有调查局的徽章，还有枪，完全能证明他是在执行任务；
而我却永远不能直言我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情局官员，超速行驶肯定会被交警重罚。
事后，他向我解释他看见前面有辆车高速行驶，还以为是我的车，于是就飞快
跟随。我将信将疑，有谁敢在卡耐蒂卡特的收费公路上以每小时100 英里的速度超
速行驶？
我们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可疑恐怖分子、可疑间谍分子或潜在的合作者。
我们喜欢重拳出击，对可疑分于采取高压手段：一个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派遣
一名科学家到美国研究昆虫学，更具体一点，竟是研究蟑螂。哦，真的吗？我们能
相信你吗？
他摆出一副笑脸，竭力向我们说明蟑螂正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里肆意滋生，他
研究蟑螂就是为了对付蟑螂。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窃笑，但我们无法
反驳他什么，因为派他来美国的那家秘密科研机构的确可能正在和蟑螂作殊死搏斗。
我和在新海文（美国地名——卡耐蒂卡特州府所在地——译者注）的联邦调查
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
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
家做强制性测谎试验的。”
这群配着大口径枪枝的男女纷纷转过身来，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因那天早报的
头条报道了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茵曼的一篇讲话，说联邦调查局也应像中。清
局一样，对其职员进行强制性不定期测谎试验。
有一次我碰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聚在一起开一个行动准备会，人人都
随身带着武器。这种场面无论是发生在中情局大楼内，还是大楼外，都是不可想象
的，我感到很新鲜。这时，一个恼怒的调查员针对我发起了神经：“老板！我们到
底是在开秘密会议还是什么的？”我只好知趣地自愿离开，但他们的老板制止了这
群不满的男女。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可能独自离开。就像在中情局大楼里一样，来访
的人哪怕是到洗手间，也要有人陪同。
到后来因为个人安全原因我要购买手枪时，我要我的那位调查员朋友帮我，征
求调查局军火专家的意见。结果我获得了别人轻易得不到的良好建议。
任务完成后，我要求工作局局长致函联邦调查局，感谢那位朋友和他们科长对
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中情局的感谢函。我很高兴能如我所言
向他们表示礼貌。这是很多年里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来往的第一封致谢函。
我到波士顿三个月后，还成功招募了一名特工。他很派用场。我们都是用法语
进行交流的。我感到我的自信心依旧，心里很高兴。
那时在国内进行的招募工作一般都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员负责。
一旦成功，功劳大家都有份儿。
按我的理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的理由，同时也给每个官员一次处理招募
事宜的机会。这样安排有不少好处，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充分保证招募过
程的连贯性，不同环节交接时容易出差错，而每一个环节交接的差错都有可能毁了
整个过程。
我不在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功劳。虽然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更像一条独狼，但我认
为我是具有团队精神的。分享功劳是团队精神的灵魂。这样做可以加强同事间的合
作，对于那些相对新手而言，则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而且，那时我已是一个招募专家了，我完全不必在意我在同事中的地位。
除非有特殊原因，在招募的过程中，每个参与的官员依次接手进人。每个人所
担任的角色均由基地负责人指派。
例如，对于年纪较大、行为检点的目标人选，通常就要派较为成熟的官员去接
近他做工作。对于荒淫好色的男性目标，就要派较能理解他的男性官员去培养（不
能派女的，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而产生非分之想），不过在最后摊牌和协议阶
段，也可以派女性官员与他接触。
招募时如果发生冲突，通常都是在摊牌阶段。这时其他官员已经脱离了接触，
暴露的风险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有时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
有几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自愿为中情局充当间谍。他们是上校，
这样做的动机很明确，即是赤裸裸的贪婪。他们可能觉得有机会和中情局保持长期
轻松舒适的关系，提出每年要5 万（还是10万，我记不清了）美金的报酬。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中情局不是什么福利济贫组织。最后，这些上校们回到他
们的国家，竟反咬一口，向他们的总统报告说中情局“试探过”要招募他们！
于是他们的总统向吉米·卡特总统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中情局里那怕是最温和的局员获知此事后，都不禁骂出声来：“简直是岂有
此理！”）
我前面也曾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适于参加招募工作。要使招募工作成
功，尤其是在最后摊牌时，要进行多方准备，抓住时机，措辞得当，还要大胆。
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福特曾对我说起两个招募案例，依过去我对山姆的了解，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能做到，但却是真话。
一次是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现成的”潜在大目标。详。清我不及细问，反
正他说“现成的”说法，我理解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山姆立即向站长汇
报，请求站长批准他招募那个目标人选。
只有山姆能做出这种事来：锋芒毕露，单刀直人。他直接去了目标人选的家，
表明自己中情局官员的身份（极少有人敢这样做），要和对方私下好好谈谈，而且
就在那个晚上，成功地招募了那个目标人选。这是抓住人的心理，一举成功的范例。
山姆在我面前很坦白，他又说明那个新特工后来并没弄到什么情报，几乎没用。
他的坦白的确令人钦佩。
另一次，山姆在一旁守株待兔，准备向目标人选发动攻势。他并没有对我谈及
这桩正在进行的微妙案子的前因。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已经知道对方机构里有一个人
和组织闹意见，想要跳出。
按山姆的说法，他当时是“在射击孔里摆好了来福枪，瞄准好，只等目标探头
出现”。
目标探头出现时，就扣动扳机，“砰！”
“一枪命中”，山姆边说还边做出用来福枪射击的手势。他成功地招募了目标
人选，和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和那位特工紧密接触，不断获得情报，那时我也在东京站，山姆所获得的情
报占了整个东京站每月情报报告（IR）中的10－40％的内容。
就我所知，东京站里只有一位其他的案官有如此的成绩记录。
不够胆大的情报官是难以顺利完成招募工作的。常常是吞吞吐吐，话到嗓子眼
里又缩了回去，甚至回避“摊牌”时的关键语句。这种情形不少，在招募的最后阶
段是决不可取的。
当然，在最后阶段，很不容易毫无忌惮厚着脸皮问对方“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
机密情报”？或甚至干脆问对方“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间谍”？这和问高中女学生
是否愿意参加高年级舞会完全不同，甚至比问女人愿不愿意同你上床（顶多挨几巴
掌！）还要难。这事实上是要对方把他的前途和生命当作赌注来换取他认为是值得
的东西，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要衡量所得的利益和要承担的风险。培养或摊牌的
官员只能通过巧妙的迂回以达到目的，而不可误导或逼迫对方。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情局的新局长曾派一个高级官员巡视各地的情报站。
这位新局长的高级代表是一个空想家，或至少是一个清教徒。他从不抽烟喝酒，
还认为玩女人是非常邪恶的事，只发生在文明到来之前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城（《圣
经·创世纪》里的城堡，城中的居民因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译者注）。
无论在哪个国家，他训话的主题都是：要为“全世界的美好”而努力开展谍报
工作——这论调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