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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打动人心。这毕竟不是科幻作品。
我明白感党派的书和小报都很好卖，电影也很叫座。但如果本是想象之作，就
应明确地让大家知道所写的只是想象的故事，而不应误导作“轰动大揭秘”之类的
东西，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
克格勃的克鲁金中将在一次接受日本杂志采访时，也证实了上面谈到的“不杀
人”的观点，本书后面还将谈到。
我在中情局的这些年中，包括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日于里，只看到过一次中
情局人员携枪在身。当时我与我们在罗马的苏联处负责人见面。他双手笨拙地提着
一个棕色的袋子，那情景就象是袋子里有只死老鼠似的。我感到奇怪，往袋子里瞧
了一瞧，看到一支新式的白朗宁0 ．45半自动手枪。我问他带“那玩意儿”干什么，
他回答：“苏联人近来不大喜欢我。”
那是1985年8 月，正值维达利·尤尔琴科叛变之后，形势很紧张。但是我们的
苏联处负责人提袋子的样子，实在不能给我“西部快枪手”的印象。
在特定场合，情报官员也随身携带武器，保护自己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或毫不
犹豫拔枪相向。但这都是正常情况外的特例。随身携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些
组织袭击美国官员，这属于自卫防护措施，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所使然。
间谍战无时无刻不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发生。爱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 月曝光，
使人们觉得很意外，也很愤怒，觉得俄罗斯不应还继续苏联时代的那种满怀敌意的
间谍活动。但是，专业的情报官员并不这么看。
中情局对于仍在不断进行的间谍活动心知肚明。愤怒和发泄适于对付叛徒和内
奸，但指责对方“于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同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别人差不了
多少。
设身处地，如果我们在他们那样的情况下，也会那样做的。
一场游戏终于被曝光了。我们从华盛顿驱逐了他们的情报主管，他们也还以颜
色，从莫斯科驱逐了我们情报站的负责人。
非官方掩护（NOCS）官员有两种： 1）“通报的”非官方掩护官员，虽然不受
官方保护，但会告知派驻国，该官员与中情局暗中有联系c 刀“不通报的”非官方
掩护官员，意味着不告知派驻国，所以是潜伏的，适于暗中行动。因此有被派驻国
拘捕的危险。此类情报官员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也不受双方政府间的“默契”
的保护。
在情报工作中，我属于“不通知”的情报官员（NOC ），不受保护。因为这个
原因，我常常能感觉到我所处的无保护状态，我完全“没有靠山”。
我们这些非官方保护的情报官员是不允许带武器的。我们像一般人一样接受质
询。若有武器，我们会毫无例外地交给自己的大使馆保管。
我总随身带着一把刀，刀锋的长度在美国法津所规定的4 英尺门公分）的允许
范围内。我当然不把这把刀作为攻击性武器c 而且也不像是我的自卫武器，而只是
一件工具。我擅于使用利刀。我也知道很多种杀人的方法，但不会用刀去杀人，而
且从一开始，我就不需要去杀什么人。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三次几乎遭到凶击。有一次，一个凶徒作势扑向我，我
被迫从人行道跳上行车道，以避免受到他的袭击。那人是一个大约15岁的年轻崩克，
他突然停止不动时，我看到他的身驱在摇晃，明显是由于吸毒所致。我想把他打倒，
但发现他的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拿着刀还是拿着枪，我不敢肯定。如果他右手握
的是刀，那胜利者必定是我，我有把握。但如果拿的是枪，又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阻
止他的话。我肯定会输。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仅仅是为获得打断那个崩克的骨头
的快感，实在不值得。我狠狠地盯着他，一言不发。他迟疑了很长时间，然后转过
身，走远了。
还有一次，我听到很轻微的脚步声向我靠近，猛一回头，发现自己正对着一个
彪形怪物。我向后仰头，看到那大汉正举着右手要打我。但他终于没有抡下胳膊，
却突然转身，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
真正使我担心的是当时我带着假身份证，以及一些与之有关的东西。如果我真
的被凶徒伤害了，就要花费口舌告诉当地的警察和医院我到底是谁。
用真名时就好办多了。有一次我和妻儿在罗马那法纳广场，那是著名的旅游景
点，但也是罪犯和瘾君子出没的地方。那时我已是一个有经验且极其自信的情报官
了。我很快发现一个可能是暴徒的人正向我靠近。那个年轻的家伙虽然身手不怎么
样，但看起来很令人厌恶。我知道意大利的暴徒往往两人一组。
我大声叫着，让儿子离我远些，从袋中拿出一根漂亮的皮头棍，这作为攻击武
器要比刀子强得多。我非常自信地拿着棍子向那人走去，并用目光搜索他的同伙。
那人狂奔离我而去，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他的同伙，一个同样面目可憎的年轻小伙
子也开始后退。我象功夫高手一样吼叫着，冲向那个同伙。为了保命，两个家伙都
溜了。
我错过一场必胜的战斗，但却获得了年轻儿子的钦佩。
官方保护情报官员的准则有一些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随身佩枪。
我听说过一个情报官在会见一个新加盟的特工时，要那个特工看他腋下的那支
大口径半自动手枪。这个“牛仔”情报官想让新特工有个深刻的印象，但他做过头
了。那个特工感到很震惊，与另一个情报官报告了这一事件。结果“牛仔”情报官
被他的上司狠批了一顿。
请允许我再一次重申，杀人是与中情局的正常间谍活动格格不人的。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中情局的高级人士的咆哮声：“我们真的杀人吗？拿出证据
来！捕风捉影是不行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捕风捉影的说法当作什么证据！”
我相信我是唯一曾经自愿要求去“清除”一个很棘手的特工的情报员，而且还
提出了书面要求，这可是够蠢的了。我写道：“如果问题真是危险到了难以控制的
地步，……请为我提供必要的‘工具’，我将‘清除’他。”
不过这是我早先时候的事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中情局不杀人”这一信条。
总之，我之所以提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建议，是当时觉得在那种形势下我有责
任提出。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野心，或想哗众取宠。然而，我的建议未能引起任
何程度的重视，完全被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官方意见。
我想，这种事就像过眼烟云，没有人喜欢这种事，也没人愿意提起。
我的联络官私下功我说：“这不是在热带丛林里，也不是在什么战场上。你怎
么会想到去杀人？”
当我把这事告诉我的一位看过情报站资料的朋友时，他压根儿不信，于是翻阅
了过去的资料，边看边笑我：“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后来他说我欠他一个人情，
因为他没有把这份文件给大家看，要不然定会是满堂哄笑。
虽然有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但后来我几乎又犯了一次傻，不过这次不是什么书
面报告，而是口头开玩笑。
在谈到我发现有一个人可能是双重间谍时，我说出我的论调：“给我一辆有纵
火设施的大卡车，一直开进他家里。我还会顺便碾死他一家人，‘免费赠送’。”
那次会上有四五个人。大家对嚷嚷叫的幽默竟都没有一丝反应，因为他们都知
道我在瞎说，而且知道我本人也知道自己在瞎说些什么。
把杀人当笑料，没什么人会感兴趣。”中情局可能会利用黑社会组织，但不会
让他们去杀人。1976年，总统签署了一条规定，禁止中情局从事政治暗杀活动。很
重要的原因是要防止中情局涉足政事。因为中情局的加人对政治会有很敏感的影响。
这一问题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认为中情局不应作为在职管理层的政治
工具。我体会到，在几年后这一规定被另一个约定“冲淡”了，那项约定说，如果
是由于意外和非故意的原因致人死亡，是允许的，其结果也可以接受。
这是否又意味着中情局可以用“哦，对不起，这是一桩不幸的意外事件……”
的套话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呢？
禁止对罪大恶极的政治人物使用暗杀手段，是否一种道义的行为？不禁暗杀可
以避免由此可能引发的昂贵的人力牺牲和经济损失。在历史上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换句话说，很多战争都是由强有力的个人或其丑恶愿望所引发的。毫无疑问，如果
在其早年就把那些可恶的战争主角消灭的话，人间就会少很多伤害，少很多悲惨的
故事。想象一下，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在5 岁时就因天花而死去，世界历史会有多
大的不同。
显而易见，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从事间谍活动，而不是从事恐怖活动和谋杀。
因为主旨是搜集情报，所以中情局更像是一个“专家”或一个“技术员”用其
专业技能执行上级委派的任务。但是，公众却每每觉得，只有情报部门才能接触到
最高机密，于是认为最难完成的任务和最不能公开的任务都应该由这样的部门承担。
于是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中情局是一群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
着丑陋勾当的人。”
真他妈的，你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
情报组织往往面临着两难境地，做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但没人感激
你，两面不讨好，即便是只有“流言蜚语”公开说什么你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对
于来自国内外的刁难和错误批判就只有保持沉默，或“不予评论”。
不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裁决，永远也无法洗清被低毁的声誉。如此中情局总是
不给人以好感，自然落得个令人害怕的丑恶名声。
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坏名声还是中情局在从事体面、爱国和正确的工作的同时
获得的。在间谍活动的世界里危机四伏，且在战争期间，可以现场处决被捕的情报
官员或特工。
特工的命运更是涉险履难。没有所谓的“不成文的约定”保护特工。一旦被捕，
便毫无办法搭救。
说得残酷点，情报官员是牺牲不起的，但特工是可以牺牲的。我曾对执行处决
的方式作了一些研究，当然绝不仅是出于职业好奇。
我获知了一些“间谍”被当众绞死的情境。
如果执行绞刑，那么颈椎折断而瞬时死去，则感觉不到痛楚。这听起来似乎比
面对排枪要可取一些，据我所知，枪毙也不太坏，因为犯人听到近距离的“砰”的
一声巨响后，脑子里登时一片空白，身上立即被洞穿五六处。
几年前发生在一个国家里的一起绞刑非常残酷：犯人的脖颈被套上绳索后，整
个人被慢慢地拉上去就像是升旗一样，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
时候（像英国人形容被绞死的海盗一样“在绳索端上跳舞”），绳索却松了，把犯
人放到地面上，再在他脸上泼水，使他苏醒，恢复知觉，然后再吊起，直到死亡仁
慈地终止了他的痛楚。
另外一起绞刑：犯人在受刑时已瘦不成形，他的体重甚至难以噎死他自己。除
了拉他的腿，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真是那样做的。
死尸被公开吊了好几天，犯人本就细小的脖子折断了，并被拉长到了半米长。
这是死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亲眼目睹了一切。
这就是警示：千万不要被实行此种绞刑的国家抓获。
深度潜伏的中情局情报官更容易遭受危险，因为极易被错认为特工。他不可能
高声尖叫或摇旗呐喊，声称自己是美国中情局情报官，而不是特工！
在我作为非官方保护情报官（NOC ）的日子里，缺乏安全感成了我的心病。面
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中情局和政府都不能作为自己的后盾，我不能说自己究竟是谁，
只能凭空等待或许珊珊来迟的救援，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救援。
确确实实有一个我招募的特工觉得，我与其说是一个招募官员，还不如说是
“临时特工”，他当面告诉我他的想法。他无法想象我竞是中情局的官员（我要说
我在生活中很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只能对他报以无谓的一笑。几年后
当我开始在间谍、刺客和恐怖分子成堆的罗马工作时，我本能地对自己的安全格外
留心。生命威胁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袭来。我定期地观察城中恐怖分子的惯用模式，
不久便从新闻报道中知道，罗马城外的一个村庄已被意大利当局作为恐怖分子的集
聚地而进行密切监视。那个小村庄正是中情局上司过去常常约见我的地方。
有一次我问我的上司，巴解组织成员会不会随意杀人，他回答说不，巴解组织
一般只依命令杀人。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必须承认深度潜伏的情报官也有许多值得考虑的优
势。
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包括对方的情报官员、外交人员、特工在内的其他人，
不论是谁，如果你不愿意对他们表露自己的身份，他们通常对你的背景无所了解。
不管他们多么细心，或有专业经验，优势依然明显地掌握在你的手中。他也可能是
有相近专业水准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你有所猜疑，但他终究还无法肯定你的真
实身份，所以你仍处于优势地位。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常常可以得到总部的提示，
但他却无法清楚地知道你是什么人，站在哪一边。在没有确凿的线索前，他所能做
的仅仅是猜测你下一步的行动。
像你一样，专业情报官往往能“嗅出”或体会到其他情报官的存在，就如同一
个有经验的警察能察觉到罪犯的行踪一样。反过来，罪犯也能察觉到警察的行踪。
一般还必须有些防范措施。
有一回，面对着两个举止粗鲁的情报官，我拿出了一厚叠钞票，这是我预先想
过和练习过多遍的。那两人中职位高的那位满意地笑了，对我说：“我早料到这次
你会给我们钱的。”我也想到他可能已经猜出我是谁，会怎么做了，而且我也对这
种情形作过准备。
我说：“好，好。这样就请不要再推辞了，收下钱吧。”他坚决拒收我的钞票。
但我还有第二招。我拿出两件很值钱的礼物送给他们，我知道他们对这种“象征性”
的礼物更有兴趣，倾向于受礼。最后我终于说服他们接受了我的礼物。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NOC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动和时
间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用像一般人一样，按时上办公室坐班。表面上人们会觉得
这是他的工作性质使然，但实际上，却是在伪装之下。
此外，对于情报官来说，虽然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但被捕终究是“走麦城”。
这毕竟意味着工作的失败。
被当场抓获后，不论是否遭到胁迫，承认自己真实身份和所执行的使命，会招
致10年或20年刑期，甚至在充满敌意的异域监狱里囚禁终身。对于一个情报官而言，
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不是什么荣耀之事。
不管实际被囚时间的长短，被捕都意味着工作上彻底的失败，对情报官的个人
生涯和自信心都是沉重的打击。
牺牲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但对于自己的家人而言，就太残酷了。
我记得中情局长官威廉姆·卡塞曾想把摆在中情局办公室大楼人口处的内森·
黑尔铜像搬走，他这样做是因为内森·黑尔是一个被捕处死的间谍，也就是一个失
败的间谍，不是一个好榜样。很明显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当时年轻的内森·黑
尔，这是不现实的。铜像没有被移走，至今还在那儿，反绑着双手，向后来人昭示
这一职业的危险性。
承认失败是很难的。但明知已经失败却不肯承认，则会显得滑稽。
有位情报官向我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要在瑞士会见一个共产国家的特工。瑞士是中立国家，也是国际间谍活动的
一个舞台。
糟糕的是，他的特工这时已受到怀疑，被那个共产国家的四个秘密警察盯梢。
我们的情报官会见了那位特工，两人一齐走在城中静谧的街道上，而那四个秘密警
察也在街上跟踪他们。更糟的是，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家，警惕性却很高，已发
现那四个来自共产国家的“不安分子”，于是，瑞士安全部门派出了12名安全人员，
每组3 人，分别盯梢一个秘密警察。这样，18个人走在大街上。这简直是名符其实
的游行，就差没有乐队了。
最后瑞士方面觉得这太滑稽了，实在是过于戏剧化，便制止了这一事件。6 个
人都被扣留了，最后却只有我们的美国情报官获释，因为他有外交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