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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许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领了薪水而应该去做的事。尽管我怀疑他
们是否敢把不充分的计划书呈交总部的上司以请求批准。
没错，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事：进入一个微妙的环境去接近目标。非常困难，但
肯定是极秘情报官才执行的任务。
也许我的上司们期待着在这样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中出现奇迹。
也许他们希望敌方的情报头于会抓住我的西装领子，抽泣着请求经济援助，或
要求在什么地方政治避难，譬如夏威夷或大溪地岛。
尽管我因为“招募工作上的不足”而不被考虑提升，我的上司一定认为我还是
胜任这份秘密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的。
（让我们碰碰运气，让他去做，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事情搞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静静地死去，他们会说我“勇敢地”投身
于这项任务。（他们永不会知道我交给妻子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除非我遭遇不
幸。）
我罗马的上司一定不了解我过去的工作和我因此而得到的称赞。但我却知道以
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计划来获取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渺小。
人们常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不能没有幽默感，我非常同意。
思考愚蠢的问题会使人发疯。
行动前，精明的上司问我“感觉还不错吧？”消逝无踪。
如果你被分派了一件愚蠢的任务，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低劣的玩笑一笑了之。
你可以拒绝去做它，你完全有权这样，中情局不是逼人自杀的组织。当然如果
你真的想做，并且对自己又信心十足，那么就面带笑容去做任何你能做的事。
只需要记住，你无须至死不屈。
你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和你如何死去。
我无法把这次任务归为玩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欠缺考虑的不负责任的计划。
如果有人说我夸大了危险或毫无成果，我会请他亲自去试一试。
我还没听说过哪位情报官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施展绝技的。中情局有的是英
勇无畏的情报官，却鲜有鲁莽地接受这种挑战的人。
而我英明的上司也绝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和我的家人在罗马市中心遇到那
位情报头子。
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女目标去某一城市旅行。这纯粹是为了对其进行评估和
增进交往。她对单独和我进行这次三天的旅行颇为踌躇，我妻子笑着安慰她：“没
事的，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太对了，那些善于看人的饭店经理和侍者称我为“洪神父”。他们认为我是
一个天主教教士，我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的谈话不便重复。她还是个处女，并且非常好奇，她和在她之前的许多人
一样，向我吐露了许多她个人的想法。
三天后我们回到罗马。应她的要求我给了她一些我为这种行动而大量储备的色
情物品。许多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好奇，她的鼻翼因兴奋而不停地翕动。她拿了太多
的那种东西以致于我不得不对她做出警告。
我从来没想过要诱奸她（这也根本不会成功）。通常在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
是针对目标，我都不会考虑性这个东西。
最后，她很含混地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而工作，也知道你在努力做
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无论怎样，你是个真正
的绅士。”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毫不沮丧。
我一直以来都自己花钱收藏了许多色情物品，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成为我
的行动工具。在那些禁止这些物品的国家它们可以帮我的忙。不仅是针对行动目标，
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它们可立即融化冰雪，消除隔阂，而无须秘密行动。
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一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就立即大叫道：“没有男人不喜
欢这些东西！”
那之后，我再也不必经过那些繁杂的银行手续了。
只有一个软弱的目标拒绝了。他一看见我给他的杂志就惊叫道：“我太太见到
这个会杀了我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也猜不出为什么。
罗马的工作条件并不坏，尽管也有些不方便之处。
我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于罗马长达4 个小时的午餐休息。
罗马没有像东京或巴黎那么多的咖啡店或咖啡厅。找一家合适的很不容易，它
们往往在午餐时间都改成饭馆了。
天气睛朗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宽大的石栏上，非常惬意。正
值花期的杜鹃花开得很艳。
广场有许多游客，年青人、艺术家，也有举止无礼的人和兜售仿制的路易维顿
皮包的小贩。
在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我常常身着西装领带，甚至穿着雨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让阳光晒黑我的脸。我并非对西班牙广场或是晒太阳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而是我就
有一间安全屋在附近，我常常得离开屋子以打发午餐时间。
午餐时间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连去附近的康多提和其他人们常去的大街逛
逛，看看橱窗里的东西都不行。
当然，我不会浪费这段时光，我有许多事要思考。
1985年罗马下了一次罕见的大雪，14年来的第一次，几乎使整个城市瘫痪。第
二年的冬天又下过一次。
中情局中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是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后来因为懂
外语而转为情报官员。但是懂外语并不意味着合适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本书里已有
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
艰苦的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我们分部的新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情报官。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有时缺乏气度与正直，而这又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
的必备条件。这些缺陷抹杀了他的优点。
他的这种性格表现随处可见，他曾经向我抱怨过他“借给”一个特工的钢琴现
在却没办法要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把钢琴借给特工呢？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情报官是不能和特工过度亲
近的吗？我劝他最好把钢琴忘掉吧。
当然，这位特工对这位软柿子情报官毫不尊敬。在这名特工转到我手下那一天
的午餐中，他当着我的面骂他的前任上司“愚蠢”，“小气”。
一名情报官控制不了他的手下，他就不应该干这一行。
在罗马，我用太太的中国菜手艺招待过不少目标人物。客人都很喜欢。有一位
客人（目标）来过我家五次，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菜招待他，也就是说至少25道菜
和甜点（我太太对所有客人的就餐情况及钟意的菜肴都做了记录）。那些客人（目
标）们都被我太太的手艺折服以致于诚心诚意地建议我们在罗马开一家中餐馆。
我的副部长的全部评价却是：我们一定通过这些招待餐赚了不少钱。
我被极大地伤害了。站里给每个人的食物津贴是15美元，这仅够用来购买食物
和饮料，我太太付出的劳动完全是为我和我的工作做贡献。那些不时打坏的精美的
瓷器和水晶器皿我也从未要求过补偿，其他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目标人选一个人两顿饭就喝光了我珍藏的有23年历史的Chivas
Regal 威士忌！我把陶瓷酒瓶做成了台灯作为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副部长告诉我他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款待外交官们。我问他想
邀请多少人，他自豪地说：“超过100 人。”于是我问他在这样大的宴会上打算用
什么来招待客人，他告诉我说“热狗和啤酒”。
在美国陆军合作社购买热狗和啤酒可以使他轻易地从宴会津贴中赚到超过1000
美元的合法收入，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判断我的。
他曾经在那场令人伤心的越南战争中担当通译。就我所知，他关于国际政治和
情报工作的知识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他关心的是经济收人。这不是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而我恰恰不喜欢那些把金钱看成生命中头等大事的人。
我也认为金钱很重要，但生命中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金钱只是人生中用
来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金钱本身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那些过于看重金钱的人
往往看不到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间有明显的人格差异。我不可能喜欢他，他可能更加讨厌我。但他
是个“好家伙”。因此，他表面上对我颇能容忍。
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搜查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要，
他告诉我越快越好，最好一两天搞定。我问他已花了多长时间来找这些东西，他说
大约两个月。既然如此，突然打电话找我来干什么呢？
那时我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工作做得好坏。因此我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愤怒与轻蔑。
当时是上午9 点。11点45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他
大叫起来：“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快……”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他们两个月徒劳的工作而得到感谢，他只是想知
道我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它，而他和别的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却一无所获。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钱（因为我已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
具）六次乘出租车来往于不同地点（这样可以省去泊车的时间）询问我能找到的专
家们。这就是我可以在不到1 小时45分钟这么少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的原因。我花
了20美金出租车费而无法报帐，但我得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结果。
在我退休前，我惊悉他被提升担任一项重要工作的领导。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死与生
到达罗马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偶然地被我的日本朋友们介绍给许
多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士们认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身世，只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美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并且因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都能说一口
流利的日语。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会的会长阿路启神到罗马领导耶稣会前曾在
日本呆了差不多20年。现在，他因为中风而瘫痪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耶稣会在东京建立的上智大学的教授。对我来说，
耶稣会使我想起以前在耶稣会的大学中不幸的经历，我把它讲给他们听。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毫无责备的语气提醒我要谦逊。他的话使我心中若有所触，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从这位友善的神父那里听到更多的东西，他成了众多将改变我的
生活的神父中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一提的惊人的改变。
我们毫不知晓那位意大利神父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会长，他是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的顾问之一。
这些神父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忏悔神父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中亲密的朋友。
27年前我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我始终对他人的宗教信仰（任何信仰）深怀
敬意。
我和我太太是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的。我们的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
校，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的。结识这些耶稣会教士们之后，我又开始偶尔在为
日本信徒提供的私人祈祷间参加礼拜日的弥撒。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在罗马这个存有大量基督教遗址的城市里，我们开始
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宗教活动。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但不时和他们一块出去野餐、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思考，询问，提高。
有几位年青的日本教士和修女是格里高利教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间可以学习
宗教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著名学府，不仅有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学习，还有许多不同
宗教派别的学生，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有趣的是，这所大学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
物品的收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我见过的耶稣会的神父中有几位是那儿
的教授。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也使我回想起在日本的许多往事。
一天晚上，一位神父提议说，既然我收藏和设计手工艺制作的刀具，不如为教
皇设计一把小刀。据说教皇除奶酪和意大利香肠之外有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
把刀削苹果是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不呢？况且，这把刀极有可能被编入目录登记在册。那样的话，我的名
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
我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耶稣会导师问清楚，教皇是否会接受这把刀做为礼物。许
多人都对刀子或锋利的刀片存有莫名的恐惧，我太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教皇年青
时常常爬山和滑雪。我得到的答复是，教皇非常乐意收下这把刀。
我立刻联络我在美国的朋友雷·比尔，问他有没有空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随
十二圣徒制造12把相同的刀子，把第一把献给圣彼得的继承者教皇，把其他的送给
朋友们。
比尔先生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此事极为热衷，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他还问我能否向教皇为他79岁的虔诚的老母亲要一件纪念品。我请我的导师尽可能
地向教皇索要这件礼物。结果我拿到了由教皇亲自祝福的5 枚可以挂在项链上的小
小的银质徽章和5 颗印有教皇约翰·保罗M 世印章的念珠。
请再一次记住：有祈求必得回报。
对我来说设计一把刀于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但我还是
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教皇的不同照片以估计他手掌和手指的尺寸以便刀柄可以和他
的手很好地吻合。
这把以教皇在问候中常用的“GMTIAS”（感谢上帝）而命名的刀是用440 －C
不锈钢制成的，在银制的刀护手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刀柄是用名为“粉色象牙”的
一种罕有的非洲天然红木制成的。
在十二月的美丽的一天，我、我太太和于。我儿子彼得和雷·比尔及他的母亲
露茜·比尔一道前往梵蒂冈城罗马教皇的宫殿进行私人谒见，向教皇献刀。
由于梵蒂冈人严格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耶稣会导师——教皇的特别顾问也
被禁正直接向教皇进献刀具。但是那天我们的导师临时需要前往南朝鲜而留给我们
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将由一位日本主教引见给教皇，因为我们的导师出面担保，我被允许亲自
向教皇进献那把刀。
献刀的过程、教皇疲惫而愉快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及他同我们和比尔母子的合
影留念，连同官方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一起成为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记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还没人向教皇献过刀具。
和子一直抓着教皇的手，说：“请多保重。”而教皇做个脸，似乎是回答到：
“哦，主啊，我得听这个女人的训诫吗？”
事后我们对着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得到了教皇亲吻彼得额头的照片。彼得得意地说教皇称赞他是个“好
孩子”，我告诫彼得：“‘那就做个真正的好孩子吧．别让教皇做出错误的预言。”
因为刀子很锋利，我一直担心教皇会不会用它，或者他的助手们是否会让他使
用那把刀。
我本可以请一位修女去证实一下是否教皇像所说的他希望的那样在使用那把刀，
或者那把刀连放在教皇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妻子和于以她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认为问这样一个“粗鲁”的问题太过
“唐突”了。
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们数次为此事而争吵：这个问题怎么会是粗鲁的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说不定教皇现在已有一两个手指被削掉了，也或
许我因为那把刀而倍受称赞。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
我不想使自己听起来像个宗教狂热分于。我不是。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从宗
教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个有罪的人。
然而，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8 月，我扭伤了右脚，伤得很严重。12月份献刀的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我
还无法用双脚支撑站直身体。
当时，我注意到那位日本主教也有些破，并且惊异于他以前也受过类似的伤。
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3 个月的整骨治疗，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稍后，我完全忘了脚伤的事。然而在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伤痛居然
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
时。
这也�